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改变了我的人生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回顾过去四十年的沧桑岁月，在我的人生履历中经历了三次转折，每次转折都受益于文字。假如说前期写作是为了自己出名和改变生活现状的话，那么后期的写作则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对自己带来好运则纯属善报。
　　
　　 一、从社员到大队会计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１９７５年高中毕业时正值三夏(夏收、夏种、夏购）农忙季节，割小麦、打场、整地、送粪、插稻秧、都是季节性很强的农活。天蒙蒙亮时大街上清脆的哨声就此起彼伏，然后人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到街头集合，上工，天黑得看不见五指才收工。那时的战斗口号是“苦干加巧干，地头两顿饭，白天跟着太阳走，晚上围着月亮转。”白天割了一天小麦，累的腰酸腿痛，晚上还要打场或送粪，日夜连轴转。在生产队里，没有同情和怜悯，只讲“同工同酬”，什么年龄干什么活，干什么活拿什么工分。
　　 我刚走出校门，才十九岁，农活尚不熟悉，力气也不够，但队长不管这些，对我与其他青壮年社员一视同仁，安排我推车子。白天刚干完活，累的我腰酸腿痛，晚上还要接着打夜班往三里之外的“公路西”送粪。一人一辆手推车，自装自卸，无人拉车。一支十几个青壮年组成的队伍，在皎洁的月光下蜿蜒一条长龙，延绵二三里。从晚上直到东方泛出鱼肚色。上半夜还勉强支撑住，可到了下半夜就深感体力不支了，尤其到了黎明时分，又饿又累，身上的衣服早就湿透了，但不能擅自停歇，坚持到早晨收工，各自回家简单往口里扒拉了点饭，倒头酣睡。还没有睡醒，下午又要上工了，身体处于极度疲劳状态，但又无可奈何。
　　 我本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我不甘心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度此一生。我暗暗为自己的前景规划设计了四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先当团小组长，再由团小组长提升到团支部书记，再提升到党支部副书记，继而再提升到党支部书记，最后提升到公社干部。
　　 第二条路径：当兵提干。通过当兵入伍提干得到发展。
　　 第三条路径：当民办教师或大队会计。
　　 第四条路径：外出打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时叫“盲流。”
　　 在农村，还有一条就是家里有外出当工人的盼望顶替，那个对我毫无关系。除了这四条途径外，别无任何选择。
　　 我心里确定奋斗目标后，便开始实施。
　　 那时大队唯一的舆论宣传阵地就是广播喇叭和黑板报。我每天出工时带着笔和纸，趁休息间隙将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写成稿子，交给来巡视的广播员。
　　 生产队集体劳动一般上午歇息一次，下午歇息一次。歇息时，由队里安排专人到田间地头送开水，汗流浃背的社员们早已干渴难耐，见到水来了，都争先恐后抢水喝。我为了尽快赶写出稿子，不得不放弃抢水的时间，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喝水罐就见底了。但当听到大队的广播喇叭里播放出自己合着汗水写就的稿件时，心里就充满了快乐和自豪，疲劳和干渴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大队党支部对我逐渐有了好感，三夏结束让我担任了团支部副书记，负责广播室和黑板报的宣传及团员纳新工作，半脱产。
　　 正值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其中扫除文盲是普及大寨县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作为村里的小文化人被受命于民师负责人，要求在一个冬季扫盲达标。
　　 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意义非同小可。大队为了加大力度，与我所在的小队长打了招呼，不准干扰扫盲运动，否则，以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论处。
　　 我带领三名民师在学校配合下，紧锣密鼓地下办起了夜校。每天晚上，在学校的教室里点上汽灯，教青年文盲识字。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开课前先领唱革命样板戏。白天就教壮年文盲认字，由所在生产队计公分。即使这样，他们（她们）因年龄关系还是不爱学，强调种种理由逃避上课。只能耐着性子苦口婆心地劝导她们，什么要服从当前革命形势的需要，什么要把这件事当作政治大事来认识云云不一而足，连哄带蒙把他们（她们）说得云里雾里才勉强留下来。但是，头一天学的，第二天就忘了，让人哭笑不得。
　　 经过一番含辛茹苦地努力，保质保量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一举夺得烟台地区（当时即墨县属于烟台专区）第一名，由区委书记亲授锦旗一面，我们为大队争了光。
　　 大队党支书发现我有点魄力，接着又交给我第二项更为复杂棘手的工作－－划成分。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解放初，即墨县只划出了地主、富农、贫农和中农，没有下中农。这次上级要求要从中农中划出下中农来。下中农是介于贫农和中农之间的成分。为了此项工作有序进行，村里首先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这个组织必须是根子正的贫农组成。经大队党支部研究选定了七人，其中六人是贫农，还有一人就是我，我出身中农，论成分不如他人优势，但我能胜任文字工作，写写画画的工作没有一个能拿起笔来人怎么行啊？何况给领导留下的印象并不差，所以，我成了这个组织的头儿。
