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门市送货和从豆业公司到北京

摘要：从沈阳到北京的一段人生历程 建材门市送货
　　 2002年3月29日，我离开了沈阳绿化二公司，在一家建材门市口停了下来，因为一张“招男工”的牌子挂在那里。我进去咨询了一下，一位镶着金牙，看起来较漂亮的妇女说：“月工资400元，上午管一顿饭，不管住宿。”经一番考虑，4月1日我正式开始了我一月的送货生活。
　　 这家门市是一位寡妇太太带着两位下岗女儿开的，那位看起来漂亮的妇女是她的小女儿，我叫她三姐；还有一位暴牙的妇女是她的大女儿，我叫她大姐。另外打工的还有两位：一位姓杜的老头，有五十岁，头发胡须已发白，我叫他杜大爷；另一位是个丑陋的妇女，很矮的个子，姓张，我叫她张姐。
　　 我，杜大爷和张姐主要从事送货上门的一项艰苦工作。我们把白灰、沥青、水泥等，用倒骑驴给客户推到家去。
　　 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像起了火，门市门口的一堆沥青也淌了油。平常爱动的狗也一动不动地卧在房子阴影处，伸着长长的舌头，呼呼地喘着气。我推了两千斤水泥在油路上缓缓地前行。汗水已湿透了他的衣服。如果遇到上坡的情况，若一下闯不上去，倒骑驴将会翻车，这样还要把一吨水泥重新装到车上去，这是让人最头痛的事。有一次我一路竟然翻了三次车。那次，我又差点没上去坡，原来一位六七十岁的好心的老大爷，主动帮我推了上去，而且这位老大爷一直帮我推到客户家，我感动的不知如何是好。
　　 我远在二千里的异地他乡，只有一位远门的堂哥，我是不想在堂哥家吃早饭和晚饭的，可是我怎么解决早晚饭呢？我请求寡妇太太管早饭，晚饭给捎点干馒头就行了，寡妇太太勉强同意了。开始几顿早饭，寡妇太太做的还可以，大约过了几天，老太太再也不做早饭了，她竟把昨晚的剩饭和剩菜给我吃，晚上让我带馒头，脸色也死难看。这样，24小时内，我有很长时间处于半饥饿状态。特别早饭后，我饿得出虚汗，我很难把水泥送到。
　　 一场大雨过后，破烂的马路上处处是不知深浅的积水，我的倒骑驴不知被陷下去多少次，艰难的行程，身上流着汗水，心里流着泪水——
　　 有一次我和张姐一块去送货。我问：“张姐，你的工资也是400元吗？”张姐迟疑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我看出来她在撒谎。
　　 一天，门市附近的一位老人告诉我，张姐和杜大爷的工资都是600元。还说前几天走的那个小伙子工资还450元呢。我顿时有了一种上当的感觉，为什么同付出劳动，竟有如此大的收获差距呢？
　　 4月31日下午，我辞掉了建材门市的工作，结束了我30天的送货生活。
　　
　　 从豆业公司到北京
　　 在沈阳建材门市送货时，曾给一个脸像“佛像”的客户送沥青，在闲谈中“佛像”问我工资多少，我告诉他400元。“佛像”说：“太少了，你到我豆业公司来吧，我至少给你500元。”我说：“须到月底，否则建材门市不开工资。”佛像同意了，并且让公司经理见了我一面。
　　 2002年4月31日，一辆摩托三轮停在建材门市门口，佛像从后箱帘子里露了出来，他向我问道：“你去不去我公司？否则我找别人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虚伪的口气，其实他很难找到人。
　　 我辞掉了建材门市送货工作，进入了豆业公司，董事长是一个胖妇女，模样与佛像相似，原来佛像是董事长的弟弟。
　　 这家公司是流水线式生产豆腐，工人们的休息时间不足五小时，由于好几个工人累跑了，才出现了佛像乘摩托三轮请我的现象。
　　 隆隆的机器声连续了十几个小时，半小时的吃饭时间过后，工人们马上又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几天下来我的骨头像散了架，我感觉再过几天就坚持不住了。
　　 车间主任张小华还经常向我发脾气，他的情妇高玲还经常到董事长那里告我的状。
　　 一天，有人告诉我有人找，我出去才知原来是弟弟和弟媳妇，半年没见亲人了，此时一种亲情暖流涌向我的心头，弟弟给我带来了葡萄等好吃的东西，弟弟知道我的情况后告诉我：“跟我演杂技，我也给你500元。”
　　 为了摆脱苦海，我辞掉了豆业公司，决定去演杂技，我忘记了那耻辱的“血泪沈阳”。
　　 花30元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和弟弟边演杂技边往家乡方向前行，昼行夜宿，度过了十几天的野炊生活，到达锦州时，弟媳再也没有力气骑自行车了。我和弟弟求助火车站，火车站的同志免费把我们拉到兖州，我和弟弟再次求助汽车站的老乡，终于到达单县老家。
