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割舍的情怀

摘要：每忆起往事，那似水年华，就一幕幕地在我脑中闪现。从考入警校算起，我已穿了三十二年警服！“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峥嵘岁月，何惧风流……”那青春的火焰、燃烧的激情、不灭的理想、执着的追求，融入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澎湃着我的血脉，浸润着我的心田…… 许多好友曾经问我：“当初，你要是调到市政法系统，或者市纪检委和文联，你现在的生活会怎么样呢？你遗憾过吗？”我乃笑答：“舍不得这身警服啊！”
　　 每忆起往事，那似水年华，就一幕幕地在我脑中闪现。从考入警校算起，我已穿了三十二年警服！“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峥嵘岁月，何惧风流……”那青春的火焰、燃烧的激情、不灭的理想、执着的追求，融入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澎湃着我的血脉，浸润着我的心田……
　　
　　 一
　　 小时候，每当人们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时，我一仰头，毫不犹豫地说：“当警察！”
　　 怀揣着这份纯真而美好的梦想，一九八四年高考结束后，我终于如愿以偿，被警校录取。
　　 入校之后，身着上白下蓝警服、飒爽英姿的学长们，让我异常亢奋地、惊喜而羡慕地瞪着双眼，怎么看也看不够！
　　 在热切的盼望中，新生们的警服终于发了下来。我和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将金光闪闪的国徽别在大沿帽上，把鲜红的领章缝于衣领，飞快地穿好警服，戴上大沿帽，脚蹬军用黄胶鞋；然后，扎好武装带，斜挎黄背包，一个个神气十足、激动得裂嘴直笑，不停地互相“敬礼”，在宿舍和楼道走来走去……
　　 星期天，我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身着警服，昂首挺胸、庄重而故作严肃地走在街上。当有小朋友说：“警察叔叔好！”并给我们致以少年先锋队的敬礼时，我和我的同学忙不迭地说：“小朋友好！”同时回以警察的敬礼，心里颇感荣耀和自豪！
　　 1986年7月，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西省第十三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后改称韩城监狱）工作。很快，我就感受到监狱工作也充满了惊险和刺激，且富于挑战！
　　 就在那年入冬，监狱派我们中队到一家国营钢铁厂，去从事把大块焦炭用铁锤砸成碎块的劳动。期间，发生了一起罪犯脱逃案件。在抓捕途中，我不知哪儿来的力量和勇气，纵身一跃，爬上一堵高墙，翻身落地，奋不顾身地朝罪犯脱逃的方向追去！寒冷的冬夜，我在野外一桥头蹲点守候，呼啸的北风携着冰冷的雪粒，一个劲地吹打在我的脸上和身上，冻得我浑身僵硬，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冰冷的一次生命体验。最终，我们将罪犯堵截抓获。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过第一个春节时，监狱长亲自携着瓜子糖果，来各中队慰问，和我们基层警察进行联欢，并为我们致了新年贺辞。那种亲也融融情也浓浓的氛围，让我倍感温馨，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的监狱，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监狱对罪犯的管理，以一九八一年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精神为指针，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尤其指出对青少年罪犯，要像父母、像老师、像医生那样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挽救他们（当时称作“六个字”和“三象”）；分步实施分押、分管、分教和计分考核试行办法；改造工作向前、向后延伸；改造生产双承包责任制等新的举措，开创了监狱工作的新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监管改造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那时，不论白天工作多忙多累，我们每天晚上都要“下号子”，组织罪犯学习训练，找罪犯谈话，背诵罪犯的四项基本情况，解决罪犯在当天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同事们都干劲十足，时刻念叨着工作中的事情。
　　 有些顽劣罪犯，其冥顽不化、刁钻古怪、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出工不出力等行为，经常让缺乏工作经验的我颇感头疼和恼火！甚至还被罪犯气哭过。记得有一名罪犯，天天跟我请假，说他头疼肚子疼，不愿出工，但经医院再三检查，也查不出该犯有病。该犯一看装病不成，就主动要求关他禁闭，总之不会出工劳动。正在我束手无策时，一位老同事出面给我解了围。他严厉斥责那个犯人，说道：“你少在年轻干部面前装神弄鬼，赶快出工去！你再耍赖，我把你铐起来，抬到工地去！”那个犯人立刻灰溜溜地站到出工队伍里去了。这件事之后，我经常和老同事交流，更加全面地了解罪犯情况，没再发生过让罪犯钻空子的情形。
