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廊桥遗梦”

摘要：一个普通的平凡的故事 0
　　
　　 我的故事，是从那个初夏的清早开始的。
　　 我想不出更好的故事名字，所以，决定还是把那部经典的小说名字“抄袭”过来，用作我的故事的名字吧。但是，我的故事里，没有一星星点儿的抄袭。全是真的。全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叫素怡。没有姓。所以没有姓，只有名，是因为我从小就仇恨那个把我和母亲抛弃了的男人。抛弃是从我不到三岁开始的，当然，也是我被确诊为“小儿麻痹症”以后开始的。
　　 小孩子的记忆大约都是因为尖锐的疼痛而清晰了的吧？别人不知道。但我是。
　　 我甚至不记得三岁以前，我是怎样“活蹦乱跳”的了。母亲说，哎呀，那时候我都管不住你，只要一松手，你就跑了。跑得又快又急，我和你姥姥根本就撵不上你。把你姥姥恨得牙都痒痒，说：“这妮子，再大一大，还不一下子就跑到了北京去！”
　　 一下子就跑到了北京去！多好呀。可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能跑的感觉了。
　　 我也不记得我发高烧的情况了。
　　 我更不记得那是在春季，还是在冬季。
　　 我只记得，当我的记忆开始清晰的时候，是母亲的一双流泪的眼睛，是姥姥的一双流泪的眼睛，是我们家的那一片用报纸糊起来的天棚，和我枕头边上一只姥姥为我做的玩具，也是我小时候惟一的玩具：花布老虎。
　　 我不记得那个男人。
　　 母亲和姥姥在我面前也从来不提那个男人。
　　 是七岁吧？我深夜在母亲的怀抱里醒来——是被母亲的泪滴在我脸上醒了的——听见了母亲和姥姥的对话——
　　 母亲说：离不离的吧，对我来说，就没有这个人。我愁的是怡怡，这孩子，怎么办？她也该上学了。
　　 姥姥说：你能放下这块事儿，娘也就放心了。
　　 母亲说：早放下了。从他跑了，我就没指望过他。他就不是个男人。离了，倒轻快了。可娘……我只是愁，怡怡这上学……
　　 姥姥说：愁什么？怡怡这么聪明这么懂事儿，她上学，保准考第一。
　　 母亲说：这我信。但是……她不能走啊。
　　 姥姥说：我背着。娘天天背着她上学，放学，你娘就是怡怡的腿。
　　 母亲说：我知道。谢谢娘。我怕的是这孩子心劲儿高，同学一笑话，她保准就不上了。娘，你没看出她的拗？
　　 姥姥说：我劝。我劝她听的。她要再不上学，将来可怎么办？
　　 母亲说：不用说将来。我就怕她现在不会去上学……
　　 母亲的泪滴在我的脸上，我的泪也就涌出来了。
　　
　　 知女莫如母。
　　 是的。姥姥背着我去学校报了到，背着我进了教室，我看见了那些眼睛，老师的，同学的……我看见这些眼睛之后，我就决定了：我——不——去——上——学——
　　 母亲哭。姥姥哭。母亲求。姥姥求。都没有用。
　　 如果说，我三岁就残疾了——我是用两只小板凳学会走路的——残疾的是身体；我三岁开始就知道我不残疾的，却是我的这颗心。这颗也脆弱、也无比坚强的心。
　　 姥姥说：怡怡，那你怎么办？
　　 我说：姥姥您教我。
　　 姥姥说：姥姥只读了个小学。小学刚毕业。
　　 我说：姥姥，你教我到小学毕业就行了。
　　 母亲听了，说：娘，您不是说“没有办法就是办法么”。就这个办法吧。
　　 姥姥说：嗯。就是这个办法吧。俺怡怡聪明……
　　 我以为我就是很聪明。不到九岁，姥姥把她认得的字，懂得的算术，都给我教完了。但姥姥用她的退休工资，给我买了《新华辞典》，买了毛笔、颜色、和那种很贵很贵的宣纸，还有，姥姥每年都会为我，换一副新拐杖。
　　 我一生只有一个玩具，姥姥为我做的花布老虎。这只花布老虎，是看着我在姥姥和母亲的爱中长大的。姥姥会剪纸，剪得一手花草山水、龙飞凤舞、麒麟献子、喜鹊登枝、钟馗捉鬼。姥姥想教我。她说这是一门手艺，将来可以吃饭。我不学。我不愿意动剪子。可我喜欢颜色，喜欢美女，喜欢用颜色画我心中的小美女。
　　 姥姥最爱看我画小美女。姥姥夸我画得好。好极了。
　　 我就是在姥姥的夸奖中长大的……
　　
　　 十七岁上，我用我的花布老虎做模特儿，写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跳跳虎》。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了，首印三万，加印三万，再加印十万。然后，应少儿出版社之约，我写了《跳跳虎的梦》、《跳跳虎的疼》、《跳跳虎的笑》、《跳跳虎的哭》、《跳跳虎的恨》之系列……
