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忠一家

摘要：快一年没回老家了。 快一年没回老家了。这次回来，老街还是旧样子。那些商铺，那些过往的行人，那些游来荡去的狗，似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日子依然象往常一样，在小街的路上，在每家每户的门洞里，不知不觉地流动着，尽管小街的路上也蒙着一层市嚣，但我们仍可感觉到小街的宁静和简约。小街毕竟是小街，做点小生意，居家过日子，是小街居民的主题。小街的老样子就象是街尾那株百年老樟，一年中总是那样的树干，树冠，满树都是细细的光亮的绿叶，挂在似一成不变的树形上。然而，它还是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就像是钟上的大齿轮一般，很难看出它在转动。老樟树有不少树叶凋落了，继而又有新叶去补充它，你若不去仔细体认，你是不可能发现这种无声的潜移。
　　 和往常一样，我每天要在小街上蹓达几回。终于在不经意中发现，小街上走来走去的人流中似乎少了一个人，一个老者，问起熟人，他告诉我那老者走了。小街上走了一个街坊，一个大家都相熟的人，就象是老樟树上凋零了一片树叶一样，没有引起震动，产生多大影响，最多是几声唏嘘，一堂哀歌和感概。然后又有一片新叶来补充。以后一切如旧，地球还是原样转动着。
　　 老者的名字叫于忠。是一位离休干部，享年八十多岁。是改制前某商业公司的书记。解放初期南下的1938年抗日干部。这些年离休了，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干部”或者“老革命”。如果你不听到这个雅称，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他有那么丰厚的政治身份和荣誉。
　　 于忠属于那种很传统的老革命。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他仍是一身朴拙。他从不讲究穿戴和吃喝。退休后他从他的单位走到街上时，总是戴着一顶我们这地方农民常用的尖顶的晴雨笠，足登一双灰绿的解放鞋。柱一根铝合金的手杖在小街上踯躅着。早晨，他通常去到到巷口的小饭店买两个白馒头装在塑料袋里，再就是一缸子稀粥。吃完早饭，便扶着手杖在菜市场买些小菜。然后就在街上溜步。他的腰佝偻了，他的身体就像一个“？”在小街上移动着。漫步着。那形象，真似他在演绎着一首“天问”还是“地问”的诗章。
　　 现在的老革命离退后都过得很好，他们归口到老干局管理，这些待遇于忠不言而喻都是有的。
　　 现在于忠走了，那个象征他身型的问号也消失了。天、地对他的追问给了一个如何的答复不得而知。
　　 对于忠离休前的一些经历，他们的单位的人都讳莫如深。外面的人当然就一无所知。然而我却是知道一些。不过这种了解是很偶然的，也是很巧合的。
　　
　　 那一年，正是粉碎“四人帮”的一年。我正在G县的一家工程工司当技术员。在我的记忆里，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件大事，当是迎“宝象”活动。
　　 迎宝象的那天，县城所有的居民、机关工作人员、国营商店的职工都举着大幅彩旗，抬着刚从长沙省革命委员会新印制的华国锋先生的标准相敲锣打鼓地游行。临街的那些楼房上挂满了鞭炮，辟历啪拉地炸得地下空中硝烟弥漫。为了妨备被鞭炮炸伤，我打着一把伞，随着人的洪流缓缓向前移动。满街上悬挂着的，人们手上举的都是下面这些标语口号：
　　 “你办事，我放心。”
　　 “坚快拥护华主席，打倒四人帮！”
　　 “谁反对华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继承毛主席遗志，按既定方针办！”
　　 ……
　　 当时，虽然华先生庄严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经过八年“文革”洗礼的人们，“文革“味儿还很浓。就像是刚从牛奶浴中出来的洗浴者一样，满身都散发着浓浓的香水味儿。从上面这些标语中，你可以体会出，当时划分革命与反革命分子就只新增了一条标准，并且是十分明确的第三条。
　　 我的的“文革”情结就像是履带拖拉机在田野上留下的辙印，深刻而绵长。“文革“中充满着暴力的标语口号，在人犯胸前挂的大木牌上写着的名字，打着一把巨大的红叉并立即处决的形象曾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那种场面给人的印象是残酷、无情和恐惧。在这些场景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段令人不堪想像的悲惨故事和死亡情景。在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故事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迎接华主席的宝像没多久，我便接到一项重要的军事工程设计任务——为县人民武装部设计并施工一个军械仓库。这个仓库对室内的湿度、地面荷载和防潮有着严格设计要求。为了慎重起见，军分区把各县的设计施工人员召集到地区首府集中学习会审图纸。那时枝柳铁路虽以已建成，但还未投入营运，人们去H城就不得不乘汽车绕道宏起镇。
