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人

摘要：一群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说说他们的故事，说说他们的人生。 小城往东有一条大马路，离城十五里处，几个村子连在一起，三里有余，名曰“三里鲍庄”。
　　 据说，明朝中后期，一群山西人被迫迁往此地，有了第一个村子。这群山西人来此后发展经济，添丁增口，后来，兄弟开始分家了。经过一次次分家，从西往东，依次排起，一队，二队，三队和四队，一直到五队。
　　 清朝中后期，五队里诞生了好几个有名的大地主，大财主，一些穷人无有了立足之地，蔡姓一族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穷人想另立门户，怎奈五队的大地主气足，不允许与他们一条基，以免占去了风水。因此，这群穷人沿着五队最东边，向后退去三百米，另立门户，名曰“蔡庄”。一打眼，那五个队是亲娘生的，这蔡庄像后娘的孩子，孤孤零零的待在后面。
　　 随来的有一家姓谭的，一家姓罗的，还有一家姓闫的。姓蔡的先人胡思乱想还是有些学问的，他们说“谭”和“坛”音，“闫”和“盐”同音，“菜”和“蔡”也同音。那不行，坛子里装上盐，不就腌菜了吗？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蔡姓先人不得已改姓为李。
　　 我们祖上一直很贫穷，靠给地主家扛活维持生计，尽管财不旺，可是人丁很旺。村子中间的一条布条子，前后十几间茅草房，住着我们李姓几十口子，出了五服的一家还挤在一起。阴天下雨，布条子内积水很深，往西挖条小沟排水，离大沟太远，往东吧，姓罗的地主不允，几代人住在汪洋里什么滋味。听奶奶讲，她和爷爷一起，牵着东家的牛从姓罗家门口经过，人家喝一声：给我拐回去！不让他们走。爷爷与奶奶就又牵着牛回来了，从村子南面绕了过去。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爷爷奶奶从祖上也继承过来那种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的性格。听他们讲过去的事情，儿时的我，心里已经升起了熊熊怒火。我们家的宅子在东面是姓罗的地，每年秋冬他家都会拌些农药撒在地边，我们家的鸡翻过沟吃上几粒毒粮食，就会扑腾一阵子，然后翻了白眼，死不瞑目。我尽管很上心的看着鸡，可家里的鸡每年遇难的一点不少，为此，我被母亲狠狠的责罚，为一只鸡我要跪上半天。那天清晨，我不知道咋想的，跳进他们家地里捡了一把带毒的蜀粟粒，悄悄走过他们家门前，丢在了路边。结果，他们家的鸡那天死了七只，听他们那里叫唤，心里别提多解气了，也算替爷爷奶奶出气了。
　　 我爷爷兄弟三人，我家太爷爷走的早，因为穷，大爷爷就去别村做了上门女婿，在当时也是抬不起头的事情。二爷爷十几岁时，不知道被谁的队伍抓走了，家里只剩下爷爷一个男孩了，就这也娶不上媳妇，二十几岁时才成家。那也是我奶奶的父母去世了，哥嫂嫌弃，不知道是用了几斤面就领了回来。在外做零工的爷爷回到家后，知道家里给找回了媳妇，四处寻找，最后，在屋后的枣子树上看见了奶奶，此时的奶奶正趴在树上摘枣子吃呢！
　　 小时候，二爷会给我们讲起他年轻时的故事。其中一段我记的最清楚。“那一年冬天，晌午饭好了，可队伍吹响了集合号，大家慌成一团。有的用手捧着吃，可饭太烫了，有的用衣服襟包着吃，走着掉着，你们知道我用啥吃哩？”我们瞪大眼睛询问着。“我看见墙角里老乡家的尿罐子，提起来摔在了地上，拿了最大的一块当碗盛饭，一边走一边吃。”
　　 二爷说到这时，弟弟妹妹大笑起来，我却没有笑，脑海里想象着当时的情景。
　　 二爷扛枪的队伍属马洪奎的一支，最后在内蒙被打散了。恐慌中他一路奔跑，不知怎么就跑到了甘肃某地。我们都很失望，我们多希望二爷是红军，像电影里的红军一样爬过雪山，过过草地，最好是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再不济也要像我母亲的姨夫一样是共产党，是我们这小城最早的一批共产党，这样他也可以在城里的老干部局修养了。不过，我们依然很骄傲，在那种情况下，二爷怎么就想起了摔人家尿罐子当碗。吃不饱就跑不动，跑不动就会被打死，那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他后来在当地一家窑厂干活，并且在那里成了家，有了两个女儿。解放后，陇海线与京广线连接轨了，1954年，二爷爷腰里捆着他多年的积蓄回来了。他先是为家里买了村东的八亩薄地，结束了我们家世世代代雇农的身份，远近有名的庄稼把式终于种上了属于自己家的土地。直到今天，父亲不止一次的讲述当年一家人欢天喜地去自家地里刨地的情景。二爷又给家里修了房子，三间正房，青砖包墙、青瓦接檐，当时很气派的。这老屋前几年我还看到，可买的地只种了两年，就收归国有了。
