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娘

她觉得自己真是越来越糊涂了。随手放的家什转身再找却怎么也找不着。家里养的鸡鸭也常因主人的疏忽，饿着肚子在院子里乱跑乱叫。她做饭时不是忘了放水就是忘了放米，有一次煮面条，估计做好了去盛面时才发现，锅里除了煮了一锅开水外，什么也没有，找了半天才看见那面条躺在灶前的水缸里。
　　 唉！真是老了，不中用了，她摇头叹息着。
　　 只是糊涂点倒也没什么，近来她变得越来越胆小。夜里，老鼠碰到东西的动静、猫的叫声都会让她不由地哆嗦一下。在这些让她心惊的声音里，她开始失眠，整夜睡不着觉，人也整个地消瘦下去。要知道在这之前，她可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大胆、泼辣的女人。晚上，她一个人在空旷的田野给庄稼浇水，走过那黑漆漆的坟地时都不知道害怕是什么滋味，可如今，竟然听不得半点异样的声响了。
　　 唉——这日子真是活到头了，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她拿了个小马扎，坐了下来，斜靠在院子里那棵大大的老槐树下。正值春天，白色的花朵缀满了枝条，院子里弥漫着淡淡的、甜丝丝的槐花的味道，地上铺着一层凋谢的花朵。她枯坐在那里，白色的忧伤里映着她眼中的无奈和疲惫。小儿子最喜欢吃这槐花了，放上一点盐和面蒸一下，儿子天天吃也吃不够。想到这里，她的眼睛亮了一下，起身去找铁钩子够槐花，可随即转身又坐了下来。她想起了儿子的眼神，那眼神一直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一样横在她的心头，每次想起都会让她的心隐隐地疼。那是一种怎样的眼神呀，除了怨恨还带着敌意的仇恨，让她感到从脚心到头皮的一种凉，凉得说不出半句话。她的目光缓慢地在这个陌生的院子里移动，三间土坯屋子，老式的家什，掉了一半墙皮的围墙仿佛也在喘着粗气呻吟着。
　　 儿子肯定记仇了，自己怎么会同意把儿子告上法庭呢？她开始埋怨起自己来。要是老头子不去告儿子，那小儿子肯定不会像现在一样不认她这亲娘。想到这里，她撩起衣襟拭了拭眼角一不小心滑落的泪。
　　 她想起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她的身体泼辣得令人羡慕。从地里干活回来，喝凉水、吃凉菜从不会肚子疼，一年中连感冒这样的小病也懒得光顾她。在农村，你有一个好身板、有一手下地练出来的好活，便是好女人。她人也外向，说话嗓门大，笑起来声音像“哗哗”的流水一样清脆，因此，她理所当然地成了村子里好媳妇的标准。
　　 更令她骄傲的不止是这些。她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子，仅这一点就已经够村子里那些没有儿子的女人艳羡和嫉妒的了。“瞧人家，命多好，有个好身体不说，还有两个好儿子。老的时候，一个不孝顺，还能指望另一个。”每每听到这些，她嘴上说有啥好的，而脸上却早笑成了一朵花。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才真叫有劲头。白天干再多的活也不会觉得累。日子虽然穷，但吃啥都香。她蒸菜窝头、摊煎饼、蒸野菜面团、煮玉米、生吃地里的水萝卜，味道鲜亮亮的美。晚上睡觉，一边搂一个孩子，一觉到天亮。上了学的孩子，说出的话让她可以回味好几天。“娘，书上说了，我们长大了就会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时候，我要给你盖大大的高楼，开大大的汽车拉着你到处玩。”干活时，一想起这话，她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家里的男人也很能干，有个好男人，还有两个好孩子，她觉得很满足。
　　 自己苦点不要紧，但不能苦了孩子。所以，在孩子身上她舍得给他们吃，舍得给他们做新衣服。她晓得孩子大了要娶媳妇，要给儿子盖敞亮的房子，否则没有哪个姑娘肯嫁过来。
　　 她开始不停地攒钱。政策好了，她和男人承包了村头的一大块地，辛辛苦苦地种着。苦点累点都不怕，只要儿子能体体面面地娶上媳妇，自己便可以安下心来歇两年了。