　　 那几天是阴雨天气，汽车在崇山峻岭中艰难的爬行着。雨点打在窗玻璃上，汇成一道一道涟漪，使窗外的景色显得迷茫单调，汽车嗡嗡的马达声诱得车厢里的旅客都打着瞌睡，而我则不断拉扯着一只计算尺，核对着计算书上的那些数据排遣乘车的枯燥。一直到车过宏起镇时，我才感觉出这一路风雨兼程的新意。我工作的那个小县城离宏起镇不远，但我却从未到过。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在抗日时期曾经汇聚过南下乱民的商城。曾一时繁荣于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于是我便从车窗上注意观察起这小镇古老的城垣，希望能窥到当年历史的几羽旧貌风情，吉光片羽。但那些承载着历史的建筑，在低垂的阴云中似乎都隐匿在街道两旁那些之后建起的矮楼房背后了。
　　 “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作为毛主席接位人的华先生，其地位已得到全国人民的公认。但此时社会上的这些景象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还远未走到那一片金光灿烂的季节，一半阳光明媚，一半仍是文革的遗风旧气。宏起镇虽是一座商镇，但此时却见不到开门营业的商铺。
　　 在斜风细雨中给我强烈刺激的是满街那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那些巨大的醒目标语上写着：
　　 “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份子杨理英！”
　　 “强烈要求将现反份子杨理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那些黄色的、白色的标语有的已被风吹得脱落了一半，耷拉在凉风中飒然飘摇……总之，整整一个宏起镇的大街上糊满了这些杀气腾腾标语，笼罩着一城凝重而严厉的肃杀之气。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国家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连锁而至，到了文化革命中，这种“运动文化”便成熟到了登峰造极的观止境界。在一波一波的斗争中，对于被认定是罪该万死的人犯的处决，一切法律程序均被废弃，代之以“大民主”，由所谓“革命群众”“民主讨论”。在这个政权破旧立新的时刻，仍然不脱旧习。这个标语上的杨理英，就是在形式上通过“全体革命群众”讨论而被送上断头台的。但杨理英的犯罪实事只有在处决后我们才能在刑事布告上得到官方的解读。这让我猜疑的是，四人帮的统治结束后，很多“政治”犯都酝酿着平反纠正，从什么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反革命”罪？
　　 我在军分区招待所住了两天，开完了会，图纸通过审核以后，第三天清晨军分区的人就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城区的中心汽车站。这样便刚好好能赶上去G县的头班车。这时七点刚过，离发车时间还有一个钟头。我便在车站里面卖早点的摊位上买了一个馒头，边啃边溜达到一个镶着透明玻璃的宣传窗前，看那些由新生红色政权发布的一些政府告示。
　　 就在这个宣传窗里，我看到了处决杨理英的公示图片。没想到这个弄得山城大张声势的反革命犯竟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女人。那些镜头精炼、真实并很有威慑力，宣示着一种新的红色恐怖。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谁要是反对这个新的红色政权便杀无赦！
　　 类似这些镜头只是会出现在一九七七年以后一段的日子。到了当今对死刑犯人讲人性讲文明的进步时代，它们可能成了一个不愿公开的绝密档案，宛如久病初愈人的隐私。现在的年轻一代是不能想像那些图片记载的实况的。对我来说，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种肃杀的可怕场面还一直浮现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记忆中一个不堪回首的黑洞！永远令我对人生、社会思索的一个黑洞！时光像流水一般把这个黑洞抚平了，它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淡去了，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难于置信！而我的良知却屡屡发出一种写作驱动。让我为失去的生活留下一曲挽歌。
　　 如果我能将那些照片复制在这里，那将为读者减轻一些阅读文字的疲劳，我也将减少一些写作的艰辛。但是要见到这些照片的原件，对我来说，几乎是很难的，不可能的。恐怕要待到它不是机密的时候。所以我不得不借助于文字把它们堆码还原出来，让读者有一个感性上的了解。
