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审美 ——也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性

“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是中国文人的审美观。美，应该说是人类主观世界的外现。比如说，境由心造。问题是，怎样的境遇造就国人，也就是文化人的内敛含蓄隐忍的审美倾诉呢？以至于成为我们的性格和习惯。
　　 酒神与非酒神，感性与理性，张扬亢奋与隐晦收敛，有人把中西文化比较后说：“实用理性的历史传统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非酒神型文化，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文小说创作中非酒神型的审美心理。”（《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性》卢花）
　　 在尼采的眼里：艺术，源于人（艺人）对生命苦难和生存矛盾的抗争，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是人“精神地”忘我活下去的理由。“悲剧的本质只能被解释为酒神状态的显露和形象化，为音乐的象征表现，为酒神陶醉的梦境。”“酒神狄俄尼索斯则象征情欲的放纵，在酒神祭仪上，人们打破一切禁忌，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狂歌醉舞，寻求性欲的满足。因此，酒神代表原始激情，它是野性的，放纵的，忘我的，陶醉的，交织着痛苦与狂喜，癫狂的‘酒神精神’是艺术创造的原动力。”（《酒神精神与人的艺术的救赎》吴金涛）请你闭着眼睛想像一下，“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颤栗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尼采的描绘）
　　 国人（文人）也曾“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悖谬狂乱，至于此极”地酒神过，最终闹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不当烈士”的犬儒地步，不能不说是强权政治与社会黑暗的结果，“要么写颂歌，要么去死。”有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血腥，中国的诗人不中庸行吗？！
　　 譬如，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便有了寄情山水的“玄言诗”；譬如，大明遗民朱耷，明江宁献王朱权九世孙，江西南昌人，著名画家，明灭亡后，国毁家亡，心情悲愤，落发为僧。晚年取“八大山人”号并一直用到去世。其于画作上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而后二字则类似“之”字，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他的画以孤、寒、怪、诡著称，“仰塞之情溢于纸素”，“墨点无多泪点多”；再譬如，有了康熙雍正乾隆的文字狱，也就有了“清代考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收获，用史家的话说，“滥觞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何故？如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或不愿做“帮闲文人”，便只能“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而审美意识哦，也就与日俱高了，朦胧地逍遥了。
　　 李白过后再无李白，只剩下李义山的《无题》了。
　　 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忘，不能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深沉、含蓄而幽远，近乎虚无……这就是我们修炼出来的审美性，我却从中读出了一种深深的无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