　　 为了攒钱，她舍不得吃肉。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瓣花。用香油调凉菜时，用筷子在瓶子里蘸一下然后拌拌，有那味道就行。除了那些辛苦钱，其它的钱硬是从牙缝里一点点省了出来。
　　 先是给大儿子盖房子，在老宅子的前面要了块空地，盖了三间新瓦房。过了几年是小儿子娶媳妇。他们把老宅子扒掉，留了两间很小的偏房自己住，然后给小儿子盖新房、买家具。媳妇要过门时，少一样家电也不干。她和老头子一咬牙，把准备防老的钱都拿出来又借了一部分，才给儿子把彩电、冰箱等添全了。办完了这两件大事，老俩口才像完成了重大任务似的，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孩子都大了，家也分了，地也分了。老头子去给一个小工厂看大门，她帮着照看孙子、孙女。她住在那间破旧的房子里心里却依然快活。只要孩子们过得舒心，当爹娘的也就放心了。与小儿子住在一个院里，她还像以前一样，时不时做点野菜面团、烙菜饼、包水饺让小儿子一家过来一起吃。小儿子身体从小就不太好，隔三岔五的生病，吃东西爱挑，因此她已习惯了对他的特别关照。
　　 可是这四平八稳的日子没过几年，便开始不太平了。小儿媳妇先是整日的没个笑脸，后来当着她的面无缘无故地打骂孩子，要么指桑骂槐，要么跟儿子三天两头的吵架。她不知原因，也只好装聋作哑。但听的多了，她也听出了个一二三来，无非是嫌她老了，帮不上太多的忙，凭什么分了家还跟老人住一个院子里等等。只要儿媳妇不跟自己吵，她就不去理会小两口的吵架。
　　 可是后来，儿媳妇开始找茬与她过不去，院子是土的，儿媳妇经常泼洗衣服的脏水，天天把院子弄得湿漉漉的。有一次她小心翼翼的走，结果还是摔了一跤，扭伤了脚。于是，她跟儿媳妇说，别再往院子里泼水了，老胳膊老腿的，不抗摔。儿媳妇先是歪着嘴“哼哼”地笑了两声，然后扬了扬她的八字眉不紧不慢地说，怕摔呀？自己找地方住去！赖在这里干嘛？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在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老头子听说后，气不过，跟儿子和媳妇吵了一架：
　　 “我们住自己的屋子，咋招惹你们了？要不是我们给你们盖房子，你们现在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哈哈，笑话，要是你不盖房子，你儿子到现在还打光棍呢！早知道你家这么穷，打死姑奶奶也不嫁到你家来……”儿媳妇振振有辞地说着，好象受了天大的委屈。结了婚的婆娘啥话也敢骂，没一会，老头子便败下阵来。那小儿子刚想出来插句话，就被他那人高马大的“皇后”推了个趔趄，吓得躲在屋里不再露面。
　　 这次吵架之后，她变得沉默起来。想当年自己做儿媳妇那阵，婆婆奚落一顿，自己只有低头认错的份。可如今的年轻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婆婆呢？她想了好半天也没有想通。
　　 儿媳妇突然有了锁大门的习惯。她没在意，直到那次她回家开不开大门才知道锁被换掉了。她叫门，里面没有动静。她只好等到天黑在外面干活的小儿子回家时才把门叫开。她跟儿子要了一把新钥匙，那天晚上，她听到儿媳妇的骂声和碗摔碎的声音。隔了几天，她发现那把新钥匙也打不开大门的锁了。她吓得不敢出门，怕出去之后无法再进来。但不可能总不出门，东西要买、地里的活要干。可是一出门，就会被锁在外面。有一次，她等到很晚了也没有人给她开门，她只好步行七、八里路到老头看门的地方住了一夜。有几次她只好跟邻居谎称没带钥匙，踩着高高的凳子好不容易才翻过院墙，回到家里。还有几次，她在门口的柴禾垛里一蹲一宿。人老了，腿脚不灵便，总不能老爬墙。再说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她和老头寻了个机会找儿子去谈。儿子沮丧着脸说：“我实在没办法，那天我还没说两句，她就上来又撕又挠”，说着捋起袖子露出胳膊上一道道猫抓似的伤痕。“就这样她还天天咋呼着要离婚呢！”儿子无奈地摇着头说。老头子骂了声“熊包”，便扭头走了。他们一起去找了村干部，村干部答应去做思想工作。可那厉害的小儿媳妇亮了底牌：就是不想跟老人住一个院子，其他的说什么也没用。
