必然的诗仙诗圣

摘要：分析李白成为诗仙，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在原因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诗人灿若繁星，各有千秋；中国的诗歌脍炙人口，流传久远，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代表了中国诗歌水平的极致，堪称空前绝后。
　　 李白为什么能成为诗仙，而不是诗圣？杜甫为什么能成为诗圣，而不是诗仙呢？这是他们的作品决定的，更是他们的性格、精神与情怀决定的，作品是表象，而性格、精神、情怀才是本质。
　　 李白的性格豪放不羁、无拘无束，他蔑视权贵，敢教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研墨，他敢于说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敢于说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的想象力丰富，能想象到“霓为衣兮风为马”、“虎鼓瑟兮鸾回车”、能想象到“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极善夸张之能事，能写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之句，也能写出“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之句；李白喜好饮酒，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对月亮情有独钟，三百多篇诗中有月，绝不是偶然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诗句深入人心；他一生四处旅游，大江南北都有他的足迹；他的乐府、歌行和绝句，敢于打破前人的格式，变化多端，神奇莫测，自然明快，洒脱飘逸；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因而作品中充分展示了古代神话的梦境与仙境的瑰丽多姿，令人向往。正因如此，李白的作品中能充分展示性格，体现自我，因为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是独特的，他的作品反映的是独特的思想，这与古代文人大部分谨小慎微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受到文人的敬仰，在文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仙人，而不是一个圣人，他只能被人们誉为诗仙，而不会被誉为诗圣，这是他的性格和作品决定的必然结果。
　　 杜甫的风格是沉郁顿挫，这也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感情十分丰富，但他不像李白那样奔放恣肆，而是很有节制，因为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远大抱负，他时刻关注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体现的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思想，他把目光投向现实社会，他用文字记录历史事件，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史书中没有记载的事件，因而他的作品被称为“诗史”也是实至名归的；他的文字厚重，思想深刻，是对人生和社会的冷静思索，是对生命与使命的沉重感叹；他的律诗被誉为“七言律第一”，声律协调恰未受约束，对仗工稳恰不留痕迹，“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展示了高度的诗歌技巧和严谨的诗歌态度，杜甫用他的儒家的忧国忧民情怀，描绘了他生活的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这是儒家圣贤的思想体现，是儒家崇高的仁爱思想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决定的，他的作品不是小我的反映，而是大我的反映，他的一生在悲吟，不是为自己悲吟，而是为国家和人民悲吟，他属于那个时代，更属于历史，他一生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杜甫只能被誉为诗圣而不是诗仙，这也是杜甫的性格决定的，高尚的性格决定了高尚的作品，从而赢得高尚的荣誉，被人敬仰。
　　 李白的性格是浪漫的，其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杜甫的性格是现实的，其作品充满了丰富的现实主义思想，他们无愧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的最伟大代表，独特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是他们成为“诗仙”和“诗圣”的真正原因。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绝妙的作品，更是深刻的启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以我笔写我心，不做无病之呻吟。
　　 在我们学习诗仙和诗圣的作品，感叹他们非凡的文字功夫时，是否应该更加学习他们的为人态度和为文理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