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烟房

十年前的鸟镇，季节分明。寒假的一个午后，我们县几个一起在Ｎ城读书的同学在我家喝完酒，去建军家。西北风呼啸着刮过高大的烤烟房，这些泥巴垒起的建筑物在清冷的日光下，高高的顶部泛着一层白光。街上几乎没有人，冷硬的黄土路也泛着白光。
　　 到了建军家，我们推开虚掩的大门。院子很大，风卷着地上干瘪的玉米叶子乱飞。在那个低矮的屋门口，我喊，建军。门开了，建军身体的姿势和表情都十分奇怪，他的手插在袖子中，身体斜着，脸上的笑容是一块一块出来的，先从嘴，然后才是眼睛、鼻子，像电影上的慢动作镜头。他从袖子中抽出两只手，和我们一一握过，把我们让进屋子里。握手的那一刻，建军的手让人感到十分冰凉，进了屋子，才知道没有生火。那是我第一次在冬天走进没有生火的屋子。北方的冬天冷是冷，但一进屋子，熊熊燃烧的火炉会让人一下忘掉寒冷。建军一进了屋子，又把手揣在袖子里。也许是屋子太矮的缘故，里面黑乎乎的。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说，建军，这是你的同学吗？快倒水。说话的声音空空的，像一阵风掠过。我循着声音望去，看到一个黑瘦的老人也把手揣在袖子里，坐在炕上，声音是他发出来的。旁边有一个同样黑瘦的老女人，蜷缩着身子，像一只猫。两卷被子显然刚刚卷起，堆在墙角。建军倒水的时候，我们忍不住在地上跺脚。建军倒水的过程显得异常漫长，他们家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过，他从橱柜里找出几个黑乎乎的杯子，洗了又洗，还差一只，就拿出一只碗。水刚倒进去的时候，有一丝白色的汽在空中直直地上升了大约有一寸高，就不见了。我们端起杯子或碗，喝了一口。水温吞吞的，刚进嘴有些热气，喝到肚子里还有些凉。屋里太冷了，我们开始告辞。建军没有挽留，客气地把我们送出来。一出他家的屋子，几个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那些吁出的气白白的，比建军家的水汽还大。清冷的太阳此时好像和那些高大的烤烟房浑然成一体，白色的光变成柔软的橘黄色。街上还是没有人，十年前鸟镇没有那么多的垃圾，黄土路和西北风一样硬。我们谁也不说话，感觉建军家正在发生着一件凄凉的事。我没有想到建军家会是这个样子，虽然一起生活在鸟镇。
　　 去了我家，我们又活跃了起来。我把建军家没有生火的事说给父亲听。父亲说，李大家很古怪，从来不和别人打交道。我没有来得及向父亲多问些什么，我们就开始打牌。
　　 建军家的昏暗、寒冷、孤僻我很快就淡忘了，在Ｎ大遇到建军，我们很热情地打招呼，一起参加老乡们组织的各种活动。
　　 毕业后我回到县里工作，在一个春节前夕随单位去包扶的一个山区小村慰问贫困户。踩着那到处都是的羊粪，我们走进一个低矮破旧的屋子。这家人没有生火，我一下子想起几年前在建军家的那一次。他们一家人围着被子坐在炕上，风从那些窗户纸上的破洞吹了进来，吹得我们在地上乱转。他家的三个小孩和两个大人脸都冻得通红，都在流鼻涕，大人的鼻涕一出来就用手搓了，随手甩在地上，然后在炕沿上把手指抹一下。孩子们的鼻涕一出来就哧溜一下吸回去了，多得实在吸不住的时候，就用袖子一擦。我们给这家人留下一袋白面、１００元钱，还有些捐下的衣服。男主人跪在炕上，鼻涕往出流得更厉害了，这下他不擦了，他说，今年的春节能过去了。他让自己的几个孩子也跪下，孩子不肯跪，他便大声呵斥。我们让他不要这样，告诉他不能一味地等别人救济，自己也应该想点办法。男主人不住地点头，说也想办法，但今年冬天太冷了，冷得不能动。我们一位同事说，鬼话，你不能自己糊糊窗子，硬让自己的老婆孩子挨冻。他又点头说，是。我们出了他家还在议论这个人，大家都觉得他懒，窗户破成那样，也不糊一下，还弄那么多孩子。
　　 这个村子在古代属于一个著名防御体系中的一环，遗留下些高大的烽火台，这些黄土做的烽火台比烤烟房要高大坚固许多，但被风雨侵蚀得不成样子，在冬天的日光下，仿佛一丝一丝正在融化的冰峰。
　　 这天，我的心情很沉重，决定再回鸟镇去看看。
　　 依然是冬日的午后，那些高大的烤烟房已不见踪影，近１０年，鸟镇的人们已不再种植烟叶。凛冽的西北风吹着树叶废纸和塑料袋到处乱飞。昔日的黄土路都铺成了水泥路，到处都是破烂的水泥碴子，走在上面咯吱咯吱的。主要的街道形成一个一条街的市场，卖些生活用品。进去几个，都没有人，人们聚在一个店铺里打麻将。家里的旧房子已卖给别人，我没有过去看。建军家我倒是去看了一下，那些旧瓦房更加破旧矮小了，但在旁边盖起一间高大的平板房，像一只公鸡领着一群弱小的母鸡。估计建军不在，我没有进去。在鸟镇转了一圈，我也没有遇到一个熟人。
