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庚

四川话中，“老庚”就是指年龄相同的人。伏大爷和兰大爷就是一对老庚，他们是邻居，也都是文化人。
　　 兰大爷两口子是重点大学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被遣送回乡下老家，落实政策时，两人就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们没有选择回城，没有回原来的单位，他们看不准政策的方向，不知道那政策风会怎样吹，觉得还是在农村老家安宁，他们也习惯了农村老家的生活。
　　 兰大爷有一个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怕女儿受到牵连，便送给了兰大爷的妹养，女儿一直生活在大城市里。女儿管养她的姑姑为妈，从来没有来老家看过兰大爷两口子。
　　 伏大爷两口子没有上大学，但念了点古书，因为地主成分，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批斗，所以没敢要孩子，运动结束了，人也就挨近老年了，可以要孩子了，年龄又不允许了。
　　 这对老庚都成了“五保户”，村里给他们各盖了两间草房。草房在竹林丛中，冬暖夏凉；竹林外是田，夏天水稻香气扑鼻，青蛙叫声悦耳，春天油菜花黄得流油。他们都把竹林看做自己的家，把竹林中的垃圾竹叶清理得干干净净。
　　 农村也兴起了幼儿园，这对老庚就把邻近的孩子聚在一起，当做自己的娃娃教。兰大娘年轻时就在乡中心校教幼儿园。
　　 娃娃们来了，这个喊爷爷，那个叫奶奶，叫得四个人敞开了嘴笑。他们用牙缝里省下的钱买回了娃娃书、小篮球、跳绳等。教娃儿们写字，画画，学诗，唱歌，做游戏。只要是晴天，竹林里总是充满着欢闹。从外面大公路路过的人，总是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偏头往竹林里瞧，看见路边田地里的人，还会问那里是什么学校。在孩子们的双脚下，竹林地面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整洁。四位老人的竹林生活也总是快乐馨香的。
　　 到了夏天，下雨的时间多了。
　　 那天，天空的云越来越暗，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的；竹林里也越来越闷热，要下雨了。孩子们被接走了，两对老人也各自回家准备东西。
　　 瓢、盆、罐、桶，还有塑料布，塑料布有的拉在罩顶上，有的铺在背篼里。然后，他们都坐在自己的屋门口，摇着扇子，等着雨的来临。他们害怕雨来，可是又没有办法拒绝雨的到来。
　　 有一次，伏大娘说：“又要下雨了，我们那房子又要漏雨了。”一个妇女当即回道：
　　 “下雨不好？你看山坡地里的庄稼，都要干死了。你们看到不急呀？”伏大娘听后很难过。
　　 轰隆隆，哗啦啦——
　　 炸雷突然在竹林的上空响起，闪电像一条火蛇在竹林中扭曲着。四位老人赶紧退回了自己的屋里。豆大的雨点打得竹叶簌簌地响。
　　 雨密了，大了，风也大了，竹林被刮得东倒西歪，东一股西一股的雨水，从竹林中冲出来，涌向房檐下的沟里，哗哗地冲进田里。
　　 四位老人没有闲情看雨景，他们也在各自的屋里忙碌着。他们集中所有的注意力，监视着屋里，听漏雨滴下的声音，听到声音，看到雨滴，马上在那个位置放上一个盆，或者一个灌。准备的东西都用完了，不够了，他们就只能顾着床，顾着放粮食的柜子，其他地方，只能任雨滴在地上。
　　 突然想起，还有多的塑料布，赶紧找出来，铺在地上，于是雨水滴在塑料布上，一滴，两滴，水滴变成了蚯蚓，在塑料布上弯弯曲曲地扭动起来；蚯蚓变成了泥鳅，变成了黄鳝，它们向门槛低洼的坑跑去。坑洼里的水眼看满了，拿来水瓢，把这些水舀到门外的沟里。雨下多久，他们就忙多久。
　　 雨停了，他们也停下，坐在床弦，相互捶着酸疼的背。
　　 屋漏得严重了，墙也被雨浸湿了。他们想去找队长，总觉得难开口，总觉得又给村里添麻烦。不找吧，继续漏，墙会被淋垮，他们就连个窝都没有了，那时添的麻烦更大，可能遭受的埋怨更多。平时，他们都生活得很小心，从不敢得罪人。村里人把娃娃送来，四位老人从不说钱的事，家长们愿意给就给，不给他们也不问人家要。他们只希望在他们需要帮助的那一天得到乡亲们的帮助。
　　 有啥法呢？人老了，又没有子女，只得小心做人，他们没法离开乡邻的帮助。为了减少麻烦，不是遇到无可奈何的事情，他们是不会找邻居和村里的，怕遭人嫌。