　　 可是又能住哪呢？她想到了手头宽裕、还算和气的大儿子。大儿子说，我也想让你来住，只是家里孩他娘不愿意，再说，弟媳妇也太欺负人，那是你的房子凭什么她赶你走你就走？
　　 大儿子说得有道理，于是老两口去跟小儿媳妇理论。可老两口根本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战局一旦拉开，便成了一起无休止的内战。抡家伙、扔砖头、缠在一起越打越激烈，小儿媳妇的“泼”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她家的大院一时成了村里人的焦点看台。她怕儿子在里面两头受气，就盘算着搬出去住，但是这几年刚还完债，再加上种的地太少，粮食便宜，根本没有积蓄。老头打听到村子里一所旧宅子，有个院子，很破旧，卖四千块钱。于是他们去找村干部帮忙，想让两个儿子帮忙出钱买下来。大儿子家境较好，欣然同意。但那蛮横的小儿媳妇却甩出话来：要钱？没门。村干部也没办法，说，实在不行就告到法院吧，我们的工作也只能做到这份上。
　　 告儿子？那岂不让人家笑话，整个村子也没这样的先例。她想了想去求大儿子：“要不你帮娘先把钱都垫上吧，以后有了钱就还你。”“那怎么行？不是我没有那钱，只是这样不公平，同样是哥俩凭啥他不出？该怎样孝顺我就怎样孝顺，该我给多少，我就给多少。”她无话可说，又回去。老头一气之下，将小儿子告上了法庭。
　　 那天，警车开到她家门口的时候，小儿媳妇骂了几句没敢太刁蛮。不情愿地接受了调解，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同意出两千块钱给婆婆买旧宅子。那办案人员，临走扔下句话：养这样的儿，还不如养条狗呢。
　　 小儿子自然是丢尽了脸面，成了村子不孝的典范。他把过错都归到父母身上，虽不敢对媳妇说什么，却拿了那种眼神瞪他的母亲。钱，后来是给了，只是从那之后，小儿子宣布跟父母绝交，仿若是仇家一样。
　　 她买了那旧宅子，搬了进去。
　　 日子又平静下来，如村前的那条小河一样，静静地流淌着。
　　 她坐在院子里，坐在这个陌生的属于她的院子里回想着往事。住在这里再不用担心儿媳妇会把自己锁在外面了，不用担心那争吵的声音淹没自己。但她却比任何时候更胆小了，她害怕一切异样的动静。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儿子的眼神总是在她眼前晃。像刀子一样，划得心生疼。她不停地责怪自己，不该把儿子告上法院。槐花落在她的身上、头顶上，已是黄昏时分，她却仍坐在那里，如雕塑般一动不动。
　　 “老婆子，天都黑了，坐在那里下什么神？”
　　 “啊！”她哆嗦了一下。“死男人，吓了我一跳，今天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吃饭，顺便看看你。”老头回答道。
　　 “看我干嘛？死不了。老头子，你不该把儿子告上法院的。”
　　 “看你，又来了。不告？那咱还有地方住吗？你还有啥法子吗？你这病要静下心来养，不让你胡思乱想，你咋就不听呢？”
　　 “可是，我惦记咱那小儿子。”她说着，泪不觉涌了上来。
　　 “他都不认你这当娘的了，你还惦记那个没心没肺的干啥？真是老糊涂了。”
　　 “我就是想咱儿子、想孙子……”她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你这女人，真拿你没办法。”
　　 ……
　　 她想孙子，毕竟是自己一手看大的，可如今，却不能见面了。有一次孙子偷着跑来找她，回去后被儿媳妇知道了，拿了指头粗的柳条抽他，吓得那小孙子再也没来过。她更想小儿子，无论他怎样待自己，她还是想他。担心身体一直不太好的小儿子吃不好饭，担心儿子会犯胃病，担心儿子在工地上干一天活回来，那厉害媳妇会吵闹甚至打他。儿子可以对他绝情，可她不能，三十多年了，她已经习惯了那样照顾他、宠他。“孩是娘的心头肉”她怎么能不惦记自己疼了三十多年的孩子呢？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她就去摸那个枕头。那是小儿子小时候一直枕的一个枕头，她亲手缝的“虎头枕”。摸到它，就会想起儿子小的时候，想起那已过去了的一点一滴的快乐时光。