　　 刚工作时，在朴素的道德情感和善恶认知观念的支配下，我总觉得改造政策对犯人太好了。说实话，每当我在医院既看管又侍候患病的罪犯时，我虽然很不情愿，但我的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那样去做。有时，我也采取一些过激的办法惩处个别冥顽不化的罪犯，在监狱领导对我进行批评之时，我总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处理犯人是为了犯人好！是出于一片好心，是爱护，是恨铁不成钢！是对工作认真负责才这样的。”监狱领导就呵呵一笑，语重心长地说：“小杨，不能用热情和感情来代替原则和政策啊！”此后的工作中，我才慢慢的体会到老领导的忠言是多么难得的经验啊！
　　
　　 二
　　 八十年代中后期，韩城市政法系统大量录用工作人员。我的一个亲戚在韩城市纪检委工作，他专门来我家，对我说：“凭你的才干，检察院、法院和纪委，我都可以帮忙把你调进去！”
　　 当我的父亲让我做决定时，面对如此难得的机缘，不知何故，我竟婉言谢绝了。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我，已经不知不觉间深深地喜欢上了监狱工作。几十年来，风风雨雨，我也曾失落过、苦闷过、无奈过、彷徨过……但我从未因自己的职业选择而后悔过！
　　 参加工作后的最初时间里，我主要是在基层从事对罪犯的现场管理工作。通过不断地学习、思考和摸索，我逐渐地认识到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监狱警察，单凭在学校掌握的那些理论知识，还远远不够！首先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其次要虚心地向老同事学习；三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四要有极为快速的应变能力和果断勇敢的行为；五要有攻坚克难的胆识和魄力；六要因人而异采取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七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做到用个人魅力去感召罪犯、震慑罪犯。
　　 我至今忘不了工作中经历的许多趣事。我们严禁犯人打架，但有的犯人之间发生了口角或产生了矛盾，他们就私下约定在厕所、水房等僻静的地方打架（那时，监狱还没有安装摄像头），他们称之为“单挑”。但我们警察即使了解到此信息，在调查和处理时，打过架的两个罪犯会异口同声地矢口否认，以逃避批评处理。一次，当我得知某两名罪犯在生产工地的厕所墙后边将要“单挑”时，我快速地赶到现场，两个正撕扯着的罪犯马上停了下来，笑嘻嘻地说：“杨干事，我们俩闹着玩呢，没有打架。”我说：“我没说你俩打架了，你俩继续闹着玩呀，我看你俩是怎样个闹法？”像这样的罪犯，在性格上都比较直爽，如果被逮个正着，只要处理方法得当，他们就会承认错误，通过批评教育和给他们讲清道理后，他们就心悦诚服地表示悔改。
　　 在监狱里，罪犯的财物极为少有，许多在社会上不值一提的小东西，诸如一块肥皂、一袋洗衣粉、一条牙膏、一双袜子、甚至一包烟等等，眨眼间就会不翼而飞。一些家里经济困难的罪犯，每当丢了东西之后，就前来找警察。对这些事情的调查，往往是大海捞针，很难查证。怎么办？我和同事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肥皂给犯人一块。天长日久，有偷盗习惯的罪犯也不好意思再干蠢事。每逢过年过节，监狱和中队都会把那些常年不接见、家里经济特别困难的罪犯组织起来，给他们发放些生活必需品补贴日用，并鼓励他们积极改造。
　　 令我和同事们头痛的是罪犯间相互设坑布局，或者几个罪犯串通起来，诬陷或包庇某一罪犯，即合伙提供伪证，混淆是非。一次，有名罪犯找我反映情况，说同犯偷了他两包烟，并且有几个罪犯愿意作证。但那个被指控为偷烟的罪犯，却大呼冤枉，发毒誓说他是清白的，我和同事们就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动用我们特有的隐蔽手段，从细微的环节中找到突破点，并拿出有力的证据来揭穿他们的谎言并对其伪证行为予以处罚。
　　 在罪犯集会结束之后，我经常看到个别罪犯在拾捡烟头吸时，心中颇有感触。想到罪犯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但在服刑期间仍嗜烟如命！我就试图去劝他们戒烟。当说到要害处并击中他们的软肋时，他们会悔恨得流下泪来，痛下决心，真的把烟戒了。
　　 那时，正是社会转型期，罪犯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旧的管理模式被打破，各种新的办法正在试行中。用老一套的说教，不容易让罪犯心悦诚服，这就无疑加大了我们工作上的难度。而当时尤为突出的问题，是监狱的经费得不到保障，监狱的生产经营在市场经济中显得先天不足，警察的工资又没纳入国家或地方财政，我们的工资时常得不到保证。从一九八六年七月到一九八九年底，工作之余，针对监狱转型时期的许多新问题，结合监狱工作的实际情况，我在反复思考、认真调研的基础上，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撰写监狱工作法学论文。
　　 尤其是，每当看到罪犯在队列训练时整齐的步伐，听到罪犯嘹亮的歌声，观看罪犯自编自演的小型文艺节目，或者看到许多罪犯刑满释放，顺利回归时，我的心头往往为之一震，会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通过努力，我时不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些散文和小说。最终被吸收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至今笔耕不辍。