　　 这个鸟镇和我从小生活过的记忆中的鸟镇完全不一样，在回城的路上，我觉得１０年前的那个下午离我越来越远。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得到一本书，里面介绍解放前的一些教会。其中有一个叫“一贯道”，解放前在家乡一带活动过，而且势力很大，解放后被镇压了。我便打算再回鸟镇一次，收集些这方面的资料。
　　 这次去鸟镇天气热了些，我是坐班车去的。公路沿线以往已经绿油油的庄稼地现在都盖成了平板房，大部分是饭店，装饰得一模一样，每家门口坐些浓妆艳抹的女孩子，衣服穿得很少，季节显得有些紊乱。到了鸟镇，我访问一些老人，遗憾的是他们关于“一贯道”都说不上多少，而且内容大同小异。如，“一贯道”是一种邪教，专门干坏事，搞破坏；割女人子宫，阉男人的蛋，半夜里往人们家里扔硫磺弹。关于正史上说的“一贯道”帮助日本人和国民党损害我们的政权统治?熏他们谁都没有提。他们现在更热衷的是说一个人——李大。李大刚刚去世，他非同寻常的生活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从小在鸟镇长大又离开鸟镇的人，他们显出了很大的热情。
　　 真没有想到李大这么孤僻的人，在鸟镇留下生活中的细节却如此多。
　　 老人们从冬天开始了对李大的追忆。
　　 鸟镇的冬天总是西北风呼啸，田野里光秃秃的，杨树枝都变成了灰色的，上面经常挂满白色的冰凌。每年这个季节流浪到鸟镇的乞丐如果晚上找不到住处，身体差点的就会被冻死。
　　 李大家却冬天从来不买炭，不生炉子。一到冬天，他们家人就像狗熊一样冬眠了，根本不出门。一家人坐在炕上围着被子，李大看书，他媳妇也看书，孩子门放学回家后，也围在被子里看书。
　　 他们家一年四季都不点灯，天一黑就睡觉，睡不着比赛着讲读过的书。
　　 一过大寒，鸟镇的人们开始杀猪宰羊，准备过年。李大家从来不这样，他们家把养着的猪和羊拉到集上卖了，然后买上二斤肉，而且每年只买二斤，据说还是为了祭祀用的。过大年的时候，鸟镇的习惯是用大炭垒旺火，人们一夜不睡，熬年，接来年的旺气。李大家不垒旺火，点蜡，一支接一支地点，一直到天亮。那摇曳的烛光在旺火冲天的大火中，只把他家的小屋照得亮堂堂的。他们家人不看电视，不出来打牌、赌博，一夜不睡，谁都不知道干什么。
　　 李大养过两头毛驴，他很爱惜毛驴，从来舍不得骑毛驴。去地里干活的时候，毛驴驮多少东西，李大就背多少东西。李大不赶毛驴走。毛驴走走停停，遇到有草的地方停下来吃，李大就停下来等。毛驴拉下屎，李大就铲在随身带的袋子里。常常别人家干了好一阵活儿了，李大才到地里。干完活儿回的时候也是这样。毛驴饿了吃路边的草，李大什么也舍不得吃，站在旁边等，人们常常看见李大看着他们家的驴咽口水。鸟镇的人们习惯牲口借着使用，几家人家的凑一起，干活快。李大却从来不把自己家的毛驴借给别人，他也从来不借别人家的牲口。后来，李大的一头驴死了，人们都猜李大怎么办，李大把驴埋了。这在很久以前的鸟镇，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因为那时人们吃肉是很奢侈的。人们的家畜养着都是为了干活或卖钱，干活的牲口最后老死了或病死了，人们也会把它们的肉煮熟，大牲口的大部分卖了，小家畜的自己就吃了。李大把死驴埋了之后，第二天干活的时候，他和媳妇一起去了。他给自己肩膀上套了根绳子，和驴一起用力，媳妇在后面干他以前干的活。
　　 那几年，鸟镇大面积种植烟叶。加工烟叶需要烤烟房，烤烟房一般有两丈多高，里面用土坯垒起来，外面再抹上泥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当时，还没有时兴起包工队，鸟镇的人们进行很原始的换工，谁家盖的时候，请上村里别的人，不给钱，只管饭。别人家盖的时候，他再去帮别人。李大不，他不去给别人帮工，他自己也不请别人来给他帮工。他和媳妇像蚂蚁一样独自担当起这个工程。他们每天早早起来，拿上干粮和水，开始打土坯，够了一车了，他和毛驴把土坯拉回去，媳妇留在地里继续挖土、和泥。这样一车一车，他家里的土坯准备得足够了，开始盖。他们每天天还不太亮的时候就起来，煮一大锅稀饭，蒸一笼馒头。天一亮开始动工。一整天就不停地垒。吃饭时间到了，盛碗稀饭，拿一馒头，拎一块腌好的萝卜干，吃完继续干。孩子们放学回来也是这样。只是，李大不让孩子们帮着干活，一吃完饭就让他们去读书，做作业。一天一天，李大的烤烟房也和邻居们的一般高了，接下来应该弄顶子了，这是最让人发愁的活儿，一般得请上好多人，大家一起动手，还要干半天。鸟镇的人们都为李大发愁。有些好心的人甚至想，尽管李大不和他们帮工，但他只要吭一声，他们就去帮他干。但李大还是和以前一样，早早起来，和媳妇一根一根往上吊铺顶子的木头，光这个，他们就干了一整天。李大铺完的时候，太阳正要落山，李大站在高高的烤烟房上，红色的霞光落满了他的身体，瘦小的李大像一只随时要飞走的鸟。接下来的那几天，李大往木头上抹泥巴。