　　 由于种种原因，二爷最终没能返回甘肃寻回妻女，他孤独终老，走时八十四岁，没有留下一句话。
　　 父亲本不识字，后来在村里的扫盲班里识了几天字。再后来，他跟着上面下来的农业技术员学习认字，也学会了计算土地面积。一般的数学题他不会算，但一说到几尺宽，几丈长，换算成多少亩，他门清。就连那奇形怪状的地块，他也能算出亩数。
　　 父亲三十来岁时做了村里的会计，每年麦收后，他领着村里的年轻人，组成架子车队去公社交公粮。村子东头有条大沟，当地叫“官沟”，很深，没有桥，每次过“官沟”时，几个人同时推一辆装满麻袋的架子车，喊着“1、2、3”，车子才能上去。
　　 那时的我趴在架子车上的麦口袋上，听着父辈们这样的叫喊声一天天长大了。
　　 “今天真热！衣服一天没有干！”
　　 “又渴又饿，喝口水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那验粮的小娘们成心和我过不去，一会说湿了，一会看见土坷垃了，一百斤非扣十斤杂，地里长的东西，能看不见一个土坷垃？我家七口人，一个人一百二十斤任务，三扣两除的，一大口袋麦子没了。”
　　 “不光和你过不去，她和谁都过不去，她扣完好有奖金啊！扣的多，奖金也多。”
　　 年轻的父亲也是有抱负的，他决心要为村里做一件大事。在一次土地清查时，他运用了他天才的计算方法，向公社瞒报了近二十亩地，村里人心知肚明，那些年少交不少公粮呢！
　　 自此，村里人把父亲英雄一样的看待。一次，村长领着村里几个人去县城办事，还特意请父亲一行人去一家大面馆吃了面。我记得很清楚，吃的是榨菜肉臊子捞面。
　　 这几年，我时常看到父亲闷着头抽烟，一句话也不说。一天，我忍不住问道：“大，你又咋了？”“唉！谁知道呢？谁知道现在种地不交公粮了，不交公粮还给补助，那二十来亩地，让村里人少得不少补助哩！”年进七十的父亲一脸的歉意。
　　 这里，我要说一下我的母亲。我姥爷在他们村里，做过村长，对于官面上的事情，母亲略通一二。母亲来到后，开始了她的计划，说的文雅点叫“开疆扩土”，说的难听点就是“侵略扩张”。
　　 村子的东南面，是队里新开的一块菜地，四周挖上了沟，沟边栽上了树，有一亩多。一次，趁队长闫锁外出开会，母亲就找人把石头拉了进去，打好了地基，等队长回来，也晚了。最后，这事闹到了公社，母亲头头是道：人家都是祖宗留下的，俺家祖宗没本事，可是现在是新社会，你不能让我没地方住吧！说的公社的干部都无言以对。当时，还没有出台关于宅基地方面的文件，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块地方，确实不错，我们家来这里后，从土坯房到瓦房，又到平方，中间经过了几次翻修。也从过去的两间到四间，到后来的八间。并且，母亲很有先见之明，她就知道宅基地肯定不会放任自流，会管理的。在一次翻修房子时，把我们家房子的地基往中间提了提。后来，上面规划地基时，她说屋后不要，谁愿盖谁盖。她压根就没有想让谁盖，也盖不下，盖了以后连个路都没有，还挨着个大塘。这样，我们家既没有挨罚，还白落了屋后那片地方，放个柴火，堆点农家肥，很方便。
　　 以前村里的地是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一年秋天村里又动地了，放学后的我看见母亲因为分地又与队长会计吵了起来。
　　 “这地两头都不一样宽，你说恁多就恁多啊，边上这一溜不能给我扣了！”
　　 这块地挨着沟边，因为水沟不直溜，这块地也就成了多边形。
　　 “学生都知道，按梯形算，还是拉直按三角形算，都是一样的，不信你问问你闺女。”
　　 年轻的会计一脸无辜，求救的目光看向了我。母亲看看我，我看看母亲，我已经知道她的目的，她就想沟边那点地算自己的，我没有吭声，扭头跑了。母亲最终如愿以偿，把沟边开垦出来，冬天栽种油菜，油菜割了，栽上好多南瓜，秋天时，那一小溜地拉回去好几架子车南瓜，家里的老母猪有的吃了。
　　 听过不少地方关于聊天用的词语，什么“唠嗑”，“撇空”，“侃大山”，最喜欢的还是老家的口语，一个“喷”字，可以瞎喷，胡喷，朝天喷，既生动活泼，又大气磅礴。
　　 我从小就喜欢听长辈们村喷空，关于善恶，对错，美丑，开始有了早年模糊的概念。大点以后再听他们喷的内容，也蕴含着朴实的哲理，现在再听他们喷，又是一番感触。