　　 十七岁上，我用姥姥给我买的颜色和毛笔，画成了工笔仕女画《貂禅望月》，获得市第三届画展的一等奖。诚如姥姥和母亲希望的，我有了一门手艺，好手艺，养活我自己已绰绰有余的手艺。
　　 姥姥是在亲自去银行取回我的那第一笔厚重的稿费，亲自陪着我拄着双拐领回那尊第一名的水晶奖杯之后，也是有生以来，在我的记忆里她第一次亲吻了我光洁的额头之后，含着微笑在梦中无疾而逝。
　　 姥姥放心了。
　　 姥姥知道她的还不满十八岁的外孙女儿能够自己挺立地活在这个红尘人世上了。她知道她的怡怡自己可以顶戴这一片蓝天的时候，姥姥她撒手了。
　　 送别姥姥的时候我没有哭。母亲也没有哭。姥姥走得这样放心，安心，顺心，我们为什么要哭呢？思念她老人家，疼的是心，而不是泪啊！
　　 回来的路上，母亲说：怡怡，我们相依为命吧。妈妈陪你，直到你出嫁。
　　 出嫁？我笑了，我为什么要出嫁？我嫁给哪个男人？找一个像您找的那种男人吗？我不。
　　 母亲打了一个愣。无言。
　　 相依为命。没有了姥姥，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已经整整二十年。今年我三十七岁。
　　
　　 好了。我要开始我的故事了……
　　
　　 A·1
　　
　　 我的故事，是从那个夏天的清早开始的。当然，是去年那个夏天的清早。初夏。
　　 搬到青岛开发区——现在叫黄岛区——唐岛湾的这间公寓，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唐岛湾已初具“美景”的规模了，我是在网上看到一位博友的照片，心上一动，与母亲商量，我们是不是找一个更安静、更美丽的地方相依为命地“养老”？
　　 母亲欣然同意。
　　 我们搬到这间公寓的时候，唐岛湾的所有道路都已修好。宽阔，平坦，美丽。
　　 一路之隔，当然，到我们家还要走进一个丁字路口，就是唐岛湾那一线锦延了十几公里的海边风景。
　　 每天清早，是那种天有微曦的清早，母亲就会推着轮椅，轮椅上是我，和我的双拐，偶尔，还会有一本书。我们去唐岛湾的木栈道上溜弯，去看海，去等日出。用母亲后来学会的科学的话：“去呼吸负氧离子。”“去接受紫外线。”
　　 我的残疾决定了我是个柔弱多病的胚子。春天咳嗽，夏天多汗，秋天感冒，冬天怕冷。
　　 相依为命。母亲一直就是我的护士，保姆，厨师，听差……当然，最主要的：她是母亲。我的母亲。
　　 早先，住在青岛仲家洼的时候，母亲是从来不让我早晨出门的，清晨炊火的煤烟，匆匆赶路的车马搅起的尘埃，污浊的空气，都让母亲害怕惹起我的病。搬到唐岛湾就不同了，空间大好。空气大好，母亲和我的心情大好，清晨即起，去海边呼吸新鲜的“负氧离子”就成了我们的一门功课。我们总是起得比黎明还早，母亲推着轮椅、我、和我的双拐，到了木栈道上，母亲会扶着我下了轮椅，我拄起双拐，自己嗵嗵嗵地走上一段或远或近的路。
　　 看着远处的天和海，看着近处的木栏杆，还有那些几何图形的木桌，木椅，树的短墙，艳的花坛……我的心情和呼吸都变得通畅快乐起来。母亲总会不远不近地跟着我，用她的目光扶住我，任我前行。这真是相依为命啊！……是的，我凭着我的手艺赚了一些钱，我们早已衣食无虞；但因为一直有姥姥、有母亲，我的自理能力一直很差。母亲就是我的扶手，我的拦杆，我的腿我的脚，我的天使。
　　 那天清早，我自己走得比较远，我的心情相当好。远天，近海，因为太阳的升起，都闪耀着一种动人的光辉；有喜鹊，好几只，在树的短墙和艳的花坛间一边跳着觅食一边喳喳地叫。我还想走，但母亲不让了。母亲一定要我坐上轮椅，在我腿上盖了大披巾，她要推我回家。母亲说，她用小火焖着的“金银粥”早就好了。她要我们赶回去，让我吃了早饭，休息一会儿，好做我的功课。
　　 母亲推着我匆匆地走着，突然，“嘎噔”一声，轮椅陷进了木栈道的一条缝隙里。陷得很深。我的身体有些倾斜，双拐也掉在了木栈道上。母亲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我要下来，母亲不让。她说她可以推出我来，母亲在推，可是，轮椅不动；我要下来，母亲仍然不让；我一定要下来，母亲一定不让。我们正争执的时候，那双手和那个声音一齐到了：
　　 “阿姨，您让我来。您让一让……”
　　 他推了推我的轮椅，试了试，然后对我说：
　　 “请坐好。坐稳了。抓住扶手。”
　　 他就连轮椅，连我，似乎是轻轻地一提，就抬出了木板缝，然后，轻轻地放下来。轻轻地说：
　　 “好了。平安无事了。”
　　 我不知道他是谁，也没有想说一声谢谢。因为母亲正千恩万谢地向他表示感谢……有母亲表示了，足矣。
　　 我对男人，有一种天生的拒绝。当然是因为那个戕害了母亲的人，也因为我自己。