　　 他们找到队长，队长看着四位老人，脸上出现了为难之色。生产队时期，很好办，生产队出树，出竹竿，出房草；安排人盖房子，给点公分就是了。八十年代也不难办，每年收的费，总有一部分是队里的开支，给四位老人盖一下房，钱还是有的。可现在，不准从村民那里收费了，生产队是一分钱也没有。现在请人，都不是帮忙，而是给工钱了。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多，留在乡里能盖草房的匠人，周围就只有那么几个，不给钱，谁来盖？给钱，谁出？又不是三块五块的数目。
　　 四位老人看着队长久地沉默不说话，知道他为难，他们也不再说话，都起身慢慢地走了。队长看着四个弯腰驼背的老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多次劝四位老人到乡敬老院去，可他们总是不愿意去。队长知道，敬老院那些老人，都是粗人，这四个老人，都是读书人，他们融入不了敬老院那些老人的圈子。咋办？队长在自家门前的阶沿上走来走去，要是他们不是读书人就好了，就能和那些老人打成一片，吃住就没有困难麻烦了。唉，他们的文化，不能给他们带来吃住，反而给他这队长添了这份不容易解决的烦恼。原来，这文化也害人。队长苦笑着摇摇头。
　　 队长踱着步，算着四间屋子翻盖需要的费用。
　　 队长走进了每家每户，去商量，去要钱。这钱要得不顺利，要得不顺心，可是，队长厚着脸皮要着。
　　 有的是老人在家，老人更舍不得自己的牛工钱给别人，有人就说：“娃儿不在家，等我们给娃儿商量了再说。”有的是妇女在家，她没有受过四个老人的恩惠，便对着站在阶梯下的队长大声吼道：“凑钱？盖房子？我的房子还在漏雨呢，我爹妈的房子也在漏雨呢，你也找人给我们盖呀！”队长耐着性子说：“小声点，别让对面的老人听到了。”队长边说，边用手着急地指着身后的竹林。这妇女才不管这些，她好像更希望竹林里的四位老人听到，声音更大了：
　　 “管吃管住，我们的老人还天天干活，他们干什么？喂头猪也可以卖几块钱呀。天天帮人家带娃儿，让那些人给钱呀！”这个妇女的话越来越难听，为了不让她继续骂下去，队长只得说：“你不给就算了，你就别骂了。”说完，赶紧转身走了。
　　 竹林对面的叫骂，四位老人听得清清楚楚，隔着一条四五十米的田埂，那声音就像霹雳一样震耳欲聋，听见的何止四位老人。那妇女也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不让她掏腰包就行。看着队长狼狈慌张地离开，她咧着嘴笑了。
　　 队长回来经过竹林里的四位老人房边，四位老人坐在竹林里，眼巴巴地看着队长。伏大爷和兰大爷一脸愧疚和歉意，伏大娘和兰大娘牵起衣袖揩眼泪。队长不敢看他们，又不好一埋头走开，他是队长。他低着头说：“没什么的。我明天再跑一趟，也找找村上和乡上，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第二天来了四个匠人，一架四轮车运来了一车茅草，茅草盖房，使用寿命比稻草和麦草的长，如果长了青苔，可以管十多二十年。他们把四位老人的东西都搬到竹林里。老人们的东西很简单，一张床，两床被子，两个桶，几个碗，还有泡菜坛和调料瓶，以及那些积雨水用的罐子。这些东西虽然旧，可是非常干净，被子叠得整齐。
　　 搬完东西，匠人们拆的拆房，砍的砍竹子。四位老人帮不上忙，只是殷勤地递开水，用他们的殷勤表达他们的感激，用殷勤换来匠人们的高兴。队长看着那近似于低声下气的殷勤，心里酸酸的，这人老了就是这样，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要看别人的脸色了。不说这四位读书人在外人面前，就是不少老人在自己的子女面前，也不得不陪着小心啊！
　　 中午，四位匠人和队里来帮忙的几个人，都在队长家吃饭，吃完饭马上动工，要赶在天黑前把房子盖完，天上的云又开始变灰黑了。
　　 房子盖好了，四位老人拉着队长的手，感谢一句又一句，好像队长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看着他们让人可怜的感谢，队长心里不是滋味，他想笑，可是心里却在哭。他是队长，可是没有钱。如果有钱，他就不去找人求人了，四位老人也不会这么忐忑不安了，他们也会生活得更有尊严和地位了。
　　 房子已经四年没有漏雨了。四位老人更加殷勤地照看村民送来的孩子，以此报答他们在村里受到的照顾，减轻他们内心的愧疚。
