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笔出

摘要：东郭先生的一篇反腐小说，被他的顶头上司对号入座，之后便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直到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东郭先生才苦尽甘来。 东郭先生的真实姓名叫东郭显圣。这个名字是小时候他“国高”毕业的爷爷给起的，意思是期盼他将来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东郭显圣是县轻工局的党办主任，平时好舞文弄墨，经常以“东郭先生”的笔名在报刊上发个“小豆腐块”什么的。后来，他的“豆腐块”越做越大，发表报刊的级别也越来越高，随之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他的真实姓名，而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异口同声地叫他“东郭先生”。时间长了，人们似乎忘记了他的真实姓名，一般场合他也不再更正，所以“东郭先生”就这样叫开了。
　　 九十年代初，县里搞了一次“迎新春文学作品大赛”。东郭先生以反腐败为题材，写了一篇6000多字短篇小说。小说主要写了一位局长在企业转制时期，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大肆挥霍公款，包养情人等劣行。没想到的是，小说一发表，就在这个小县城引起了轰动，最后还获了个“一等奖”。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东郭先生喜笑颜开，文友们纷纷祝贺；载有这篇小说的“作品集”，各机关单位的干部们争相传阅；县电视台也播放了隆重的颁奖场面，县委分管文化宣传的领导亲自给他颁发了获奖证书。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小说竟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这也正应了古人的那句话：“福兮祸所依”。
　　 东郭先生的小说发表之时，正是全县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之际。他所在轻工局由行政机关转变成了事业管理部门，行政局变成了总公司。在酝酿局机关机构改革之前的一天下午，局长郎慧泰拿着那本《迎新春文学作品大赛获奖作品集》，越看越觉得别扭，越看越觉得是针对自己的。他对当时的行政办主任白朗说：“机构精简后，就设一个总经理办公室，原来的‘两办’人员都归你管。”白朗问：“党办也撤吗？”郎慧泰说：“撤，给东郭充足的时间写小说。”白朗说：“人家别的局党办都保留，就咱们撤了好吗？”“有什么不好？改革嘛！”“那党办的工作怎么办？”“原来怎么办，现在还怎么办。他东郭原来干啥现在还干啥，就是党办主任的官衔没有了，现在归你领导了。”说完，郎慧泰把那本书往旁边一扔，忿忿地说：“以后他就永远当个科员吧，有我在，他就别想有官衔！”正在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位美女，身材高挑，前挺后凸，眉清目秀，眼角略微有几道浅浅的鱼尾纹，虽然已不年轻，却也风韵犹存，她就是前不久郎慧泰从企业拿钱给买房子的乔巧。郎慧泰一见，立刻换上了一副笑脸。他嬉皮笑脸地问：“是啥风把你给吹来了？”乔巧嗔怪道：“人家都把你埋汰那样了，全县人民都知道你腐败了，咋还不知道愁呢？”乔巧是县委一个部门的副主任，也是刚看完东郭先生那篇小说急忙赶来的。白朗一边给她倒水一边说：“乔主任，我们正说这事呢，你有啥高见，说说看。”乔巧说：“我说干脆到法院去起诉他，告他个诬陷罪。”白朗说：“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律师认为这样的官司很难打赢。”乔巧说：“怎么打不赢，我上法院找院长去。”郎慧泰说：“这事院长一个人也不敢做主，再说人家也可以找律师啊。”乔巧说：“律师最后还不得听法院的，我就不信在咱们这一亩三分地上还有打不赢的官司？”郎慧泰说：“律师说了，人家写的是小说，是文艺作品，文艺作品是可以虚构的，人家又没指名道姓，咱们没必要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乔巧问：“那你能咽下这口窝囊气吗？”郎慧泰皮笑肉不笑地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一阵浪笑之后，乔巧竖起大拇指，连声说：“高！高！郎局就是高！”