　　 也许我真是逆子，秋收期间我跟父亲吵了一架，第二天就打算外出奔波了。
　　 面对无奈的外面世界我不知道何去何从。我只好告别了奶奶等亲人先到达菏泽火车站再做决定。奶奶固然很难过，问我去哪里，我说我去原地方，我怕奶奶担心，故意说了谎话，奶奶依然神色慌张地送我，谁知这是与奶奶永别了。
　　 到达菏泽火车站时，经过一番考虑，我踏上了通往北京的列车，因为妻子的妹妹小花家在北京，到那里好歹有个落脚之地。火车在2002年11月1日到达北京西客站，随着拥挤的人群，我已站在京都陌生的街道上了。妻子的妹妹家的地址我只知道在旧宫。因为在她结婚时我曾给她拍过一封贺电。我到处打听通往旧宫的公交车。问路边的报亭和小卖店以及过路的行人、都说不清楚，我徘徊在街头几乎绝望了……
　　 还有一线希望，同小花的妹妹在旧宫的还有妻子的姨哥，虽然没有见过一次面，但我曾记得他的一个座机电话。我来到车站旁的电话亭，我拨了过去，话筒内传来是空号的提示，可能是电话号记错了，这点希望也瞬间破灭。口袋里就几块钱了确实不允许往家打电话问了，否则连公交车都坐不起了。我像一只迷途的羔羊，面对来人往，川流不息的人群，我感觉多么的渺小和无助。我向一位花白头发的骑三轮的老大爷问路，他耐心地给我指点了路，并且愿意或是主动用人力三轮车免费把我送到开往大兴区旧宫的站牌下，我有了一丝希望，转念又想会不会受骗，我犹豫了，老大爷那善良的形象马上让我排除了杂念。
　　 经几番周折，我终于把行李放在妻子的妹妹家门前，一位花白头发的大爷接待了我，原来他就是妻子的妹妹的公公。
　　 不久“十六大”召开了，北京市没有暂住证的外地人会被遣送回家的。
　　 因此我不能出门找工作，一星期来我只做三件事，吃饭，看电视，睡觉。到晚上，郁闷和孤独便向我袭来。
　　 后来，我还是出去了，偶尔在墙上找到一家广告，是所私营羽绒服厂，月工资400元，管吃管住，我只有先干着。羽绒服厂里工作量很繁重，一天仅有7小时的休息时间，十几个人在一块吃饭，大伙每人一碗米饭，夹上一点熟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和一个可恶的河南人干了整整40天。人人说河南人坏，经体会，我才知是名符其实。
　　 2002年11月30日，在妻子的妹妹的哥哥地帮助下，我成为东红公司的一员，暂时在包装部。倒霉的是我和可恶的河南人却有扯不断的瓜葛。在这个公司我又与一个河南人叫贾胜利一同共事。我暗称他“甄失败”此小子像孙猴子，头顶流血，脚底流脓——坏透了。第一次见面，他就大大咧咧，一副“哭丧”脸。还有一个“倒插门”刘卫林算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欺软怕硬，在他的侮辱下，我忍耐了很久，终于和他做了彻底地斗争，事过之后我感觉非常平静。不久，冲床部有人休班，我暂离开包装部，被调去冲床部开始了40天的冲床活。
　　 冲床生活中结交了一位知己叫赵参军，虽然和他在一块时间短，与他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然而好景不长，他因各种原因要离开公司了，而且非常突然，没来得及向他告别，他便匆匆离去了。我非常难过，一方面是离别愁绪，另一方面将意味着我再次沦入刘卫林手下。
　　 我送给了赵参军一首诗找人捎去。
　　 惜别
　　 春晚飘絮落花节，
　　 刚遇知己匆又别。
　　 京城欺凌何时尽，
　　 望断西方夕阳斜。
　　 在刘卫林手下几天，我被调入木工部。不久“非典”来了，此病毒席卷了首都北京。公司内勾心斗角，我渐渐不能适应，7月初，我离开此公司，此时得到奶奶病重的消息，当我风尘仆仆地返回家时，天空下起了雨，我踩着泥泞的土路来到奶奶床前，奶奶的床已抬到当门，她头发蓬乱，身上依然盖着那床几十年的被子，她在痛苦的挣扎叫喊。我感觉奶奶已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强忍着泪水走出门外，在雨中一腔泪水伴着雨水冲出了我的眼眶。
　　 我陪伴奶奶一个月，她依然这样，迫于生计的压力，我返回北京，在北京我四处找工作，最后在一个建筑工地当保安。月工资400元。两个月以后，我往家打电话得知奶奶已经离开了人世，刚刚办完丧事。人生路上陪伴我26年的奶奶与我永别了，回忆多少与奶奶在一起的往事，悲痛折磨着我，使我欲哭无泪。
　　 7月1日，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到故土，我趴在奶奶的新坟上哭了很久，我深深体会了阴阳隔离的残酷和无情。
　　 2003年春节后，我再也不想去外奔波了，因为我一出行，就想起奶奶送我的慌张的神情，我的心就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