　　 她的病丝毫不见好转。大夫说是“老年神经综合症”，关键在调养，没有好办法。有时候她只能靠安眠药才能睡上一会。她日渐消瘦、憔悴，仅半年多的时间头发就几乎全白了，声音也变得单薄而沙哑。
　　 村子安静下来，人们不再在饭后谈论她家的事情。
　　 可她的心里却越来越不平静。那一次，想小儿子想得烦躁不安，她便在夜里跑到儿子家门口的大树旁，躲在树下的柴禾垛里，偷偷地等儿子。远远地看到儿子的身影或隐约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她那悬着的心才放下，那一夜她感到欣慰而知足。
　　 以后的日子，她便时常在夜里偷偷去那个草垛旁等那个让她牵挂的身影。
　　 可是有一次，她躲在那里时被恰巧路过的小儿媳妇发现了。起初，黑暗里儿媳妇没认出她，后来在儿媳妇的一再追问下，她才颤巍巍的站了出来，儿媳妇看清是她后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扯着嗓子大骂起来：“你搞什么鬼？想报复我们不成？老不死的东西，你又要耍什么花招……”她没有辩解，任由儿媳妇拽着、撕扯着推倒在地上。等邻居们闻声赶来的时候，她斜倒在草垛旁浑身筛糠似的发抖，儿媳妇还在不依不饶的骂着。邻居把那儿媳妇劝回家，然后扶着一瘸一拐的她离开了。
　　 回去之后，她躺在床上一直哆嗦个不停。半夜后发起高烧，不停地说着胡话。第二天，村里人稍信把她老伴叫了回来。请了大夫看病打针，只是体温降下去很快再升上来，一连几天都不管用。老头子又请了村子里的“仙姑”来做法。这样折腾了几天，烧是退了，但是她开始坐在那里，哭一阵笑一阵，后来便只是“咯咯”地笑。
　　 几天后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疯了。人们开始叫她“疯娘”。
　　 疯癫的她，不再爱哭，只爱笑，爱唱儿歌。
　　 她抱着那个“虎头枕”唤着儿子的乳名，唱着童谣，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叫着、唱着。
　　 碰见别人家的孩子，她经常跑过去喊：孩子过来，让娘抱抱。吓得村里的孩子一见她就跑着躲开，而她喃喃自语着在后面追……
　　 她仍然喜欢在深夜悄悄地溜出去，猫在儿子家门口的那个柴禾垛旁。有时候她会端着自己做的野菜面团去砸小儿子家的大门，虽然会招致小儿媳妇的骂声和驱赶，她却只是看着被打碎的碗嘿嘿的傻笑，过不了几天照旧捧了碗去砸门。有时候碰到小儿子她便去扯他的衣服：孩呀，跟娘回家吧，娘给你做好吃的……
　　 疯娘的身体越来越差，连走路也开始摇晃了，轻飘得仿若一阵风就能被吹走，但她往外跑的次数却更多了。老头子不再给人看大门，只管盯着疯娘怕她乱跑。
　　 疯娘依旧做一手好饭，只是除了蒸野菜、窝头就是烙菜饼，自己却很少吃。她不再唱那些儿歌，她已经没有力气去唱，安静的时候只是呆坐着傻笑。
　　 有人说她疯得厉害，有人说她根本没疯。
　　 闷热的夏天，村子里的人在夜晚的桥头摇着扑扇驱赶着花脚蚊子又开始谈论疯娘。孩子们则拉着手围成圆圈快乐地唱着童谣：“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媳妇娶进炕头上，把娘背到后山上……”
　　 夏天还没过完，疯娘便死了。晚上老头子喝了些酒，睡得很沉，疯娘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他竟然没听见。等第二天凌晨发现时，疯娘已经死了，身上冰冷冰冷的。
　　 那天夜里，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刺眼的白光和劈啪震耳的雷声仿佛要把天空撕裂，地面炸开。就在这个雨夜，小儿子家的那棵老梧桐树的主干突然折断，压在了新房的屋顶上，而疯娘死的时候，就斜躺在小儿子家门口的柴禾垛里，浑身湿淋淋的，怀里紧紧的抱着那个枕头，那个“虎头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