　　 自从局里取消了党委办公室，成立了总经理办公室，东郭先生便没有了位置，甚至连自己原来的办公室也被占用了。他每天和几位工作人员挤在一个办公室里，虽然他已经不是党办主任了，但原来他所分担的工作却一点也没少，而且还要事事都要请示白朗主任。对此他心里一直有个问号“别的局党办都保留了，为什么只有我们局撤销了？”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县里宣传部门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老朋友把“答案”告诉他了。老朋友问他：“你不是写过一篇小说吗？”东郭先生答：“是啊！”“你不是写个搞腐败的局长吗？”“是啊！”“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各机关单位都在议论你这篇小说，你想想，郎局长压力能不大吗？”“我也没写他呀！”“文艺作品源于现实生活，你的小说源于什么啊？人们能不往你所在的局想吗？能不往你们局长身上联系吗？”听了老朋友的话，东郭先生当时就懵了。老朋友又说：“你这是没事找事，自討苦吃啊！你闲着没事干点啥不好，写什么小说啊？写小说也就罢了，为什么要写反腐败呀？写反腐败也不是不可以，为什么偏偏要写个局长啊？你这是‘祸从笔出’啊！”此时，东郭先生才恍然大悟，并立刻吓出一身冷汗来。他喃喃自语：“原来他是和我小说里面的人物对号入座了。”想到此，他感到后果非常严重，连连嘟囔道：“这回可贪事了，贪大事了！”
　　 东郭先生的党办主任被不明不白地给拿下来了，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自认倒霉。但他的厄运却并未就此结束，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报复正在排着队地等着他。不久，东郭先生的儿子结婚，他特意到局长办公室去邀请郎慧泰参加。按常规和惯例，局长应该给下属个面子去参加婚礼，可轮到东郭先生这儿，局长不但不去参加，连“随礼”的30元钱都是白朗给捎去的。他还对白朗说：“我不去给他捧场，你也别帮他张罗啥。”当然作为与郎慧泰最铁的哥们白朗也是“随礼”30元了。白朗对东郭先生说：“郎局长今天有事，礼钱让我捎来了。”东郭先生苦笑了一下，点点头。众所周知，当时的机关干部们互相随礼，一般都是50元打底，关系密切点的要拿一百元，除非关系不好，又不得不表示的才拿30元，显然郎慧泰和白朗属于后者了。其实，郎慧泰的爹死、白朗的妈死，东郭先生都给100元，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东郭先生的几位朋友对此愤愤不平，一位朋友调侃道：“局长随礼30元，钱数之多，可能创本县这个级别的官员之最了。”还有一位朋友对东郭先生说：“一个领导干部用这种方式报复下属简直太没素质了，这只能说明这位局长太小肚鸡肠，太没有领导干部的胸怀。”东郭先生让朋友们别再议论这事，还自我解嘲道：“朋友有远近，领导有亲疏嘛！”
　　 现在，人们普遍有这个感觉：一旦你得罪了顶头上司，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尽快离开他，和他一刀两断；一条是和他“鱼死网破”，和他干倒底；一条是甘拜下风，任人宰割。不过，第一条道也不是谁说走就能走的，特别是像东郭先生这样要钱没钱，要背景没背景的。所以许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委曲求全，窝窝囊囊往下混的。贪上这样的顶头上司，除非他滚蛋，或是被查处，否则你就休想有“出头之日”。虽然第二条道是下策，但如果你真豁出来了，他也不敢对你太过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鬼怕恶人”嘛！但是，你同样也要付出代价，甚至可能是惨重的代价。因为人家为官多年，肯定有关系网，甚至“黑白两道”都有人，弄不好可能还会“逮不住狐狸惹一身臊”。所以，东郭先生只好忍气吞声，顺其自然了。
　　 这件事过去不久，东郭先生又遇到难事了。他是局党委宣传委员，县里要组织县直各部门党委的宣传委员到南方去考察，费用由各单位出。县直20多个部门都报名了，唯有轻工局不同意。东郭先生找到郎局长，郎局长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没钱。”东郭先生争辩道：“前几天组委不是刚从南方考察回来吗？”郎局长硬邦邦地从牙缝里挤出五个字：“那时候有钱。”东郭先生气得面红耳赤，他正想说：“你用巨额公款给情妇买房子怎么有钱？”白朗进来了，对东郭先生说：“东郭，有个老干部来访，你去处理一下。”郎局长见东郭气得面红耳赤，浑身发抖，害怕他在气头上说出对他不利的话来，便缓和下来，假惺惺地说：“东郭，你别有啥想法，现在局里确实没钱，你得理解。”东郭先生重重地说了一句：“我理解，我越来越理解了！”转身摔门而去。
　　 接着的两件事更是让人感到，郎慧泰要想报复谁，那真是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那个年代的人们都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话是不可以随便安装的。除了县里各部委办局的一把手和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能公费安装电话外，一般的平民百姓，就是自掏腰包也是办不到的。所以，在当时，家里有没有电话，已经成了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个时候，老百姓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需要打电话，就得上电话局，每分钟通话得五六角钱，逢年过节赶上人多了，还得排队。