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

摘要：作者简介：半夏儿，曾用名，半夏，原名杨鸿雁，当代作家，云南人。１９８８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供职媒体，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曾为《凤凰周刊》、《中国妇女报》等报刊专栏作家。长篇小说《心上虫草》《活色余欢》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发行。长篇小说《铅灰暗红》刊发于2009年第3期《芳草》。 城市题材小说《潦草的痛》发于《小说月报·原创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发单行本。《忘川之花》发于《十月》２０１３年长篇小说第5期。曾获首届老舍散文大赛优秀作品奖 ---- 编者 工人俱乐部是一个可以容纳千把人的会堂，它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云南老咀山铅矿的政治文化中心，开会、演样榜戏、放电影都在俱乐部里。
　　 每天晚间出现在俱乐部周围的老咀山矿人内心是不寂寞的。靠近它，空气中有一种鼻子很容易捕捉到的炒葵花子、南瓜子的香味，当然摩肩接踵处有人肆无忌惮地放臭屁，老嘴山矿的工人老大哥那时在农民老二哥那里有些优越感，闻见臭屁就大声嚷嚷：哪个憨农民放的，嗯？
　　 葵花子、南瓜子是附近农家临时炒好用背篓背了来卖的，现炒的才能保证香脆，看电影的人都不吝花5分钱买一盅瓜子来嗑，瓜子不用秤称，是用瓷盅量着卖，买瓜子的总是想让瓷盅这个容器最大限度地堆尖瓜子，然后“哗”地全倒进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多买两盅装不下，连裤包也拿来装。
　　 那时人们衣服上缝有很多的包袋，都发挥其最实际的用途，鼓鼓囊囊地全部装满，不觉难看，倒有一种现代人腰包鼓胀仓廪实的满足感，不像现代服装的包袋设计只服务于美观，并不实用，所以经常做成只有包盖的假包。
　　
　　 俱乐部周围站着的人有几类人，最得意的是包里揣着电影票等着看电影的人。晚间九点钟左右俱乐部周围会有一次人流高峰，看完头场电影出来的人与急不可待要拱进去看二场电影的人挤来撞去。熙来攘往，一半人满足了，一半人渴望着。当然，头场电影散俱乐部里面仍然有人不出来，因为他（她）还要再接着看一遍的，这些人通常是家在外地的单身青年，再花一两毛钱多看一遍电影并不觉得浪费。买着第二场电影票的人总是有点情绪不太爽，因为进了俱乐部总能闻见空气中有股灰呛味或者扑面而来的各种浊气，热烘烘的。
　　 工人俱乐部放电影只放晚间两场，所以买到当晚头场电影票的人有优越感，第一、比别人先看了；第二、看了电影回家正好热被子一捂睡大觉；第三、进俱乐部时地上不会有瓜子壳不会踩着地上的口痰鼻涕甚或毛娃娃的屎什么的污物。看二场电影的人总是得忍住不冲瞌睡，这就要看电影的吸引力了。红英哥哥的同学华老二混电影看，悄悄上了俱乐部的前台，用舞台两边垂挂着的红丝绒幕布裹藏自己，只露出个小脸，成功躲过验票的人。电影很难看，幕布很温暖，华老二竟然在里面睡着了，半夜醒来，俱乐部漆黑一片，华老二吓得魂飞魄散，直到第二天清洁工开门进来华老二才逃出来，而那一夜华老二的爸妈急坏了，矿广播站黑更晚夜地反复播“寻孩启事”。
　　