　　 大家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全力以赴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将历史档案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将每家每户像梳篦子一样梳理了一遍，谁家解放前几亩地几头牛雇佣过长工和短工都一一查实，然后按标准对号入座，工作量相当大。经过几个月的昼夜奋战，大家齐心协力终将任务顺利地完成。
　　 我一连完成了两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任务，赢得党支部的一直好评。经过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将我调到大队办公室当会计，兼贫协副主任和团支部副书记，全脱产。从此我不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
　　
　　 二、高考作文拿高分
　　 经过半年的努力，二十二岁的我一身三职：大队会计、贫协副主任和团支部副书记，成为青年中的佼佼者，被大队派往即墨县党校学习，成为重点入党纳新对象，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就在我踌躇满志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政审发现我有两个姨父是地主成分，入党因“社会关系问题复杂”而被搁浅。“惟成分论”给了我迎头一棒。入党不行，当兵无门。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将一个个美好的理想彻底粉碎，使我一度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心情一落千丈，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好心的人们好言劝慰我，开导我，我只觉得心头冰冷冰冷。
　　 一九七七年冬天，正当我处于最低谷时，国家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凡是经历过这次高考的人，无论成败，都把这次高考看得很重。成功者可以从此改变命运，失败者亦不足惜。这次十年不遇的机遇，对谁都是公平的。对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谁肯轻易放过？对我来说，更是视作天上掉下根救命稻草。
　　 恢复高考的喜讯使我又重新振作起来，我顶着压力和嘲笑，母亲为我借了５角钱，毅然决然报了名。
　　 因为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公开高考，对一些常识毫无所知，考前我误以为报什么考什么，就借了一本通讯写作教材研究学习备考，后来听说不是这么回事，要考试文化课，这才反应过来开始复习数理化语文政治。
　　 正值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时，修水库、挖平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蔚然成风，我白天忙得不可开交，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坐在冰冷的四间空房子里复习功课。房子没有窗户纸没有炉子没有电灯，冰凉的水泥板就是我的书桌，冷极了就点把火烤烤手脚，饿时困时就抠白菜芯吃，一盏煤油灯陪伴我度过了三十多个冰冷的夜晚。我在这冰凉水泥板上写了两篇作文备考，一篇是记叙文，另一篇是论说文。考前我将两篇作文背得滚瓜烂熟。没想到作文竟然被我猜中了，在别人还在紧张地答卷时，我轻松地交了卷。离开考场时，我信心百倍，心里认定作文定会拉高我的总分，果然不出所料，我不仅金榜题名，且是全县第一名。我不能不承认是长期以来的文字爱好给我带来了助益。
　　
　　 三、从水手到办公室主任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敢有过高的奢求，只求能走出地瓜地，“农转非”，吃上“皇粮”填饱肚子就行。有位校长告诉我说：船上吃饭不花钱，而且管饱，能节省下工资来。于是我填报了海运和海上捕捞专业。当领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如愿以偿，深深地沉浸在幸福之中。消息传出，在当地传为佳话，一时成为街头巷议的焦点。由此改变了两代人“读书无用论”的错误观念，激励了莘莘学子读书上进的自信心。
　　 到校后，最关心的就是毕业后的分配问题。老师告诉我们说，将来的分配方向是：驾驶专业都上船，轮机专业一部分人上船，另一部分到船厂。船上有生活补贴，所以吃饭不花钱，而且管饱。我是船舶驾驶专业，毕业后兴高采烈地上了船，让陆地工作的同学羡慕不已。
　　 上船后，我可以尽情地满足饱腹之欲。而且每月还能节余出一部分生活补贴买成大桶饼干带回家，令街坊邻居羡慕不已。
　　 我日夜漂泊在海上，睁眼天连着水，水连着天，渐渐地感到生活枯燥乏味。那时，船上没有电视和报纸，收音机常无信号。平时除了接触码头上的装卸工外，几乎与世隔绝。最难过的是晕船关，每到遇到大风浪天气，外面波涛汹涌，肚里翻江倒海，只觉天旋地转，头痛欲裂，冷汗涔涔，脸色蜡黄，大米粒从鼻孔喷射而出，食道像被撕裂般痛疼，胃吐空了，就吐苦胆水。老船员看到后却不以为然，说道：“刚上船时都这样，经过几次大风大浪摔打后，就晕出来了，如果开始胆怯退缩晕不出来，就注定要遭一辈子罪，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再看其他船员，晕船时，俯在行进中的船舷边，顶着凛冽的寒风，呕吐完之后，拭去眼角上的泪花，擦去嘴巴上的粘液，喝口水漱漱口，继续工作。他们没有因为晕船而退缩，而把晕船已经当作家常便饭。