当时东郭先生的儿子正在外地读大学，有事打电话很不方便，写信又太慢，家里很想安装一部电话。可当时安装电话得求人“走后门”，他又不擅长此道，所以就一直没安上。到了他儿子读大二那年秋天，正好上边提倡勤俭节约，缩减办公费用，局里决定减下两部电话。当时大家都想安电话，“僧多粥少”，局里决定先可股长这层解决。虽然东郭先生没有了党办主任的头衔，但他还是党委宣传委员，还享受着股长级待遇。于是东郭先生就和另一位财会股长向局里申请每人要一部电话。在一次局党委会上，一位主管副局长说：“都是多少年的老股长了，象征性交点钱就行了。”郎局长一听有东郭先生，当时气就不打一处来。他非常严肃地说：“能安上电话就不错了，还讲什么价钱，该交多少就就交多少，一分钱也不能少。”最后，东郭先生乖乖地向局里交了2500多块钱。后来东郭先生听财会人员说，那位股长根本就没交钱。东郭先生问：“那是为什么？”那位财会人员说：“这你还不明白，局长批的呗！”她说完又有点后悔了，一再要求他：“你可千万别去找郎局长啊，也千万别对别人说呀！”东郭先生答应了，心里却暗暗骂道：“郎慧泰，你太阴损了！”他真想去找他理论理论，可又怕连累了别人。如果不是为了方便和在外地念书的儿子联系，他是不会惹这个气，花那么多钱安这个电话的，因为当时他一个月才挣500多元钱，老伴才挣100多元钱，儿子念书一个月得600多元。安这一部电话，他得拿出五个月的工资啊！
　　 若说前面那些事都是小事的话，那么后面这件事则是关乎东郭先生工资待遇的大事了。在这位局长到任之前，东郭先生就是局里唯一的后备干部，是填了表上报组织部的。郎局长继任之后，直到离任，倒是没取消他的后备干部资格，但却根本不想提拔他。那位不是后备干部的白朗主任，却一步步地由办公室主任提拔为纪检书记，而后又提拔为副局长。当然，东郭先生也很有自知之明，他已深知自己在郎慧泰手下是永无出头之日了。自己已经年近五十了，在郎慧泰手下，官是别想当了，但凭资历、论工作，评个副科调总可以了吧？他几次与那位能够主持正义的副局长谈这件事，这位副局长也多次向郎慧泰建议，但郎慧泰就是不答应，常常是拉拉个脸，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这么往下拖。在一次党委会上，这位副局长又提出这件事，他说：“咱局老同志多，按规定比例能有三四个副科调指标，好几年没评了，研究研究评几个吧。”郎慧泰一听这话，气立刻就上来了，他绷着个铁青脸说：“老同志多，不好平衡，以后再说吧。”就他这一句话，谁也不敢吱声了。因为在这个局，郎慧泰就是“皇帝”，他一手遮天惯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郎慧泰“官报私仇”，压制东郭先生。关于这件事，郎慧泰私下曾对白朗说：“不能轻易把这个便宜给他，他不是能写小说吗，就让在小说里给自己评副科调去吧。”白朗说：“这样下去会耽误别人的。”郎慧泰说：“那没办法，只要我在这儿，这个口子就不能开。”结果，郎慧泰在位六七年，硬是一个副科调也没评。有老同志埋怨是“东郭先生影响了大家”；也有人说“郎局长怕不评东郭先生，东郭先生会闹个‘鱼死网破’”；还有人说：“反正东郭先生年龄比郎局长大，等东郭先生退休了，你看郎局长评不评？”
　　 “人在做，天在看”。就在东郭先生心灰意冷，万般无奈之际，腐败透顶的郎慧泰终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了。盘旋在东郭先生头上的一片乌云终于散去，东郭先生终于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新局长接任后，立即恢复了党委办公室，东郭先生重新当上了主任。很快就召开了机关干部大会，评出了包括东郭先生在内的3名副科调。机关领导和一般干部关系融洽，整个机关气氛和谐，工作效率大增。
　　 工作之余，有同志问东郭先生：“你当初怎么就想起要写那篇小说？”东郭先生说：“当时写小说就是为了参加文学作品大赛。”“那你为什么非要写反腐败呢？”“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当时的社会正处于经济改革的转型期，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现象比较突出，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你写的那个局长与郎慧泰局长有没有关系？”东郭先生肯定地回答：“完全没有关系，纯粹是巧合。”他又说：“因为它是小说，作者完全有权力、有理由去虚构、去创作，文学作品写反腐败的多了，你干嘛要自寻烦恼去‘对号入座’？如果说我的小说写得太真实了，触及到了他身上的某些污点，或与他不光彩的丑行巧合了，那证明我的小说并非‘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更谈不上‘诽谤’了。”有同志问：“如果新继任的局长也像郎慧泰那样，你怎么办？”“那就认倒霉吧！”“不过……”他又说：“我想一个新继任的局长，不会上任伊始就倒行逆施，重蹈前任的覆辙。因为像郎慧泰那样素质低下、品质恶劣的领导干部，毕竟只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