　　 俱乐部外面站着的有一大部分是怀着侥幸心理等飞票（注：飞票是多余的票）的人。红英觉得那时候怪了，那时有余票的人并没有什么经济头脑，没有趁机涨价赚小钱的做法，那时的人球憨，宽银幕电影一毛五分钱的票，飞票也就卖一毛五分钱，小机子放的电影票一毛钱就卖一毛钱，票再紧电影再好看，有飞票的人也不会多卖出两分钱，不会随行就市。
　　 现在想来恐怕是因为那时任何市场经济调节的杠杆都不发挥作用，你涨价，保准有人去告你，好嘛，你搞投机倒把，叫保卫科、市管会的人把你扭起来。可是，手里有飞票的人还是很快意的，因为假若他（她）忽然从包里掏出两张电影票来要卖的时候，等飞票的人会一窝蜂围上来，极尽讨好之能事：“给我吧！给我吧！”被簇拥的感觉就是被需要的感觉，这是长脸、牛逼一下子的时刻。
　　
　　 卖肉的“大老歪”经常手里有飞票，通常在新电影放映首场时就腆着油肚胯揸胯揸地踱着鸭子步提前来到俱乐部外面，这时自然会有人传烟点火地绕在他周围，殷勤的可能就可以从他那里买到两张飞票，脸上笑开了花。大老歪当时还是单身汉，他的票是要卖给他认为值得卖的人的。
　　 红英家的邻居读高中二年级的罗萍姐有点姿色，她平时恨死球“大老歪”的吊样子，可是却心痒猫抓地为了看新电影《决裂》找他买过一次飞票。当然除了看电影的买飞票的，俱乐部周围大多数人是无所事事的人，那年代没多少个玩场，工人大哥农民二哥群聚在那里就是为凑个热闹，能逮着机会牛逼哄哄一把就心里舒爽好多，第二天再到上班的地方去款款便二麻二麻地活得很值的样子。
　　 有一些人并不是特别盼望钻进俱乐部去看场把电影或者样榜戏的，因为他们发现银幕上的故事舞台上的人生经常不如这俱乐部外面发生的故事来得令人兴奋。有人走来蹿去支愣着耳朵削尖眼睛只为了听听鲜事看看别人，男人们总是东瞄西瞅地瞟女人——不是“嫖”，是“目”字旁“瞟”。经常闲荡在俱乐部周围的女人起先被人叫“骚货”后来被人叫为“皮旦”，红英以为“皮旦”等于家里凉拌了吃的那种“皮蛋”（注：老咀山矿人把松花蛋叫皮蛋），很多年后红英才弄清楚“皮旦”的“旦”字是戏曲里“旦角”的“旦”，红英就觉得这种叫法不是出自老咀山矿本地，它绝对来自外地，很可能来自那些上海知青的说法。
　　 老咀山矿文革后期从滇西的瑞丽、西双版纳等地分来了一大批上海知青，他们带来了好多洋气的作派，比如他们穿的涤卡上衣的包袋边缘用机器压了三道明线，他们把的确良衬衣的大尖角领翻出来，他们衣服上的纽扣用同色的布包起来，这些小的细节让他们区别于其它老咀山矿人，再看他们吃馒头，原本的老咀山矿人用馒头蘸酱吃，上海知青拿馒头蘸炼乳吃！老咀山矿有感觉的时髦青年很快会学到上海知青们的作派，可是很快那些上海人又玩出别的花样来。很多男人出现在俱乐部周围就只是为瞟两眼某几个小皮旦的，她们从骨子里浪出来的骚劲浅薄地划开时代的呆板，让他们身心有点痒酥痒酥的。
　　 老嘴山矿的人看电影大多数是掐着时间去。几个小皮旦以集体的姿态站在一处，总是会引来几个二流子，她们不愁看电影，因此俱乐部外面争风吃醋打架的事常发生，稍稍严重一点的第二天就成为老嘴山矿人的谈资，先在一车间传，后在二车间传，再在机修车间、运输队传，参与传说的人兴致盎然，口才好的特明白说事时从哪里切入会吊起大家的胃口。
　　
　　 老咀山矿工人俱乐部无疑是个消息发源地。红英最先听人议论音乐老师谢红发骚疯的消息就来自俱乐部。刚开始这件事只是被人怀疑，知道的人不多。红英那时读小学五年级了，班上一个调皮捣蛋绰号叫牛屎的男生家在俱乐部附近，晚间经常在那附近玩，新鲜事都从他嘴里蹦出来。他跟别的男生说那件事的时候，红英尖着耳朵隐隐约约地听到一点。牛屎说谢老师发骚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她天天晚上都站在俱乐部门口，也不进去看电影也不买飞票，奇怪的是她那样子又不同于其他小皮旦。
