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西

摘要：同学聚会，让30年未曾谋面的大学同学见面了。很多人的政治地位、经济水平拉开了不小的差距，他们之间也因此发生了不少的故事。 一
　　 晚上，我正躺在床上读《庄子》，电话铃响了。因为我这座机与太太的小灵通属于一号双机，而平时打给我太太的电话又更多一些，所以，我习惯性地让在隔壁房间里正在看电视的太太先接听。不一会儿，隔壁传来了太太脆响的声音：“宋鹏鹏，你的电话！”
　　 是陶晓安打过来的。他是我30年前读师专时的同班同学，眼下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过去这些年中，他在所有同学里算是跟我联系比较多的——大都是因为外县市的一些老同学来海陵办事，几个小有官职的同学招待他们，因此也顺便招呼我过去聚一聚的。再就是他在中学里同样教语文的太太早几年职称晋级需要论文，我给帮过忙，为此联系过两次。
　　 “陶主任，有什么最高、最新指示吗？”我问。
　　 “不敢、不敢，只是信息通报而已——同学们计划搞一回入学30周年聚会活动，我是我们海陵的召集人。现在有几个事项传达一下：一是聚会的时间为10月13日；二是请大家各自准备一份两百字左右的个人简历，两张照片——一张标准照，一张生活照，以备制作通讯录之用；三是每人出资两百，作为活动经费。”陶晓安说道。
　　 “个人简历与照片，交给谁？你？”我又问。
　　 “给我也行，直接寄班主任也行。”陶晓安停顿了片刻，像是想了想后说的。
　　 挂了电话，我看不下去书了。一想到很多30来年没有谋面的老同学将有可能再度握手，我的思绪立马飞扬开来。
　　 我们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进入高校学校的第一批大学生——虽然拿今天的眼光来说，最终进入的乃是不入流的地方性大学——师范专科学校，可在全国近1千万考生参加当年的高考，最后只有27万人录取了各类大学——自然也包括我们就读的师范专科学校这种类型的大学在内这一特殊背景，加上我们那个还又是第二次扩招的班，所以，真的是幸运中的非常幸运者了。以我高中就读的那个年级为例，4个班200多位同学至少有一半同学参加了这一年的高考，但最终能够获得学习机会，同时也是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总共只有不到10来位。并且，因为当时各类人才奇缺，所以，我们这班大学生后来的发展大多十分顺畅，进入各级政府机构，成为局以上领导干部的足有四成；坚守在教育上的绝大多数人则成为中学校长、主任，而像我这样什么名分也没有的则属于“另类”。
　　 我当年的57位同学如今我还记得几位呢？
　　 闭上眼睛，我这些同学的影像立刻从我眼前掠过。那是一群老的老、小的小，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几乎相差一个辈分的奇异的学生群体。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是谁？是年久龙，入学时已经是32岁了，后来他也是官做得最大的我的同学——官至副厅级，江海市的副市长；年龄最小的是谁？是陶晓安，那年他只有17岁。我的年龄算是班上最小的之一，19岁。比起陶晓安来，我值得骄傲的一点是，那是我已经有近两年插队农村的社会经验了。不过，即便是当年的年久龙，在今天的我的眼里，也应该是非常年轻，可以想很多事、也还可以做很多事的年龄。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我已经是47岁，拿文革年代的学生语言来说，已经是“年近半百”的老爷爷的年龄了。真所谓“人生如梦”呀！
　　 在我的那些同学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无疑首先是我同座的李国强，以及给我所写的那一篇篇小说提出过批评意见的于大壮、年久龙、金辉等几位。这几位年龄要比我长10来岁的人属于“老三届”，知识功底非我们这些小字辈所能相提并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入学之前甚至就已经有了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纪录。这对于同样喜欢写作，并成天做着作家梦的我来说，无疑是值得仰慕、钦羡的。为讨好他们，获得他们的指点，我甚至曾经邀请他们到我家去作过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驼背，思考问题总是喜欢眯起一双小眼睛的年就龙，我在毕业后还与他通过两封信：一封是我初恋失败，处于迷茫与颓丧之中，向他去信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方向上的指引的；后来他还给我回过信，记得他信中鼓励我振作起来，并相信我这样的个人条件，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届时，他会非常热烈地欢迎我过去玩，为我们举杯祝福。我的第二封信是在10年前，他已经成为江海市的负责文教卫生的副市长之后寄出的，目的是向他打听像我这样条件的人，是不是够到破格晋升中学高级教师的要求。但让我非常遗憾的是，此信发出之后入泥牛入海再无回音。他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是因为没有收到我的信，还是公务繁杂无暇回信？或者是感到为难，不便回信？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假如这次同学聚会有机会的话，我很想想他问个明白——眼下，他已经从副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转岗到市政协副主席的位置；在这个荣誉岗位上，他应该没有太多的顾虑了，再者，我的中学高级职称，也早已到了手。
