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履历·见证 ——给老同学的信

摘要：主人公四十年后方知大学同窗下落，知到大学毕业后老同学因四清运动中反对诬陷农民为盗，几乎被逮捕入狱，为逃避追捕，不得已流浪、乞讨八年的经历，激动下给老同学写了七天长信，畅谈自己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多舛人生，其中美与丑，善良与残忍，两次被批判，一次被罢官，都在不认识的好人帮助下奇迹般演出一幕幕塞翁失马喜剧，直至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派出国留学。极大地颂扬了人间正义和社会进步，谴责了黑暗中人灵魂的卑鄙，突出了善有善报，恶又恶报的冥冥中规律。 前言
　　 本故事以纪实为主，或有虚拟，如有生活原型相似，纯属巧合，绝非刻意，不可对号入座。
　　
　　 【一】胸怀报国志慷慨赴边疆
　　
　　 世雄同学：你好！当接通你的电话，听到那熟悉的、浑厚的、时刻展现热情、充满生命力的声音时，我激动的想跳起来呐喊:老同学，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找你找得好苦。打遍了十几个省市同学电话，还给沧州铁路分局写信求助，估计他们还记得你父亲是该局建国后第一代老火车司机，或许他们能提供一点信息，但均杳无音讯。是啊，1965年秋咱们河北大学毕业一别，最后望一眼学校主楼——美丽宏伟的法国教堂上停摆的两面钟，奔赴各自工作岗位，四十年没任何联系，国家这么大，找一个人比大海捞针还难。但苍天不负有心人，依靠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已联系上的同学们近一年的共同努力，终于打听到了你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
　　 在我心目中，你还是大学时代的你：英俊、敦厚、一米八0的标准个儿，茶色眼镜后面的眼神透着聪慧和随时帮助别人的善意。晚会上你一双灵巧大手拨弹出来的三弦《十面埋伏》中，震耳发瞶的号角声，两军对垒的厮杀，刀光剑影的博弈，刹那间的沉寂，将帅的深思，冲出重围的喊杀声，取得胜利的欢庆锣鼓乐，不时回响在我的耳际；不由得想起五年同窗时的欢乐、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一旦国家需要，一定临危受命，慷慨赴难，充当杀出重围的勇士的临别誓言。但时代的诡异，历史的沧桑，生活中的暴风雨，使我们的理想打了折扣。我一直认为我是分配到最边疆、环境最艰苦的草原小镇，文革中挨批判，停职反省，下乡，一九八五年还被无缘无故罢官，是同学中命运最苦最差的一个，但电话中听到你毕业后到衡水乡下参加“四清”运动，为保护无罪农民不受非法拘禁，和中央部长级高官的公子哥、工作队长发生冲突，被打成反革命，绑送公安局，幸好押解你的持枪民兵同情你，巧妙解救，在车站冲天鸣枪放走你的经历，以及文革中不得不“抛妻弃子”流浪到青海、新疆，过了八年乞丐式逃亡生活；我的心为你鸣不平，为你流泪，感觉到你才是同学中命运中比我还苦还差的一个，更为我们国家被文革糟蹋到了崩溃的边沿而痛心。老同学，在我的心里，你就是《十面埋伏》中冲出重围的勇士！听到你平反后为铁路通讯现代化做出贡献，评了副高级职称，现退休在家安度晚年时，我仿佛又看到了你弹起三弦沉寖在北京大鼓欢乐旋律中闭目摇首、悠闲自得的神情，又听到了一曲欢庆胜利的锣鼓声。真是：“好有好报终有时”。同学们聚会时，你一定细叙八年惊心动魄的故事和见闻，说不定咱们同学给你写电视剧呢。别忘了带三弦啊。
　　 人生如浮尘，无论飘到哪，飘多长时间，遇到什么样狂风骤雨，落到什么地方，都会化作泥浆，成为生根发芽的根基。你我就是根基中的泥土，默默无闻，常常被人踩，却与国土和善良长存。
　　 真的，原来我以为我的人生经历是同学中最惨的，挨整最多的。听了你的故事才知你比我更惨，至少我没逼到被通缉被带上反革命帽子，到处流浪，甚至到走投无路、饿极讨饭的地步。不过也好悬哪。
　　 在外文系咱们两个俄语专业班共三十二个人，我们六个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支援边疆建设，觉得很兴奋很光荣。到内蒙古自治区人事厅报道后，刘贵敏和常作然两人留在了首府呼和浩特市，李世春和吴平生去了包头，我和谷兴亚分配到最远的边境呼伦贝尔盟。然后我俩又返到科尔沁右翼前旗参加“四清”锻炼，然后再具体分配，一共往返了五千多公里。那时咱们才二十三、四岁，一腔报国热情，心地单纯，看着窗外空寂的沙漠和大兴安岭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异常新奇，不知疲倦，为即将参加祖国建设，也为将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寄给母亲而兴奋。和你不同的是，我参加“四清”工作遇到的都是好人。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幻，对“四清”运动评价如何褒扬和贬低，甚至成为打倒刘少奇的“口舌”之一，我一直觉得“四清”是防止农村干部贪腐的好运动，实践也证明此后二十年农村干部极少腐化堕落的。不像近三十年，老虎成群成精，苍蝇遍地嗡嗡叫。先不说这个。
