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

（一）
　　 九零年的大年刚过完，杨建国就把圈里的两头猪和栏里的那头驴卖了。猪身上的膘水还不丰盈，驴也到了快耕地的时节，杨建国有些舍不得，可舍不得归舍不得，卖还是一定要卖的，因为母亲病了，很严重的病，他要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给母亲看病，家里又没有积蓄，这是唯一可以筹到钱的办法。
　　 鸡叫过两遍，天蒙蒙亮了，屋檐下的麻雀也开始了一天叽叽喳喳的忙碌，一夜无眠的建国赶忙坐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招呼身边的媳妇秀秀也起床做点早饭。秀秀把一只奶头从孩子嘴里轻轻拔出来，小心地把孩子伸在外面的小手塞进被子里，起来忙活了。不一会儿，烟囱里就冒出了袅袅的炊烟。
　　 建国敲了敲母亲的门，轻声叫道，娘，起来吧，咱们吃点东西，早些上路，走晚了，怕赶不上班车了。
　　 东屋里传出了母亲压抑不住的呜呜哭声，建国知道母亲不愿去大医院看病，一是怕花钱，靠天吃饭的老农民，一年就在那几亩责任田里刨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从开春干到秋收，除了交公粮，抛开种子化肥，也就所剩无几了。家里本来就紧巴巴地过活，哪还有余钱去看病？二来就是年前也去县医院看过，县医院的医生说，已经是肺癌晚期，在小医院是看不好的，假如家里宽裕呢，可以到省城的大医院治疗治疗，毕竟人家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也许可以把生命延长一些。看来，这是要用钱来延长生命啊，儿子去年刚刚成家，哪里有钱去为自己买命呢？万一治不好，钱花了，这条老命也扔在外面了，这在农村来说，就是不得善终啊，还怎样有脸回来和死去的老头合葬呢？
　　 孩儿啊，咱不去了，反正已经到晚期了，就让娘在家安生两天吧，非把娘这把老骨头撂在外边才行啊？娘蹒跚着打开门后，满脸的泪痕，有气无力地说道。
　　 不行，娘，有病就得治，去了大医院，说不定就看好了呢。建国安慰着母亲，其实他的心里也没底，母亲的病已到了晚期，不可能再好，与其说是去给母亲看病，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除心病罢了。
　　 他真的怕自己落下个不孝的罪名啊，他要尽全力去挽留母亲的性命，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这种希望是渺茫的。
　　 叫媳妇秀秀先给母亲盛点饭吃，杨建国就去村子东头把大哥喊回来。
　　 大哥杨爱国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也没成个家，整天东家出来进西家，和别人家的媳妇眉来眼去的，不正干事。自从前年村东头的二狗挖沙，被滑落的沙土埋住，窒息死后，他就光明正大地进了二狗家，睡他的老婆，打他家的娃。村里人都说，爱国是他娘在县剧团唱戏时和团长怀的孩子，只因事情败露，团长老婆告发，爱国娘被从县剧团开除，才忍着委屈下嫁给了又穷又丑的建国爹。村子里的人说的不无道理，爱国长得浓眉大眼，高大魁梧，和建国的低矮瘦小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建国的长相一眼就能看出，是老杨家的种，和他爹一个模子里雕刻出来似的。
　　 建国到了村东头柳寡妇家，隔着篱笆墙，柳寡妇家的大黄狗就呲牙咧嘴地冲着他狂吠起来。
　　 他停下来，冲着遮着窗帘的屋里喊，哥，哥，快起来，再晚就误车了。
　　 大黄狗听到他喊，在篱笆墙里叫得更起劲了。
　　 呜……汪汪汪，呜……汪汪汪……
　　 大黄狗一叫，村里其它狗也纷纷跟着叫了起来，整个小村子都被他们吵醒了。
　　 良久，随着柳寡妇家那扇破门吱吱呀呀的一声响，杨建国揉着惺眬的眼睛，披着一件黑棉袄，趿拉着一双鞋片走了出来。大黄狗立刻停止了叫声，吐着红红的舌头，拼命地摇着尾巴，讨好着他的新主子。同时，屋里跟出了柳寡妇尖锐的叫骂声。
　　 你这个挨千刀、狼不吃狗不咬的赖皮货，整天白吃老娘，白喝老娘的，让你往地里送几车猪粪你都懒得去，你兄弟一叫你就走，这里也不是不出钱的店，以后休想进老娘的家门！
　　 杨建国干咳了两声，把大黄狗吆喝住，关上篱笆墙的门，和建国一同向家里走去。
　　 回到家里，才看到，母亲压根没吃媳妇秀秀做的鸡蛋疙瘩汤，她还坐在炕沿边，抽抽噎噎地哭着，不时地用袖口擦拭着眼泪。
　　 杨建国无奈地看着悲伤中的母亲，不知该如何来安慰。打记事起，他就知道母亲能哭，好像每天不哭一场，就过不去这一天似的。有时候，半夜了，还会听到母亲压抑的哭声。
　　 而爹好像早已习惯了这种哭声，他在这种声音的伴奏下，起床，吃饭，下地劳作，上炕睡觉，你哭你的，我做我的，一切顺理成章，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他有一晚睡下后，再也没有醒来。
　　 他终于走了，去了一个清静的地方，不必再每天听到这种幽怨的哭声，也不知道，在那边的他听不到这种哭声会不会感觉寂寞，毕竟，是听了一辈子啊。