　　 图片一 揭开了杨理英“执行死刑大会”的序幕。会场设在这个城市的一个中学的体育场。简易的审判台上坐着当时当地政府的最高首长和一些穿着军服的人。主席台上横额写着对“对现行反革命份子杨理英执行大会”的字样。台下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聚集了本市政府机关干部、国营工厂、商业、事业的人员和有组织的居民和郊区农民，不少人手上举着标语。那种场面和文化革命中北京市处死遇罗克的声势不相上下。让我想起了历史教科书上法国1793年革命群众绞死路易十六的盛大集会。所不同的是他们大部分人是被权力运作而来，属于政府行为。有些人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而更多的人是来看热闹的，因为这在当地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件开杀戮的大事、新鲜事。
　　 这时杨理英已被押到审判台的前沿，她神情呆滞，目光晦涩。已是端午时节，天气有些燠热了，杨理英穿着夏天的单衫，象一个干部，又象一个家庭妇女。一根结实的细麻绳从脖子上沿双臂紧紧落下，将两只手臂反剪着缚牢。这种捆人犯的方法是为了防上人犯在群众大会上鸣冤叫屈，只要犯人有呼叫的表现，押解人员可将麻绳猛力一拉，人犯的气管便被勒紧，无法发出声音。
　　 图片二 杨理英被执行死刑时的写真。刑场是设在山下一个开采石料的场地上。杨理英被反剪着双手的背上插着一根估约一丈高的木标牌，就是我们在电影“窦娥冤”中看过的那种斩标。上面写着“枪决现行反革命犯杨理英”，严酷而又恶狠狠地打着一把硕大红叉。她被从刑车上拖下来，逼跪在黄土地上，脸面朝着一壁怪石嶙峋的岩坎，一个士兵端着一把上着剌刀的枪在警惕地注视在她的身后，刀剌对准了她背部的左肩胛下的心脏部位，人犯若表现出不驯服和反抗，行刑人员便可立即用剌刀戳杀。
　　 图片三 定格着将杨理英执行后的情状。枪弹巨大的冲击力使杨理英扑倒在地面。在杨的背部看不到弹眼。但看得出她死得不轻松，有一番痛苦的挣扎。在挣扎时手被牢牢捆着，不能动了，但双脚仍在地上乱蹬。因为图片显示，脸朝黄土扑倒的杨理英只有一只脚上留下鞋子，而另一脚上却只留着袜，鞋子被甩到离身体三米多远的地方。这时天已下起了大雨，坎上那下垂着的一串红杜鹃挂满了盈盈的水珠。杨的散乱的头发湿了，衣服湿了，胸前的土地上洇开了一滩鲜红的血。
　　 这第三张图片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我看着这图片时，我忽然感到了惨不忍睹，似有血腥味儿扑人鼻官，让我一片恶心，几乎呕吐起来。我不能再看下去了，我当即离开了那个宣传窗。
　　 这一天我坐在车上，无心留意那些青山绿水，眼前始终浮现那幅恐怖的图画。想象着一个临刑的女犯在踏上不归之路的心情，对人生的无可奈何的眷恋。我在想，她有丈夫吗？她有儿女吗？他们是怎样为她收殓的？这个家庭今后在社会上会面临着怎样的压力？四人帮已经结束了他们的专制统治，在大多数人民为否极泰来而高兴，并满怀信心建设新生活的时候，这个杨氏女为什么走上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生活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执着于它们，它却越是沾滞着你，似有一种不解的情缘。随着时光的流逝，上面讲述的那些故事渐行渐远。变得愈益模糊起来。然而那个故事却象一座大山那样，始终横亘在那里，峰回路转，我又一次鬼使神差地走近了它。
　　 三年以后，我从G城调到了这个地区首府的商业局，在那里做了基建科长。这是一个刚刚出现在地图上府治之地。我在那里除了配合各县商业局基建科做些业务上的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商业局大院的修建上。因此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商业系统的职工干部。在我接触的众多的人中，有一个叫做小马的轻年人，引起了我好长时间的注意，成为我有兴趣关注的目标。
　　 这个小马约一米八的个头，是个英俊而又孔武有力的小伙。他剃着一个板寸，手臂、胸膛、大腿上结实的肌肉，刚健的骨骼，搭配出一个健康青年男性的力量。脸庞上终日荡漾着一种自信的微笑。
　　 那一天我刚下班，小马便向我走来。
　　 “喂！ 王科，你们讨论了新宿舍的分配方案吧？”
　　 我告诉他，分房的事和我所在的财基科没有什么关系。房子都还没有建好呢。不过新建了几套宽敞些的，那是给局领导居住的。这些信息早就传布出去了，因为房子的差别摆在那儿，用不着说了。
　　 “我爸是四九年的南下干部，三八式的,在局里是资格最老的！”说着，他便将大拇指竖起来，右手不断快速地在自已眼旁划着园圈，嘴里连续发出“ZE、ZE、ZE、ZE”的声音。
　　 “真的，我爸是南下干部，比局长的级别还高，工资还高……”还没说完，右手又举起划圈，向地上吐了一泡口水并“ZE、ZE”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