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知青朋友

摘要：汽车一停下来，围观的农民像看西洋景似的抬起了头，用探究、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正在从车上向下跳的知识青年。有的农民身不由己似的咂舌头——咦，这些十五六岁的娃娃们就是和农村人不一样。他们不只是长得清秀、俊样、干脆、漂亮，他们的服饰打扮使农村人大开眼界：男孩儿的头发乱糟糟的，蓬了满头，比女孩儿的还要长，而女孩儿则是男孩儿的发型，短短的，连刘海也没有。这么冷的天，男孩儿和女孩儿都不穿棉裤，女孩儿的裤子紧紧地绑在腿上，两条腿看似两根高粱杆，男孩儿黑色的喇叭裤的裤口有一尺五寸宽，看起来就像女人的裙子。 一九六八年冬天里的一天，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进了我们陵头村革委会的院子里。院子里早已围满了不少农民。在前一天，生产队的大喇叭就通知过：西安的知识青年要到我们村来插队。我记得，刚下过一场冻雪，路旁的洋槐树干枯的树枝上仿佛灌了一层蜡，在风中发出了白刷刷的清脆的声响。乡村土路上好象铺了一层薄薄的玻璃，走上去，一抬脚，一声咯吱，一不小心，就是一个爬匍。天气阴沉沉的，并不太冷。汽车一停下来，围观的农民像看西洋景似的抬起了头，用探究、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正在从车上向下跳的知识青年。有的农民身不由己似的咂舌头——咦，这些十五六岁的娃娃们就是和农村人不一样。他们不只是长得清秀、俊样、干脆、漂亮，他们的服饰打扮使农村人大开眼界：男孩儿的头发乱糟糟的，蓬了满头，比女孩儿的还要长，而女孩儿则是男孩儿的发型，短短的，连刘海也没有。这么冷的天，男孩儿和女孩儿都不穿棉裤，女孩儿的裤子紧紧地绑在腿上，两条腿看似两根高粱杆，男孩儿黑色的喇叭裤的裤口有一尺五寸宽，看起来就像女人的裙子。
　　 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好奇着，大队革委会的主任把我们叫进办公室，吩咐我们帮知识青年扛行李。三十二个知青分派在五、六、七、八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四男四女。我给第七生产队的一个女知青扛着一个皮箱。七队在半山坡。一个女知青跟在我后面，大约走了不到半里路，她问我：“还远不远？”我说不远了。之后，又走了半里路，她又问：“还远不远？”我说不远了。她再问，我一声不吭了。能听见，她的出气声象路旁的蒿草上的冻雪一样响亮。
　　 走到窑门口，我放下了皮箱。
　　 八个知青站在窑洞前，谁也不说话，能听见八双眼睛咔哧咔哧地发出的疑问：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这时候，个子不高脸膛红而黑的生产队长已经捕捉到了知青们的惊诧、失望、沮丧，他笑嘻嘻地说:“进去看看,男的住左边，女的住右边。”我一听，把那个女知青的皮箱提进了右边的窑洞，没再久留，下了坡。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大队的知识青年是西安大华厂子校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他们都是十五六岁，年龄和我相仿。
　　 我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没有分到知识青年。因为在一块儿修水利，我和知识青年有了接触的机会，没多久，便混熟了。
　　 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已上炕睡下了，我的知青朋友梁双喜进了院子，站在我的窗口下叫我：“冯哥，冯哥，快起来。”我不知道出了啥事，穿上衣服出了房子门。梁双喜说：“走，跟我走。”我说：“干啥去？”梁双喜说：“吃狗肉。”到了六队的知青点，我才知道，他们偷了农民的一只狗，剥了皮，煮熟了，叫我吃。刚来时，各生产队派一个妇女给知青做饭吃，这样的好生活过了不到一年，知识青年们也和其他农民一样在生产队里分口粮，自己磨面，自己做着吃。娃们毕竟年龄小，没有过惯农民的生活，分到手的粮食不会收拾，不会磨面，不会做饭。况且，那时候，农民们吃的粗粮差不多占七成，细粮只有三成。每人每天不到一斤口粮。知青们吃不饱，也吃不好，他们偷生产队里的玉米棒，偷白萝卜，偷农民的鸡和狗已不足为鲜。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吃狗肉，也没有吃出来是什么味道。八个知青大嚼大咽，吃的兴高采烈，连狗肉汤也喝光了。梁双喜边吃边赞叹：“塞他妈，真香。”老黑（绰号）说：“过几天咱们再去搞一只。”圆脸盘、高个子的疤瘌（绰号）说：“把冯哥叫上一块去。”我嘴上答应了，心里却害怕。
　　 晚上收了工，几个知青朋友就到我家里来聊天，家里没有啥可吃的，祖母吩咐我把自家的火晶柿子给他们拿一些，我提了一个竹笼，上到木板楼上去，拾了半笼子。梁双喜、老黑、疤瘌三个人竟然把半笼子柿子吃光了。三个知青走后，祖母还担心把他们吃的生病——柿子吃多了容易患胃结石。我说：“不怕，他们都年轻，能消化的。”祖母就叹息：“娃娃们真可怜，离开他爸他妈，整天吃不饱肚子。”我说：“咱不也饿肚子吗？”
　　 有一天，老黑到了我的家里，郑重其事地问我：“冯哥，咱们队上有没有地主？”一句话问得我瞠目结舌。原来，老黑并不知道，我家就是地主。如果真的知道，也许，他还不敢和我交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不是和地主狗崽子交朋友的。我支支吾吾：“有，每个队都有的。”