　　 同学中印象相当深刻的再就是班上的几位女同学了，特别是那两个年龄与我相仿，让我曾经朦朦胧胧产生过想法的更是如此。记得于大壮曾经悄悄地指着其中一位——女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师彬彬跟我说：“有意思不？我给你们搭个桥怎么样？”一来因为害羞，二来因为心气太高，所以，我的回应并不积极。现在假如再遇到老于，我可以跟他坦白交待了：我钟情的是另一位。谁？皮肤白皙、气质高雅，走路喜欢把胸脯挺得高高，目中无人的黄丽丽。
　　 最后，我翻身下床，将能够记忆起来的同学的姓名，在一张纸上写了下来。结果我发现，这些我能够准确地回忆起来他们的姓名、容貌的同学大约有40来位。为了尽量能够多记起一些同学，我又翻出了珍藏多年的毕业照，对照上面的面孔努力回忆再回忆，结果又记起了10来位。但很遗憾，最终仍有5、6位同学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姓名来了。为什么？因为这毕竟都是30年前的人和事了，并且很多人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想到不久之后我将会与当年的老同学再聚首，我的情绪兴奋得难以自抑。这一夜，我失眠了。
　　
　　 二
　　 现在每天早上我起身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上网浏览一下前一天的新闻。浏览的主要目的，是为写时事评论寻找由头。在最近的这10来年的时间里，我倾情于时事评论的写作，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章，在国内时评界也可以说得上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不过，这天早上我起身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却不是浏览新闻，而是上网去查询我昔日的这些同学今天的情况。对于我的这些多数已经成为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可以用“事业有成”去形容的同学们来说，通过网络去寻找与他们相关的信息并非难事。比如说年久龙，就时常通过地方电视台与我们亲切见面。只不过，如今的他老态毕现，电视特写镜头中的眼袋非常明显，一双喜欢眯起的眼睛似乎也比当年更细了。
　　 通过网络，我迅即获得了40来位老同学的各类信息：
　　 我的同座李国强，如今是邻县某中心小学的负责人——这一点，其实我早些时候从他的同乡，在任他所在的县级市的市报的副总编，后来任该县县委党校副校长的于大壮那里就知道了。网上的相关信息则是，他是这所小学的“法人代表”。
　　 读师专时已经近30岁，但还没有成家的大姐陈燕如今在一农村中学任教；数年前她不幸患上了乳腺癌，现如今已经退休。她所在的学校的同学，两年前的中秋节去她家慰问，地方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当时班上最年轻的女同学师彬彬，如今在省内一家市级电视台经济频道担任主任。
　　 传说中应该是我们这班同学中的首富的祝万鹏如今是国家一级资质建筑企业建筑集团的老板。当然，他今天到底有多富外人无从知道。在查询与他相关的信息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位网友举报他的“问题”的帖子：为了给他们县犯有贪污与受贿罪的前任建工局局长减轻罪责，他曾经跑到苏州、南京等地四处活动。看到这帖子，我不由竟出了一身冷汗——都是常在江边走，难免不湿脚。
　　 当年被南京大学外语系日语班录取，但最终因为招收的学生不过寥寥的4、5位，未能开班，结果被安排到了我们学校我们这个班来的马大有，如今专门从事对日服装贸易，在2000年的时候企业年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300万元上下——由此不难断定，今天的他也应该是腰缠万贯了。
　　 接下来，我又继续查询了我们的班主任洪建设的相关信息。结果得知，如今的他是大学学报的副主编，硕士生导师。——当年做过我们班主任的一共有三位老师，他们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也许是因为这样的说法不太好听，后来这些大学生在填写各类表格的时候统一成“大学普通班”。除他之外的那两位老师后来相继离开了学校到了地方，并且在在80年代初期的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中，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很早就已经成为处级干部。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为洪建设未能人尽其才十分叹息。不过，现在看来，他在母校留下来，选择做学问这条道路还是非常正确的。