　　 村子里的人都说，建国娘是个“败鸟”，村里的人都把猫头鹰叫做“败鸟”，“败鸟”是一种不吉利的鸟，是因为它总是在夜半叫，而且叫声尖锐，凄厉，假如晚上有“败鸟”在你家门前叫，那家里是会死人的。村里人每每听到这种叫声，会赶紧往地上啐三口唾沫来消灾的。
　　 有牙有口的人，天天哭，天天哭，那已经不叫“哭”了，叫“败”，把好生生的一个建国爹给“败”死了。村子里好些老人都这样说建国娘。也有人说，建国娘年轻时，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段有身段，是县剧团出了名的旦角，还去省里的大舞台表演过呢，那水袖长舞中，一笑一嗔间，一个水灵灵，活脱脱的女戏子妩媚流转，顾盼生情，那扮相，那唱腔，谁人不爱，谁人不疼？却天生命贱，偏偏嫁给了又低又矮，又穷又丑，三棒槌撅不出一个屁来的建国爹，这其中的委屈，懊恼，让人不哭才怪……
　　 建国看着娘悲怮的样子，也红了眼圈，他没接秀秀端过来的那碗饭。大哥爱国已经蹲在院子里，吸溜哗啦吃进去两大碗，抹抹嘴，站起来，心满意足地向茅房走去。
　　 嫁在同村的姐姐姐夫也过来了，姐夫接过建国递过来的一支烟，点着了，吐出两个烟圈，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三百元钱递给建国。建国知道，姐姐当不了家，做不了姐夫的主。这笔钱不是把家里两头猪卖了，就是借了好几家才到手的。他感激地看了姐夫一眼，眼眶有些湿湿的，他一直打心眼里看不惯这个姐夫的作为，吃喝嫖赌的，但关键时候，还是自己人啊。
　　 姐夫，我不在家，家里你多帮着照看着点，秀秀一人带个孩子，啥也干不了。
　　 放心，家里有我呢。姐夫把大奔头一甩，答应得很爽快。
　　 在娘的极不情愿中，建国和爱国这两个没出过远门的乡下人，提溜着秀秀煮好的二十几个鸡蛋，怀揣着卖了猪和驴以及东拼西凑的两千多元钱，背着老娘上路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去的路，竟是那么的艰难。
　　
　　 （二）
　　 上午十点，他们娘三个终于在离家五里多的公路上，坐上了县里通往省城的公交车，这趟车一天就一趟，误了点，想坐就得等到明天了。
　　 幸好，车上还有一个空座位，而娘一直不肯坐下，而是想让一路背着她的大儿子爱国坐。爱国尽管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怎能让病弱的老娘站着，自己一个七尺男儿去坐那唯一的座位呢？
　　 推让再三后，娘只得坐下，而建国爱国就紧挨着娘的座位，用手握紧车上的横杆，站在车的过道上。
　　 看着乡土熟悉的景色在玻璃窗外一路向后倒去，建国的心里一片迷茫，此去的路途漫漫，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归这片熟悉的乡景？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把手伸进棉袄里，昨天晚上，秀秀就在棉袄左侧的里子上给他缝了一个大口袋，把钱放在里面贴着心，不怕丢了。他用手抚摸着被自己体温暖热的那一叠钱，心里更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但愿这次可以医好母亲的病，让母亲的晚年少些苦痛吧。
　　 可母亲好像天生就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她各色，寡情，不与人交往。在建国的记忆里，母亲除了哭，还会唱戏。不过，那是得等到爹下地后，不在家时，她才唱。
　　 建国小的时候，娘唱戏是不避讳他在场的。阳光好时，娘插了大门，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包袱，就有花花绿绿的锦绣戏衣露出来，昏暗的小屋里，也因为这鲜艳的颜色而亮到了极致。娘把这些锦缎晾晒到院子里，顿时，小院子就像极了一个流光溢彩的小戏台。娘把它们一件件轮换着披在身上，迈动小碎步，压低了嗓音，在院子里咿咿呀呀地唱起戏来。小建国从母亲灵动的身上和婉转的唱腔里，看到了戏里的美女西施，貂蝉，看到了女英雄花木兰和穆桂英。娘不停地换着戏服，小建国眼里的角色不断地转换着。他蓦然发现，穿上戏服的娘是那么的好看，娘的声音是那么的动听，就像村前小河边，芦苇地里的百灵鸟。
　　 穿上戏服的娘才是有生命色彩的。
　　 娘，你的戏唱的这么好，为啥不去唱戏？你要是去剧团唱戏，我就可以天天看到戏了。小建国曾经拉着娘的衣角，这样问。
　　 他看到，娘突然就不再唱了，既而，有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娘好看的丹凤眼里滚出，滴落在下来，碎了一地。
　　 娘深深地哀叹一声，慢慢收了院子里晾晒的戏服，回屋里去了。建国听到，娘在屋里嘤嘤地哭。
　　 从此，小建国不敢再问。
　　 建国长大后，从书本上知道，娘其实早就得了一种叫抑郁症的病。
　　 只是村子里的人不懂，认为娘是个“败鸟”。
　　 娘不是“败鸟”，脱下戏服的娘，心早已经死了。