媳妇在下面和好泥，装在桶里，李大把它吊上去，倒在木头上，再把它抹平。足足有半个月，李大家烤烟房的顶子才弄好。鸟镇的人们路过李大家的院子，看到这个高大的烤烟房，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这个高大的烤烟房已经耸立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亲眼见了李大和他的媳妇怎样一下一下盖这个烤烟房，但他们还是不相信。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只见到李大的媳妇赶着他家的毛驴一人去地里，人们才知道李大病了。谁都觉得应该去李大家看望看望他，而且，人们为自己先前的犹豫感到惭愧。这一次，他们买上罐头，拿上自己家里种的新鲜蔬菜、鸡刚下的蛋，去李大家。但李大家的门锁着。明明李大在家里，他媳妇还锁门？等李大媳妇回来，人们又去李大家，门从里边弄住了，人们叫了半天不开。大家互相望望，说，走吧，人家不开门。有几个人走时就把手里拎的东西放在李大门口。没有想到第二天，在鸟镇的照壁下，那些放在李大家门口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大家感慨，这家人！
　　 自行车刚刚在鸟镇出现的时候，李大买了一辆，让鸟镇的人们大吃一惊。谁都想不到李大会买这么个奢侈的玩意儿。更让人吃惊的是李大买来自行车从来没有骑过，他把自行车的梁让媳妇用红绒布包起来，把它像壁挂一样悬挂在墙上。一有空暇时间，就像观赏艺术品一样观赏这辆车子，而且把它擦得一尘不染，像博物馆里的一件珍品。他自己去20多里外的县城却步行。这辆车子在李大家的墙上挂了几年，他家的第一个孩子考初中，居然考中了县城的重点中学，这是鸟镇当时很轰动的一件事，这所中学是县里当时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人们传说中学的学生都是县长的孩子。李大把这辆车子送给他的这个孩子，当他的孩子骑着这辆崭新的大红绒布包着的自行车驶出鸟镇的时候，鸟镇的人们像当初看到李大家那高大的烤烟房一样，觉得不可思议却又是真真实实的。后来，李大家的几个孩子就是一个一个骑着这辆自行车离开了鸟镇，进入县城的重点中学……上了大学。
　　 关于李大的这些传说使我决定去吊唁一下他。通向李大家的那条巷子同样被硬化了，到处都是起了皮的水泥碴子，不时有些地方被水冲得露出里面的石子，整条路像一个车祸中不幸受伤的人。想起以前那硬硬的黄土路，总觉得现在走上去步子发虚。
　　 李大家很快到了，我远远就看见了那座高大的烤烟房，记得上次来没有了，这次却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由不住仔细端详它。烤烟房外面的泥土已经剥落了许多，建筑时和泥拌在一起的金黄色的麦秸颜色变白了，在日光下它们收敛了光彩，渐渐老去。
　　 建军在，他的妻子和他哥哥姐姐，以及哥哥姐姐的妻子丈夫都在。他们一个个白白嫩嫩的，优越的生活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了应有的风韵。他们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是鸟镇给他们的烙印，可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口音又绝对和鸟镇的人不一样。他们尽管也穿着孝衣，可是很整洁，头发和脸也很干净，和鸟镇其他人家里死了人不一样。鸟镇有一个词叫“脏孝”，意思是家里人死了，家属们不应该注意卫生，应把全部精力放在悲痛上，越脏越孝顺。他们也很难过，可是他们的悲痛是有节制的，家里没有很大的哭声，一个个人眼圈红红的。建军见了我表现出了很有节制的高兴，我把花圈放在灵堂前，我们俩站在院子里说了一小会儿话。那个高大的烤烟房投下一个凉爽的阴影。建军说，终于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对我们说，长大后一定要离开鸟镇。他父亲的尸体准备拉到县城里去火化，家里的房子已经卖了，母亲和他们一起走，他们一走人家就搬过来。
　　 回到单位，我去档案局查当年“一贯道”的资料。“一贯道”在鸟镇有一个大头目，当年的职位是“点传师”，解放后被镇压了，他姓李。我打听了一下，这个人是李大的父亲，建军的爷爷。但我不知道建军的爷爷当年是被怎样镇压的？还有鸟镇的老人怎么都没有提这件事？我问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些同事“一贯道”是什么，谁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