　　 这几天，老黑又来了，老黑肯定知道了我的身份，他说：“冯哥，我们队里的那个地主老汉人挺好的，不像《白毛女》里的黄世仁。”我说：“这话，你千万别在队上说。你以后没事少来我家，我去找你们。”老黑说：“塞他妈，你怕什么，我都不怕，你还怕？”我真的怕连累了这些知青朋友，连我在初中时的出身好的同学都和我划清界限、不来往了。知青朋友不但没有和我划清界限，反而来往越频繁了，梁双喜送了我一件海魂衫，老黑送了我一双尼龙袜子。那时候，农村人就不穿袜子，连布袜子也没有，尼龙袜子对我来说如龙袍一样珍贵。我舍不得穿，走亲戚时偶尔穿一次。那双袜子被我保存了十多年。
　　 我从知青朋友们的身上看到的是无视规矩、敢于反叛、敢于反抗的精神。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传达的是一种“另类”的信息。
　　 1970年初春，我和我们村里的二十多个知青被派往秦岭腹地的太白县修路。我们住在县城东关一个生产队喂牲口的饲养室的竹篾子铺的楼上。白天，我和知青朋友们一块儿劳动，晚上睡在一个铺子上聊天。梁双喜的烟瘾很大，他没有钱买烟抽，就把棉袄撕开，抽出来老棉花，用报纸卷着抽。初春的秦岭山区，初暖乍寒，气温依旧在零下，梁双喜的腿上是一条裤口很宽的喇叭裤，上身是一件令我艳羡的毛领哔叽棉袄，他不扣纽扣，腰间勒一根草绳。几十年后，我在电影中所看到的丐帮的形象就是这样。老黑的穿戴倒不另类，就是半年不理发，长发能扎辫子了。女知青牛素贞、王金凤她们好像不怕冷，腿上窄窄的裤子勾勒出了流畅而诱人的线条。
　　 有一天，邻村的连队（那时候的民工以部队的形式建筑，一个大队编为一个连）拿走了我们连的一个铁筛子，连长不敢去要，怕挨打，民工也没人去要。连长便给老黑和疤瘌说：“你两个把筛子弄回来，今中午就休息。”两个知青朋友一听，放下工具，直奔邻村的工地。他们走到正在筛沙石的两个民工跟前，不由分说，抬着筛子就走。几个年轻人追上来，要打架。老黑和疤瘌扑上前去，挥拳就打。邻村的农民从未和知青交过手，他们一看知青的气势，吓得向后退。老黑从邻村民工手中夺过来一把铁锨，抡起来要砍人，被我拦腰抱住了。晚上，睡在老黑身旁，我给他说，你这个瓜怂，连长把你当枪使，你看不出来？你把人家打死了，偿命的是你，不是连长。老黑说，塞他妈，我不怕。
　　 没几天，连长带领我们去附近的一个生产队参观一个英雄人物牺牲的现场——饲养室。这个英雄人物在饲养室着火之后，从焰焰烈火中救出了一头种公牛，自己光荣牺牲了。当讲解员讲到种公牛的时候，牛素贞严肃地问我：“冯哥，什么是种公牛？”这些年龄和我相同的女娃娃竟然不知道什么是“种公牛”。我觉得，我无法用语言给十七八岁的姑娘去解释，只好说：“你问他。”我指了指我身旁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同村人。那个姓刘的同村人看了看牛素贞，一脸的坏笑，他说：“种公牛就是公牛给母牛那个的牛。”接着，他用手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洗耳恭听的牛素贞和王金凤她们还没等刘姓青年说下去，脸色绯红，似乎刹那间明白了什么，接着，几个女知青放声大笑，笑得弯腰曲背。牛素贞脸庞上的两个酒窝里的笑仿佛溢出来，流得满地都是。她们那天真而可爱的形象一直珍藏在我的脑海里。
　　 秋天里，岐山县人民剧团进山来慰问演出。那天晚上，在太白县大礼堂，演出的是样板戏《林海雪原》。恰巧，我坐在王金凤旁边，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戏，突然，王金凤拉住了我的一只手（她拉的很突然很果断，不是小说《红与黑》中于连拉德瑞那夫人的那种拉法）。我一看，连长就在不远处的坐位上，赶紧抽出了我的手，可是，接着，王金凤又拉住了，我又要抽，王金凤目光盯着舞台，用标准的普通话责备我：“胆小鬼！”她主动松开了手。
　　 在和知青交往的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警惕，不敢越雷池半步。我知道，有几个女知青对我有好感，可是，我绝不敢流露自己的感情。牛素贞在孔头沟修水库时就几次在我面前赞叹：“冯哥的头发真好。”我明白，她不光是在赞美头发。她这么一说，我只能躲着她，不再和她多说一名话。我明白，我是“狗崽子”，是和知青不同的人。那时候，有一个罪名叫“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和知识青年谈恋爱或者上了床的年轻人，被判刑被枪毙的案例不少。我怎能飞蛾扑灯？
　　 可以说，我放弃了和我们村知识青年谈恋爱或者订婚成亲的机会。这对我来说当然是遗憾，但是，我未必做错。
　　 二十多年后，我得知，我们村的三十二个知识青年没有一个人读大学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一个人当上公务员，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当我得知王金凤在宝鸡市一家企业里上班之后，搞到了她的电话，我怀着渴望倾听相谈的心情拨通了她的电话：“你好，金凤，我是咱们队上的冯积岐，还记得我吗？”回答是：“不记得。”我说：“咱们在太白县修公路……”我试图让她回忆起在剧院里和我拉手的那一幕。回答是：“不记得。”我换了一个口气：“你还知道我吗？”回答是：“记不起来你是谁。”我说：“你咋能不记得？”回答是：“我记那个干啥？”还没等我再说，电话挂断了。怎么会是这样？我极其茫然。
　　 于是，我打消了去找梁双喜、老黑等知青朋友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