　　 船员来自全国各地，而大部分家住山东半岛沿海港口附近，只能借船去该港口之机回家看看，难得回家一次。而内地的船员则每年只能休假时回家一次。即使在单位所在地青岛市住的船员，也时常船靠码头却不能回家，因为在短暂的卸货和装货时间里，不仅需要正常值班看舱数货，期间还要移动泊位，必须在留足人员以维持船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将部分船员放假回家看看。即使回家至多过一夜，天不亮就得爬起来急三火四地去码头赶船。稍有迟缓就会撇船。家，倒成了临时留宿的小旅馆。
　　 每当船员要回家时，就会兴奋的睡不好觉，提前将自行车擦净充气，皮鞋擦得铮亮，胡子刮得发青，衣服换上最干净的，头发梳了一遍又一遍，打扮得像个新郎官，骑上自行车载着大包小包一溜烟没影儿。
　　 回船后，那精神像打了鸡血，爱说爱笑爱动了，脾气也小多了，干起活来不知疲倦，甚至连晕船都减轻了许多。
　　 因为，他们得到了满足。
　　 这就是我们的船员，这些与我朝夕相处的船员们，其实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人，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常年漂泊在海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然而，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内心里的喜怒哀乐又有几人知晓呢？
　　 他们为了祖国建设和繁荣富强，用肩膀抗起了一条海上铁路线，常年南来北往没年没节昼夜不分地奔忙。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战狂风斗恶浪的大无畏的精神；他们大海一样博大的胸怀......
　　 我被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地欲望：我要拿起笔来为他们说话，真实地记录和反应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歌功颂德，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
　　 风来了，浪来了，船又开始摇晃起来，我不再萎靡不振，我把两脚叉开站稳，双手紧紧地握住舵轮，身体随着船舶的左右摇摆而左右荡来荡去，在换舵手休息的半个小时里，我眼睛盯着各种浪的形状，观察着船员们的各种姿态，大脑开始运作构思。注意力的转移，反而减轻了我晕船的程度，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的含义。
　　 船上分三班，四点到八点一个岗，八点到十二点一个岗，十二点到四点一个岗，每四个小时换一次岗，昼夜不停，周而复始，也就是说，每一个班需要白天值四个小时班，夜间值四个小时班，除此之外，四点到八点的班白天除了值班外，还要干一些零碎活。每个房间睡四个人，床铺都安有一个铺灯，灯光昏暗。别人睡觉，我就利用睡觉的时间拉上铺帘打开铺灯悄悄地写稿子。
　　 锚泊避风时，船员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牌，我还是就躲在房间里写稿子。
　　 即使在风大浪高的天气里，我依然克服剧烈的晕船，呕吐完了之后再继续写稿子。
　　 船到哪里，就写到那里。船靠码头后将稿子投到邮局去。发给单位简报，发给当地报社，也发给《中国海员杂志》。尽管多数稿子石沉大海，但是，我还是要写。一种强烈地社会责任感激励着我，让我欲罢不能。
　　 在摇摇晃晃的船甲板上，我一口气坚持写了十二年，十二年里，公司几次要提拔我干驾驶员，都被我婉言拒绝了。其实，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就考取了船舶驾驶员必备的所有证书，但那只是为了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而已，并非有什么真正想法。
　　 我的举动被单位简报披露后，感动了领导，将我从船上直接调到了经理办公室干文秘，人模狗样地有了一张办公桌。其实，我做梦都想有一个写字的地方。
　　 不久，我又参加了本系统一个新单位的筹建工作，在新单位的一次中层干部公开竞选中，我脱颖而出当选了办公室主任。
　　 是文字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但这次的改变，却是意外的收获。
　　 当办公室主任后，虽然事务琐碎些，但工作之余，仍坚持笔耕不辍。与以前不同的是社会接触面扩大了，我开始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大力倡导奉献爱心，讴歌人间真情，弘扬社会正能量，一篇篇传播爱的文章带着满满的正能量不断见诸报端，传到社会各个角落。有的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果，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由此而得到了社会上的帮助。为此，我的作品备受大众喜爱，也得到媒体的关注，我被《通俗文艺报》聘为特约记者；加入山东海洋文学协会。从而扩大了自己的视野，认识了一些文友。这些由文字结下的友谊纯洁无瑕，无任何企图，更没有半点儿铜臭味儿。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这些财富，我便是精神上的富翁，感觉活得踏实，内心平安、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