　　 母亲说：人这一辈子就是撞着走，不是黑就是白。父亲会接上一句：我说人活着就是转圈，转来转去，该干啥的还干啥！你姥爷解放前夕做了村长，他参加了新社会的土改工作组。就说镇压地主，枪毙抢摸羔子（抢摸羔子，指土匪，强盗，绑架的一类人），该死的跑了，没多大事的给枪毙了。初始的政策严厉，是一刀切，单是有人举报，摊有命案，也不请示上级，就地枪决。三天后政策就改了，看犯事大小定罪，跑了的人也就捡了条命。有些人镇压了实在可惜，就说一队的周文玉，是有名的大善人，在城里开了一家大粮行，困难时候周济了不少邻里乡亲。还有四队的周谁谁，人家是靠祖传药酒发的家，也没能逃过。
　　 父亲道：那时按地多少划成份的，超过多少亩地就难逃了，农村人可不是有钱就买地，那也是正途，治家业，光门楣。也有有幸运的，五队的谁谁，他爹死后没两年，赌博输掉了家里的一百多亩地，人家没事。
　　 母亲道：也有有幸运的，五队的谁谁，他爹死后没两年，赌博输掉了家里的一百多亩地，人家没事。
　　 父亲接过话：我说人活着就是转圈，周文玉的孙子去广州打工，自己买肉剁馅卖，一干好几年，“非典”那一年人家转运了。那回，人家都跑回家了，他没跑，他常去买肉的那家肉联厂工人跑完了，老板也急着回家，可是肉联厂转不出去，他就很便宜的接了过来，也签了几年的合同。后来人又都去了，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周文玉的孙子前两年回来了，几十年后，人家孙子还是咱这里最有名的财主。五队镇压的那几个地主，后人被人瞧不起，他们都外出谋生，学个小手艺啥的，现在有开饭店的，有办家具厂的，人家依然是财主。被发配到北大荒的那几个地主，几年前他们的后人回来认祖归宗了，他们的后人在北大荒都承包有几百亩地，还是做地主。
　　 听父母在那里喷，也觉得喷的有道理，喷中有乾坤。人接触什么思想，就决定了人过怎么样的生活。
　　 爷爷打年轻起，就是个手艺人，一把瓦刀，一个抹子跟随了他一生。解放前，一次因武汉有战事，他从湖北某地，没命似的往家干。船已经开了，有一个年轻人没来得及登船，他就一跃趴在了船板处，人太多了，他根本没法爬上来。这时，爷爷伸出双手拉住了他，这一拉就拉过了一条河。
　　 这个人是我们县城的，他从此和爷爷结下了生死兄弟。我父亲出生后，被他收去做了义子，干爷爷没有儿女，对父亲很好。他临走时，把父亲叫去，让他在一张纸上签个名字，他名下的两间瓦房就归父亲了。可是，父亲没有签字，这房子被收了公，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了，这两间房子就在夜市一条街，是县城里最繁华的地段。
　　 想想自己也不缺机会，也争取来了机会，是自己的思想决定了自己的走向。十年前的我，能买起北京二环内的房子，就因为自己的小农思想，犹犹豫豫中错过了机会，最后连人家的厕所都买不起了。耳边经常是父母这样的话：住在街上，接个水要钱，泼个水还要钱，万一有点什么事，那房子既不能啃，也不能装个轮子推走。那么多人涌到城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学不好，还学不坏？扪心自问，自己尽管在城市里生活了近二十年，但骨子里还是农民，我的心从没有离开过土地，我对土地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感，我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地人。
　　 孩子的爸爸是外地打工认识的，家是外地镇上的，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女子结婚，无论户口是否迁走，地都会被村里收回去，土政策。为了保住自己的二亩半地，我豁出去了，个人资料上至今未婚，只是可怜了俩孩子，当了几年黑户，最后才落户在他爹的名下。
　　 春节时见到表弟，他开口一句话是：姐，饿死瞎慌，饿不死老等啊！表弟当年买的户口与工作，没干几年下岗了，他下岗时买工作时贷的款都还没有还清。城市里生存不容易，他就有了回来的打算，只是现在，农村户口门槛高了。十几年前花了一万多买的户口与工作，十几年后又花了一大笔买回了自己曾经的农村户口。这倒很符合父亲的观点，转来转去，该干啥的还干啥。
　　 “要不你们别种地了，种了一辈子地，该歇歇了。”一次我对父母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