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蒲松龄故居

“聊斋”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虚拟的书斋名。本来，他的书斋先叫“面壁斋”，后叫“绿屏斋”，最后，随着《聊斋志异》广泛流传，人们自然认为蒲松龄的书斋是“聊斋”，而《聊斋志异》也常常省略为《聊斋》。
　　 聊斋是蒲松龄故居的主体。粉墙黛瓦，青砖铺地，农家风貌，布局严谨；檐下有玉米，辣椒，门两旁各有一棵石榴树，还有一个陶制的狐狸在那里守着。房间不大，有客厅、书房、卧室。客厅正面墙上挂着蒲松龄的画像，是蒲松龄七十四岁时请江南画家朱湘麟所画；画像上方悬挂着蒲学专家路大荒手书的“聊斋”匾额，两边是郭沫若题写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对联。室内几样摆设说是蒲松龄当年的遗物，我在心里却打了个问号。
　　 文革期间红卫兵翻箱倒柜破“四旧”，将蒲松龄后裔珍藏两百多年的蒲松龄手稿、抄本、字画一火焚之，蒲家庄仅有的几件文物被洗劫一空；连长眠地下二百五十多年的蒲松龄坟墓也遭到破坏。只有蒲松龄故居是个例外。当时有人说，这应算作文物，拆不拆请示一下上级吧。结果一级一级请示上去，谁也不敢做主，最终竟然幸存下来。至于文物，有几样真的，是从蒲松龄坟墓里挖出的几颗印章、油灯等物，据说锁在保险柜里。
　　 如果把山西的大院、南方的园林比作名门闺秀，那么聊斋有点儿像小家碧玉。因为，蒲松龄毕竟是个并不富裕的秀才、教书先生。就是想光宗耀祖，装潢门面，也没有气力。
　　 康熙九年（1670）31岁蒲松龄因家务分居，“居惟农场老屋三间，矿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加上连年灾荒，又没计划生育，孩子接二连三落地，生活窘迫，哪有力量盖房。眼前的聊斋，是解放后政府出资修建的。具体讲，1954年修复了蒲松龄故居，1980年建了纪念馆。原先蒲松龄的三间茅草房，现在变成了瓦房，并且不断扩建，鸟枪换炮了。
　　 蒲松龄故居，以聊斋正房为中心，另开辟了6个小院，8个展室：分别为蒲松龄生平、著作、各种版本、名人书画、蒲松龄研究、彩塑、影视、俚曲厅等；还有一个后院，据说是征用蒲氏后裔宅基地扩建而成。园内种植石榴、家槐、柳、榆、枣树、竹子；还有冬青、迎春、海棠等；另有墙架藤萝、金银花和几块奇石点缀其间。豆棚瓜架下设石桌，不知纯为摆设还是供人们喝茶、讲故事用。总之，小院既体现农家风貌，又在为“豆棚瓜架雨如丝”造势，让人们触景生情，不时联想起蒲松龄那些狐妖、鬼怪故事。
　　 看完蒲松龄故居，我到了柳泉。柳泉，实为人工开凿的一眼水井，因地势低洼，水源丰盛，自流成溪；又因四周柳树成荫，故名柳泉。先前，因泉旁是古道，来往行人不绝，四方村民也常聚会于此。蒲松龄自幼在此玩耍，听大人讲故事；长大后在此采风，为他写聊斋积累了素材。因为他热爱柳泉，自号“柳泉居士”，曾谓“予蓬莱不易也。”可见柳泉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聊斋》有着不解之缘。
　　 蒲松龄从小聪慧，经、史、子集过目成诵，十九岁就考中秀才，名列县府道第一，然而自此之后，屡试不第，终生与功名无缘。
　　 康熙九年，31岁蒲松龄因生活窘迫，不足自给，应好友孙蕙之邀，去做幕僚，开始了为时一年的南游生涯。此间，除作诗文外，还搜集了许多故事、传说，以后收入《聊斋志异》。
　　 南游归来，官税沉重，天灾成患，迫于生计，不得不抛家离业，给人做私塾，靠舌耕度日。他在《学究自嘲》写道：“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做孩子王。”可见，蒲松龄的理想不是想做一名“人类灵魂工程师”，他所追求的是封建社会读书人心目中的功名。
　　 好在，蒲松龄忍受着生活的痛苦，心灵的寂寞，始终坚持写作，包括诗词、散文、骈文、俚曲等，很杂。康熙十八年（1679年），《聊斋志异》已初具规模，他在《聊斋自志》谈到写作过程，“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并明确宣称以谈狐说鬼的形式，发泄胸中愤懑以晓左右。书稿先在亲友中流传，同邑先辈高珩、唐梦赉先后为《聊斋》写序，以示鼓励。
　　 康熙十八年（1679）应同邑西铺村毕际有之聘，在其家设帐，坐馆收徒，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教书生涯。
　　 毕际有为世代官宦人家，家境富有，藏书颇丰；毕际有为人厚道和善，与蒲关系融洽，这对蒲松龄的著述大有裨益。在这段时间内，他除教书和一般的文字应酬外，就是写作。康熙二十八年（1687年）蒲松龄50岁时，《聊斋志异》已基本完成。此间，经毕际有引荐，他结识了著名诗人刑部尚书王士祯（王渔洋），王“按目索阅聊斋”，并加点评，题诗一首：“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聊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蒲松龄依韵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蒲松龄活动的圈子大了，《聊斋》的影响面也大了。
　　 康熙四十八年年逾古稀的蒲松龄回到家乡，结束了一生的教书生涯，他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写道：“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在科举功名旅途之上，留下的创伤和遗憾，始终不能忘怀。
　　 蒲松龄的人生确实坎坷。他除19岁那年考中秀才外，其后数十年间又参加了十几次高考——“乡试”，皆名落孙山。当时以“时艺”取士，八股才是正宗；而小说被视为歪门邪道，本不能登大雅之堂。蒲松龄那支生花妙笔是用来写故事的，故而虽“抱奇才而不见用”，也在情理之中了。应该说世界是公平的。或许正因为蒲松龄的坎坷经历，才造就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创作出“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伟大的作品大多是悲情所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刘鹗在《老残游记》则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哭泣于《红楼梦》。同样，我们可以说蒲松龄寄哭泣于《聊斋志异》。若不是在仕途上碰得头破血流，转而奋发写作，就不可能写出《聊斋志异》这样的不朽巨著。
　　 正是，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定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聊斋志异》成书后，人们竞相传抄，在民间广泛流传；待到蒲松龄去世五十多年后，莱阳赵起杲才出资印刷《聊斋志异》；此后不同版本相继问世。现在，《聊斋志异》已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深受读者欢迎。
　　 《聊斋志异》这部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文学大师、著名作家，都或多或少地从中受益。莫言曾说，“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其褒奖词是“魔幻现实主义”；这意味着，莫言具有同为诺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及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变形记》的风格。其实，蒲松龄早就写过更奇诡的变形故事。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称自己是“讲故事的人”，深受故乡讲故事的前辈蒲松龄影响，自称“我是他的传人。”
　　 不独莫言，受到《聊斋志异》影响的大有人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瑞芳说：“要我说，现代西方的许多著名作家，或者诺奖获得者，他们玩儿的都是蒲松龄玩剩下的。”有人说，“都是千年的狐狸，玩儿什么‘聊斋’！”看来，这《聊斋》还是要玩儿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