　　 残疾如斯的我，那种自卑，别人很难懂得。这是我从有了人世感觉就开始了的。那时候，大人、小孩、男人、女人，甚至老爷爷、老奶奶，他们看我的眼光里，都有一种诡异的好奇与怜悯。这种诡异的眼光，像无数支冷的锥子，直扎在我脆弱的心上，让我疼痛难抑，而这种难抑的疼痛将伴我一生。连想都不用想，这有多么残酷。残酷一生。
　　 严肃地说，我长得并不难看，甚至可以说算是漂亮。此一生，我没照过几张照片。不想照，不敢照，不愿照。照得再漂亮，我也只有一半儿。一半儿是美丽的、健康的、正常的，甚至我知道，我的胸脯发育得结实且丰满；另一半儿是病态的、丑陋的、脆弱的，莫说示人，连我自己都悲怆地厌恶。少女时代，豆蔻花开，又读过那么多的书，我也有过许多许多美好的梦，甚至期冀有一个我心仪的男孩子跑过来爱我。我会用我全部的身心回报给他我热烈的爱。可是……我只要用健康的手，抚摸一下我不健康的腿，还有那变了形的脚，我的心就冰凉冰凉，凉得我分外静冷。我知道，我必须静冷。当上苍已经毫不怜悯地击中了你，你若不静冷，错得，就是你自己。
　　
　　 此刻，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快逃离。我又一次狼狈地、被动地、无奈地接受了他人的怜悯的帮助，我的自卑而又孤傲的心，再一次被锥疼。
　　 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推着我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了支在木栈道上的三角架、三角架上的照相机，那个男人高大，阳光，很像我喜欢的歌手林依轮。他穿的摄影马甲上有许多口袋，许多口袋都鼓鼓的，装满了他的事业。他正笑着朝我们招呼：“阿姨，我为你们拍张照片吧，这风景多好……”
　　 “不。”我过敏似地反应出我的意见，“妈妈，快走。”
　　 母亲好像对这个男人的印象挺好。也是，人家刚刚无私地帮助了我们呢，母亲歉然地说：“不麻烦您了。她……她不大喜欢照相的……”
　　 那个男人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我回敬了他一眼——
　　 他还是个孩子呢。一个阳光大男孩。我心里有些些的谢意了……
　　
　　 B·1
　　
　　 从天色曦微开始，到日上三竿，曲非开着他的越野铁马，边走边停，边停边拍，边拍边走地沿着那一条让他惊叹无比的曲曲折折的风景线，走了大约还不到十公里。
　　 所以走得这么慢，只有一个原因：哪一处都是风景，哪一点都有绝色，哪一地儿都令他留恋，哪一景都让他不舍。青岛，还有这黄岛，尽管早闻，却不如亲见。他边拍边在心里嘲笑自己：自以为自己是个“行摄族”，凭着一架照相机，走过了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过几十本画册，走过了中国的大小河山，远自“三江源”，近至“黄河出海口”，偏偏是没有想过，一座百年新城、甚至只是十年的新城，会有这么美的风景，这么旖旎多彩的风景线。他把他的徕卡M9、卡西欧傻瓜、甚至手机全用上了。手机主要是拍那些微距的花儿，那些花儿美得、颤得、让他心恸；徕卡M9则是支起三角架来拍全景，拍大风景。南莎总是笑话他“有鱼没鱼都撒上一网”，其实南莎心里也全明白，好的照片，是要在好的感觉里“万里才能挑一”的。若不是，她也不会每一部新戏最后彩排时，都要千里万里地把他找回去，让他给她的戏拍剧照的。
　　 曲非是应威海海关之邀，为他们的海关三十周年做一部“纪念册”的。在威海，与海关的几位负责人讨论了创意，搜取了资料，又紧赶慢赶地拍了六天，才算把这“三十年”的画册基本敲定。是那位副关长，一直陪他拍摄的孙副关长的一句话，让他动了来青岛看看的心思。
　　 孙副关长说：“您是走遍世界的人物。我说句话你信不信？我也去过好几个大洲了，见过许多外国的大城市了。但是，像我的家乡青岛这么美、这么宜居、这么适合上镜头、出风景的城市，更别说她的四季分明、纬度合适、傍山依海、天海一色的绝佳特色了，这世界上，我以为，真的不多。”
　　 曲非笑了，问：“真的？”
　　 孙副关长严肃了，说：“当然是真的。你没去过青岛？没看看我老家黄岛？啧。哪有你这样的摄影家？赶紧，赶紧。趁上了咱威海，您绕个道，去青岛看看。您若是不喜欢青岛这座城市，不迷恋青岛的风景，不叫好。我这个关长不做了。专给您提拎着三角架，陪你走……”
　　 果然，孙副关长没有妄言，曲非也真正地感到“不虚此行”。而他的“此行”，正在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彳亍之间非常快乐，非常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