　　 杨建国母子三人到了省城大医院后才知道，乡下人来城里看病是多么难，尤其是没在外面闯荡过，兜里又没钱的农村人，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是挂不上号，路途劳累，又没经验的他们背着颤微微的老母排了一天队，也没有挂到号。临近傍晚，他们不得不在医院附近一家廉价小旅店的地下室里住下来。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娘仨只要了一间房，一天七元钱，饭钱另算。阴暗潮湿，只有十平米的房间里摆着两张床，空气又不流通，到处弥漫着一股腐烂的味道。
　　 晚上，娘又坐在床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建国的心又疼又烦，他扭转头，看到大哥已倒在另一张床上打起了呼噜。
　　 哎——他不由得长叹一声。懊恼的他开始恨自己，为什么就这么无用？好歹是个二十六岁的男人了，遇到事情总是不能静下心来，冷静思考，而是心烦意乱，没有头绪。为什么就不能独当一面，给家人遮风挡雨？让母亲身心健康，安度晚年呢？
　　 而自己却是一个外形瘦小，单薄而内心又脆弱的人啊！
　　 几年前，杨建国高中毕业后，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回到村里小学教书。那时候，他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啊，尽管小学校设备简陋，条件不好，但看到自己的学生那一张张稚气的小脸上，洋溢着阳光的味道，那一双双纯洁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对知识的渴望。杨建国第一次有了一种被人依赖的感觉。他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汗水来浇灌这些花蕾，让他们在他的辛勤教育下茁壮成长。那时候，天是那样蓝，云是那样白，水很绿，山很青，他的心也每天充满力量有节奏地跳动着。
　　 可两年过后，情况完全变了。
　　 县教育局要在村办教师中招收一批年轻教师，培训三年后，考试合格的人员可以转成吃国家粮的公办老师。建国所在的小学校也分配到一个名额，和建国一同来学校的另一个男老师，因为一年只能挣到三百个工分，养不住家，早就弃教去外面打工了，现在够资格参加考试的只有杨建国和另外一位女老师，他们两个从小学到高中也一直是同学，关系很不错的。可这次考试后，分数高的杨建国却没有接到进修校的录取通知书，而他的那位女同学，村支书的女儿，却悄悄地去报到了。
　　 得知消息的杨建国很是气愤，他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一遍遍地去县教育局反映情况，想给自己挽回这一次难得的机会，但没有人理会他，他就像一缕空气，得不到别人的重视。他很伤心，也很绝望。而那时候，父亲刚刚去死，大哥又不争气，天天泡在寡妇家里，对他和母亲不闻不问。
　　 （三）
　　 幸好，那一年，他收获了爱情。
　　 这是一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女子，她叫秀秀，也是个苦命的人。学上得好好的，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了，却被养父母逼着休学了。因为村支书的女儿去了进修校，学校又要招聘一位老师进来。这村办教师虽然挣不到工资，但到年底可以为家里挣到300多个工分，这样就可以把承包地的提留顶去一部分，一个女人一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还能挣这么多的工分，这对村民来说，也算一件很肥的差事。而这差事不是随随便便是个人就能够干了的，那是得有文化的人才行。于是，何秀秀就被养父母喊回村里，做了一名小学教师。
　　 何秀秀当然不愿意，她在学校是三好学生，还是班长，再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老师们都说，她一定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何秀秀也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了憧憬。可她抵不住父母的软硬兼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万般无奈地回到村里来，到小学校里当老师。
　　 也许这个小学校里，除了五十多岁的王校长，就剩下杨建国和何秀秀两位年轻人的缘故吧。他们居然很投缘，很默契。他们在一起探讨教学方案，针对每个孩子的特性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法，很快，小学校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绩居然在全乡名列前茅，期末考试后，杨建国和何秀秀一起被联校评为优秀教师，得到了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