　　 四年后的一天，得肝癌的兰大爷死了，没有钱医，在痛苦中死了。好在死得快，那痛折磨的时间不长。兰大娘没有哭，伏大爷两口子去看兰大娘，兰大娘说：“他走了，终于解脱了。我们活着的还没有他走了幸福。”说完，三个人都沉默着。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要活多久，不知道自己还要麻烦村里多久。
　　 一年后，兰大娘也走了。伏大爷伏大娘站在兰大娘床边，给她整理衣服，伏大娘边理边说：“走了好，走了好呀。我们要能走该多好呀。”
　　 伏大爷望望房顶，房子好像又要漏雨了。伏大爷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下只有我们两老口去求人了。你这一走好了，不用求人了，不用看人脸色了。你们再也不接雨水了，再也不怕下雨了。”然后，伏大爷走出屋子，去找队长，队长一个电话，火葬厂的车来了，兰大娘“坐”车走了。伏大爷伏大娘看着运尸车，笑着，挥着手。他们在路口站了很久，才慢慢转身回屋。
　　 有一天，一台挖机开进了竹林里。在竹林外边大路的山崖上呜呜地叫着。要干什么？伏大爷和伏大娘蹒跚着走过去看。队里也有闲着的人来看。
　　 又来了汽车，汽车拖着火砖、水泥、砂石，还有那种红红的厚厚的瓦，哦，要修房子。
　　 “有娃儿就是好呀，能挣钱，修楼房。哪像我们……”伏大爷说。
　　 “没关系，我们活不了几年了，过不了几年就是二辈子了，二辈子我们还做夫妻，我们自己修楼房，也修那小洋楼。”伏大娘笑着说，眼里全是泪花。两位老人蹒跚着回到家里。
　　 那些娃儿已经不来了，两位老人轻松了，但好像又空了许多。没有事情做，两位老人便每天擦拭家里的家具，打扫那竹林坝子，早晨一遍，中午一遍，傍晚一遍。
　　 现在好了，他们把老庚兰大爷家的盆、桶、罐，还有那铺地的塑料布全留下了。盖的茅草房，这么多年了，每一次下雨，只有一处漏雨。等到房子像以前一样到处漏雨，老两口可能已经走了。即使多处漏雨，这些积雨的东西也够用了。伏大爷和伏大娘，把那折叠着的塑料布牵开，看没有灰尘了，又重新折叠好。
　　 半个月后，那新修的房子里来了好多人，非常热闹。但伏大爷和伏大娘不敢去看，看着伤心。队长带着几个人来了，还有扛着摄像机的。摄像机在伏大爷屋里屋外到处转，好像在弯腰昂首找什么东西。
　　 “伏大爷，我们搬家吧。”队长看着惊愕的伏大爷和伏大娘说。
　　 伏大爷望望队长，望望那些人说：
　　 “搬家？搬去哪里？”
　　 队长回身用手指着那两间刚修好的房子。
　　 伏大爷不敢相信，摇着头，喃喃地说：
　　 “不可能，不可能。”
　　 队长拉着伏大爷的手说：
　　 “搬吧。搬了就不会接雨了，也不去求人了。”
　　 伏大爷点点头。几个年轻人，几个来回就把东西搬完了。
　　 两间屋子，砖筑瓦盖。墙壁和楼顶刷得洁白。一间厨房，一间卧室。厨房有烟囱，老人烧柴惯了，有烟囱方便他们的习惯。
　　 摄像机对着老人，老人背后是彩电，里面放着歌舞节目，像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那么热闹。
　　 “这电视抱走吗？”
　　 “不抱走，这是政府给你们的。”
　　 “真的？”
　　 “真的。”
　　 “大爷，你有什么话就说吧。这房子也是你们的。”
　　 听了队长的话，伏大爷伏大娘不敢相信，转着圈看着。
　　 队长说：“大爷，你有话就说几句吧。”
　　 伏大爷说：“我们两口子都八十五了。我们商量着再接几年雨，到那房子完全不能住时，我们也该走了……”
　　 伏大娘抢过伏大爷的话说：“我看着兰大姐走了，好羡慕。走了，解脱了，不翻盖房子了，不接雨水了。我对老伏说，过几年我们就是二辈子了，二辈子我们修自己的楼房……”
　　 听的人再也不笑了，他们的笑僵在脸上，继而是一种悲情在脸上。
　　 “大爷，你们现在不能那样想了，你们要活九十岁，要活一百岁。”队长说。
　　 “是呀！现在想多活几年了。感谢队长，你累了。感谢队长。”伏大爷拉着队长，抹着泪说。
　　 “大爷，你不要感谢我。这是党的政策好，感谢党。你看前几年，我还是队长，可国家政策没有下来，我也没法让你们住新房子。”
　　 “是呀，还是共产党好。老伏，我们这房子，比老兰两口子山上的‘房子’漂亮多了。他们没有我们有福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伏大娘说着，笑着，找着什么。
　　 “我们的罐子呢？”伏大娘问。
　　 “什么罐子？”伏大爷问。
　　 “我装糖的罐子。”
　　 “在那里。”帮着搬东西的小伙子上前捧出了罐子。伏大娘抖着手打开罐子，抓出印着“囍”字的奶油糖，每人几块，边发边说：“孩子们，吃糖啰！吃糖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