　　
　　 三
　　 1990年春节刚过，正是乍暖还寒时，因为一篇论文获奖，我被通知去北京参加1989年度劳改法学（后改为监狱法学）年度学会。
　　 待我从北京开会归来，监狱领导把我安排在企业改革办公室，承办监狱企业内部改革文件处理工作。一年之后，我又被借调到省劳改局（后改称监狱局），专门从事材料写作。其间，为调研工作，我几乎跑遍了省里各监狱。毕业前，我曾经在一所监狱煤矿实习了两个月。当我第二次来到这所监狱，再一次看到警察带领着犯人，一起在井下最危险的工作面进行生产劳动时，使我对监狱警察的工作状况和大无畏的精神有了新的认识。在位于陕北深山老林的一座监狱农场，看着脚下的一条条土路，望着警察和家属们居住的那一座座就像山区农舍一样的柴屋及一孔孔窑洞，我的心头不由得泛起阵阵酸楚……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我到了一个远离厂部的场站（后改称为监区）时，看到一名年轻的警察在用柴火生炉子煮饭时，“农民”两个字眼，条件反射般地让我脱口而出。而那位被烟熏得不停地眨眼的年轻同行却笑着说：“呵呵，条件艰苦些不算什么，最困难的是找不到老婆，我工作四年了，还没谈到对象呢！”我无言以对。离开监狱农场二十多年了，我不知道现在的监狱农场铺没铺柏油路？警察和家属们住没住上楼房？那位生火煮饭的年轻同行，哪一年才娶了老婆？这些感慨，后来都体现在了我的文学创作之中。
　　 借调期间，我没有采纳朋友的建议留在西安，而是参加了1992年的全国成人高考。在天水一色、层林尽染的金秋季节，我蹬上了北去的列车，带工资就读于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即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前身）。在两年的大学生活中，我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就是泡在图书馆和阅览室，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学院浓郁的学术氛围，促使我对监狱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特别是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年代，在对罪犯的改造教育中，如何坚持并发扬光大“引礼入法”、“明刑弼教”、“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传统行刑思想？如何把礼治、德治与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把“天理、国法、人情”有机地统一起来？特别是基层警察在改造教育罪犯时，如何能够把“法、势、术”运用得恰到好处？如何才能处理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辨证关系？如何消除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与受害人的情感体验之间的冲突？怎样来充分发挥刑罚的社会效应？如何面对社会上那些生活条件还不如罪犯的低收入群体？在罪犯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后，短刑犯恶意谩骂、对抗基层警察的管理，在罪犯不怕禁闭处罚又够不上加刑的情况下，谁来维护基层警察人格上的尊严和其它方面的合法权益？期间，我撰写了许多调研文章，得到导师和同仁们的认同，并引起了一些反响。
　　
　　 四
　　 1994年，大学毕业回到了原单位后，我先后担任党委秘书、监狱办公室副主任、管教科副科长、监区指导员等工作职务。在任管教科副科长期间，我经历了一起惊动当地政府和省监狱局的重大事件！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忙碌，监狱领导铁青着脸走了进来。他命令我亲自带领犯人，必须迅速地把堆在监狱办公楼大门前的矿渣清理掉。原来，附近村里的个别村民，因监狱没有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就用汽车拉来矿渣，倒在监狱办公楼大门处，干扰监狱正常工作；一些村民还站在大门口的矿渣旁，指手画脚，骂骂咧咧，扬言监狱要是不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要如何如何……
　　 我挑选了十多名一贯表现都非常好的罪犯，宣布了铁的劳动纪律，着重强调在清理矿渣时，必须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绝对不能激化矛盾。当我们跑步行进至离堆放矿渣几米远时，一村民突然大喊：“警察带犯人打我们来啦！”话刚落音，数块小石头就朝犯人飞了过来。一瞬间，村民们纷纷效仿，抛掷过来的小石块越来越多！犯人们双手抱头，左躲右闪，我马上命令犯人往回撤！但万万没想到，一个村民驾着拉矿的大卡车，高速行驶着向犯人辗轧过来！我大喊让犯人向路两边疏散。眼看还有罪犯来不及撤离，一名罪犯情急之下就捡起石头朝汽车掷去，砸破了挡风玻璃，只见司机将头俯在方向盘上，仍高速行车！终于，罪犯都安全撤回监狱。此时，办公楼大院己涌来了很多村民，有的叫骂不止，有的肆意踩踏监狱的小轿车，更有村民大喊着要冲进办公大楼出出恶气等等，情势十分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