　　 我所在生产小队工作小队长夏宝荣是典型的农村干部，穿着朴素，待人和善，自我要求很严，和我一起按要求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秋收割地、打场脱粒和社员一样卖力气。他四十多岁，瘦小，长得老像，抬头纹已经很深，干一天活累得腰酸腿痛，晚上睡觉直哼哼。他并不要求我像他一样下苦大力，尽量把查账、对账、外调任务交给我。他说大学生是国家栋梁，从大城市到边远穷困地区就不简单了，把我累坏了对不起党和国家，无法向学生爹娘交代。这和随之而来的文革运动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有天壤之别哟。
　　 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兢兢业业、事实求是的精神。清经济查贪污时，我去砖厂对账，发现队长利用收入不下账办法，贪污生产队大车拉脚款三笔共780元。领导要报捕，他坚决不同意，说赃款去向不明，需要再查一查。他和我一起走门串户，启发大家回忆自1961年到1965年间生产队有没有不正常开支，说服大家，一定抛弃形式家族利益，实事求是，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贫下中农委员会主席终于出面作证：1962年国庆生产队搞宴会、联欢会，是一笔三百元的拉脚收入支出的，为防上级检查生产队节日浪费，把拉脚收入收据当场撕掉，没入账，不能定他贪污。去掉这笔，根据国家考虑物价因素，对贪污金额是以7：3的比例折算公式（1962年物价高，1965年随着走出挨饿年物价才走低），队长实贪污162.9元，不到200元贪污罪起刑点，使个生产队长免去了牢狱之灾，在检查退赔会上他痛哭流涕，感谢四清工作队挽救了他，一定痛改前非。其情其景至今犹如眼前。我因曾主张捕人向夏组长道歉，他说：“道什么歉？上级要数字，我让你报的，错了我应当负责。你对贪污非常愤恨，我心里还挺高兴。不过搞案子一定实事求是，定案一定慎重。抓出了贪污犯咱们有成绩受表扬，我还可能转干，但人家受冤枉，父母妻子儿女多难受啊，说不定出人命呢，咱们良心也说不过去。人家骂咱们是小事，要骂咱们党呢！”
　　 世雄，整天旱烟袋不离嘴熏的牙变黄、只有小学文化的夏队长“定案一定慎重”的话使我终生受益。我和他的友谊保持了三十多年，直到他去世。他后来真的转成了国家干部，挣了工资，老有所养。正应了古语：好有好报。听了你电话中讲的故事，更使我觉得又瘦又小的农民夏队长比把你打成反革命的高官的儿子，要高尚许多倍。我不是咒念这位少爷，他的境遇不一定好。尽管他很左，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左，结果他作为狗崽子挨了批斗，他老子被挂大牌子游大街，高帽上写着“顽固不化走资派”……这些你都知道。我不是幸灾乐祸，只是想说明打着“左”的旗号整人，到头来必被“左”整。
　　 说到四清时看到的农民生活，只有一个字：苦。我真见到一家七口只有两床破被，炕席破烂，吃不饱、没衣服穿的人家，心里那个震撼啊。什么人民公社好，天堂之路早铺好；什么包产到户回头路，贫下中农要吃苦啊，在我心里打了个死结。好歹人民公社过去了，实行了包产到户，特别是改革开放生活才好起来，才吃饱穿暖，盖起了新房。因为“四清”后我分配的地方离他们不远，是亲眼所见；那个队长一直连任到去世，再没犯错误。
　　
　　 【二】八千里路云和月千里姻缘一线牵
　　
　　 在电话中你听到我有两儿两女，吃了一惊，问我超生没挨罚？告诉你没有。你又问我爱人做什么工作的？我慢慢向你道来。这里面有许多故事呢。“四清”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乌兰浩特第四中学当俄语教员，吃食堂，住集体宿舍。我6月25日报到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不几天大字报就满天飞，书记校长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被拉到街上戴高帽示众。我感到彷徨、寂寞、空虚。恰巧有熟人来校给我介绍对象，问我条件高不？我说不高。他说农村的可以不？我说可以。过几天他让我到他家做客，一进门见一个姑娘在炕沿坐着，相互瞅了一眼，心里不禁跳了起来：这不就是我心中想的姑娘吗？之前介绍人已经介绍了她家情况：本分、正派，口碑好，门风正。就算一见钟情吧。你一定想象我很浪漫，她很漂亮。是的，她很漂亮，窈窕而不失丰满，笑时不失含蓄，肤白不失红润，文化低没工作，不失自尊，她小我六岁。我倒不是浪漫，已经二十五岁了，该找媳妇了吧，吃食堂已经厌倦了，但我娘不同意，担心她没工作，将来生活困难。我知道母亲苦苦业业供我念书不易，要靠我养老，她是怕我“灰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但我自信有能力既养活媳妇又能养活娘，那时心想翻译一部小说什么钱都出来了。你还记得吧，大四时我已草译了《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中篇小说《古巴少年》。可是上帝和我们学俄语的开了个大玩笑，先是中苏论战，两党交恶。文革开始后中苏关系更恶劣，学俄语的被打入另册，翻译书成了幻想，只好靠每月45元工资生活。我自领第一次工资，每月给母亲寄30元，留15元给自己。结婚生女后给母亲邮15元，剩下30元我和妻女省着花，也能吃饱。但第三年又生了个女儿，就捉襟见肘了。妻子有志气，秋天拣地，土粮喂猪。冬天上山搂柴火，省煤取暖做饭。钱不够时，借钱也要给婆婆邮，过年过节加倍，从未断过，直到她老人家73岁仙逝。母亲不同意我找农村姑娘为妻，怕我“灰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不往家寄钱。母亲去世时，我不在跟前。当听两个姐姐说，母亲临咽气时说我娶了个特别孝顺的好媳妇；因为工作不能赶回去时我哭了，为我的婚姻终于得到母亲认可，也为自己不能经常在母亲面前行孝对不起她老人家痛哭。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母亲在世前见到了她盼望已久的孙子——1972年出生的第三个孩子。我的第四个孩子（小儿子）是文革中第二次挨批判还没平反的1978年春节早晨生的，其中故事稍后再告诉你。我想，慈母地下有知，也一定夸她的好媳妇。