　　 从网上，得到了老班主任的电话号码之后，我立即给他挂了一个电话。
　　 听洪老师的声音，与30年前一样年轻而富有磁性。而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显然他对我有一定的印象，并且不止一次地在电话里还提到经常能够在报纸上看到我的署名文章。他还问到了我现在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乃一介教师，依然在教学第一线。我这话的言外之意显然洪建设老师十分清楚，他带安慰地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只要自己快乐就行了。在谈到这次同学聚会经费问题时他特别告诉了我他本来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要大家自掏腰包，而是请某个先富起来的同学提供一笔赞助：“这样的机会给谁，就是谁的荣誉。”但听他的口气，似乎这个动议最后没有能够得到落实。
　　 “本来这样的同学聚会早就应该搞……并且，如果早10年、8年搞的话，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意义更大。”洪建设说。至于他这里所说的意义，我以为也许是指的相互提携、相互帮助之类。因为我这些同学中的7成人以上，后来都“从政”了，并且在10来年前就已经达到他们事业的顶峰。而这些同学中的大多数已经陆续退了下来，进入“颐养天年”的人生阶段了。“不过，现在搞也有好处，就是可以少些功利，多些友情……”话锋一转，洪建设老师最后说。
　　 这次通话后，根据洪建设老师的要求和他提供的信箱，我把简历和照片发了过去。因为家中的扫描仪出了问题，所以，这简历和照片，我是从国际在线上，我还是从自己在体育频道开辟的评论专栏上复制下来的。
　　
　　 三
　　 我们海陵的同学约定了10月13日早上8点在政府行政中心集中。当我正点赶到那里的时候，有两位同学已经到了。一位是昔日的班花黄丽丽，——她早就改行离开教育了，如今是烟草专卖局局长办公室的主任；再一个是黄金生。
　　 “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黄金生这样问我，“记忆里，我们自从毕业后似乎就没有见过面。”
　　 我笑笑：“大概是吧。”其实，我们毕业后应该见过面的，并且就是在前不久——去年，全县职业中学文化课会考集中阅卷期间，我与他就在一个办公室里。只不过因为不敢完全肯定那就是他，加之我不愿因为同学相认而给自己带来某些麻烦，比如说是不是应该邀请他去自己家中做客一类问题上为难，所以，最后我选择了装佯。记得10多年前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某天中午在学校门前等着接孩子，曾经看到昔日的我的同坐李国强跟人一边说笑一边从我面前走过，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悄悄地把头扭向了一边。——从后来获得的各类信息综合分析，那次，李国强应该是作为学校的领队带孩子们来我们这里参加中小学生运动会的。
　　 “跟我们约的是8点，可现在已经过了近10分钟了，陶晓安居然还没有露脸！还真当自己是主任呢！”黄丽丽尖刻地说。
　　 看到前面的停车场上过来一辆面包车，年轻的司机停下车后并没有下车，黄丽丽又说：“这辆车或许是他们要的。”
　　 说话的功夫，陶晓安到了。他告诉我们，海陵的同学都联系上了，除了几个同学直接去母校之外，多数同学都将从这里一起出发。等了半个钟头左右，还差几个人，于是他开始打电话。最初联系的是于金生，一个已经退居二线的完中校长。此人过去是班上公认的知识功底最为扎实的两个老三届之一，过去27年一直在农村学校工作。据说眼下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全家移民县城了。电话联系的结果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本来人在城里的他居然又跑到他工作的学校去了，说是在那里等我们的车。后来担任行政中心副主任的我们的同学许向阳开着私家车过来，陶晓安与他一商议，让许向阳带上几个人先行出发，去离城10余公里的地方接于金生。我们几个人继续在这里等另一位迟到了的同学。
　　 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迟到的那位同学才骑着摩托车出现了。此人姓孔，当年绰号孔老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今年60岁的我们的老同学，从容貌到声腔到体态，与从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脸庞依然清瘦，声音依然嘶哑；坐上车后他得意地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有钱难买老来瘦”，与30年前身体、精神状态没有两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如今卖的那些保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