　　 妻子陪我坎坷一生，无论享福受罪，无论升职罢官，都不离不弃。我从未想到被分配到几千里地的边疆和一个没有文化的少数民族农村姑娘结婚，相伴一生，真应了那句古话——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就是命，人们常说的缘分。我想你知道后一定为我高兴，认为我选择没错。她后来成了钢铁厂工人，生活才好了点，直到退休。
　　
　　 【三】人品不分民族仗义莫问出身
　　
　　 咱们毕业报志愿时我之所以报内蒙古，不光是出于拳拳报国之心，和向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自然风光，也是出于对勇敢质朴、热情好客的蒙古民族的热爱。我交的第一个朋友就是同事蒙古族俄语教员白邦柱。他一头浓密黑发，颧骨突出，黄眼珠，目光炯亮，小个子，走路飞快，虽不是想象中的蒙族彪形大汉，但一看就知道是蒙古汉子。他很有天才，仿毛体字一挥而就，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清平乐.六盘山》、《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四首诗，他写得逼真，并且快得让人啧啧赞叹，各革命单位向他索字写横幅的还不少呢。最让人称奇的是他只在高中学过俄语，就能教中学俄语，而且板书写得漂亮，颇受学生欢迎。他很虚心，拜我为师，又同住一个宿舍，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在低矮的小土房结婚时，他送我五元礼金（那时一个月食堂伙食费才七元钱）；他爱摄影，我将大学时给同学照相的日本照相机送给了他，交情可谓不浅。
　　 正在我庆幸到内蒙就交了一个知心蒙族朋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越来越热闹，学校停课，两派恶斗，他坐不住了，成立了战斗队，凭着贫农家庭出身的资本，造起反来。他到处串联，不辞辛苦，支持和他一个观点的造反派，改名白红兵，誓言跟着毛主席造反到底，批倒批臭走资派，绝不能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当时他还是代课教员，我劝他少出头，但怎么也劝不住。他确实是真心实意跟着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的。内蒙军管会领导的“挖肃”运动开始后，他被任命为副排长（相当于副校长，正排长是军宣队军人），主管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深挖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校长书记被投入反省室后，他和几个专案组教师，像被打了鸡血的斗士，又像认准一门死不回头的偏执狂，开始对自己熟悉的书记、校长毒打折磨逼供。八天时，专案组就将决不招供、也决不咬别人的赵老校长打死。世雄老同学，赵老校长是民主人士，他受的刑罚不亚于渣宰洞，太令人寒心。但他坚决不说假话承认自己是内人党，也坚决不咬别人。他死的凄惨，但大义凛然，保护了他的上级和手下的教员，不亚于在敌人刺刀下英勇牺牲的烈士！我那个朋友不是毒打致死的凶手，躲过了后来的一劫。
　　 我庆幸他不是打死人凶手时，没想到白红兵竟然揭发我和另外两个教师在一起骂江青，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幸亏工宣传队里的朋友，连夜告诉我消息，我又在零点时告诉了那两个同事，商量了对策，我争取第一个发言，掌握会场局势。我还引用“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的话，鼓励他俩以攻为守。在生死存亡关头，没办法呀。第二天宣传队队长红着脸在敦促“阶级敌人”投降大会上宣布一定揪出骂江青的反革命时，我站起来，“慷慨激昂”地颂扬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领着大家连续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谁就是反革命！”“坚决揪出反革命”，“打倒阶级敌人”！会场掀起了“表忠心”的高潮。那两个同事也适时发言。他俩都是贫农出身，其中还有一个卖子，还有卖身契呢。他们拥护江青的激昂比我还充满“阶级感情”。军、工宣队傻了眼，不知如何揭发下去。我们下了死决心：以攻为守，争取主动；一旦被点名，决不承认，和白红兵拼个鱼死网破。赵老校长死了，但他精神不死。我们年轻人还不如老校长坚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