　　 班上男生女生不兴讲话，红英不太相信牛屎讲的事，谢红老师上课时怀抱手风琴打着拍子唱歌时的风采让红英想大城市里来的谢老师就是不一样，她的两根细细的长辫子盘在头顶上用夹针固定着，她的五官长得不是太好看，脸上有好多小子子——青春痘，但她有很多块漂亮的纱巾，根据衣服色调的不同她把那些纱巾换着法子地围在脖颈上，她会从别的女老师那里“跳”出来，抢人眼睛，红英那时不晓得音乐老师身上的独特叫气质。
　　 为了证实牛屎的说法，红英当天晚上跟她妈李玉珍谎称老师要她去辅导绰号叫卷毛的女同学。匆忙做完作业红英就出去了，卷毛家离俱乐部很近。红英白天把她听到的传说告诉卷毛，卷毛很兴奋，两个好奇的女孩一拍即合。
　　
　　 红英在卷毛家门外一喊，卷毛就飞跑出来，手里还拿着一点吃的：草纸包着的两砣卤腐。卷毛给了红英一份，给了她一根火柴棍。是一个冬日，天早黑了，红英和卷毛在俱乐部团转来回逛了两圈，没有看见谢红老师。当时看头场电影的人都进去了，天寒地冻的，外面的人并不多，红英和卷毛找了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呆着。火柴棍戳挑着手心那砣稀软的卤腐一小点一小点地往嘴里送。百无聊赖之际，两个女孩犹豫着是撤退还是留下。最后是“唏溜唏溜”化进嘴里的咸辣刺激着两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对音乐老师的窥视欲。
　　 草纸里的卤腐全化在嘴里了，脚尖冻得生疼，红英和卷毛扭来扭去地空跳橡皮筋取暖，假巴脚下确有一根橡皮筋，自得其乐地边跳边哼唱着跳皮筋时专门配的歌谣“女英雄刘胡兰”。谢红老师姗姗而来。
　　
　　 传说是真的。谢红老师没有正正地站在俱乐部门口，她嘴里轻轻地哼着曲子，站在路边的一棵叶子落光的老杨树下。那天她穿着一件烟灰色涤卡面料的砣绒中长大衣，戴着手套的手里捏着一块手娟，惴惴不安的样子，不时地看一下手表。红英她们离她不过十来米远的样子，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大半部分脸。路灯光线斜照着她，枯枝的影子在她脸上晃荡，来自不同方向的光源照向她，地上泻下杂乱的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影子。有两个二流子对着她吹口哨，她看都不看一眼，二流子也就不再理她。红英现在想是她那正派的装束让那些人拿不准是否可以去逗她的。电影散场了，她走到正对俱乐部出口的亮处，用眼睛在人群中搜寻，那样子像是在找人等人。
　　 从电影院出来的人四下散去了，看第二场电影的人陆续进了俱乐部，红英和卷毛缩在暗处盯着走到路灯下的谢老师看。高钠路灯下的谢红老师形单影只，整个人笼罩在一层惨淡的冷紫色光晕里。人越来越少，谢红在那徘徊起来。卖炒瓜子的背起篓走了，谢红还那样孤独地等着。俱乐部附近只剩下些村子里来的混混了，他们缩脖笼袖地离她一段距离盯着她看，有一个人被同伙蹿掇着想上来逗她，朝前走了两步又抖鳞壳颤地退回去，引来那伙人的讪笑，最终是没有人胆敢上来调戏一个穿着讲究的老咀山矿的女青年。
　　 红英她们硬是眼瞅着谢红老师低着头孑然而去时才分手各自回家。卷毛后来接着两天的侦察都证明了传说的真实性，而且摸出了规律，谢红老师总是鬼魅一样八点过些出现在俱乐部门口，头场电影短片一般八点半散场，长片最迟九点散场。她是掐着时间来的，每天她都收拾得漂漂亮亮的站在同样的位置守候着什么。卷毛兴奋地对红英说我特意从她身后绕过去，她香喷喷的，一定擦了很多雪花膏，而且好像擦的是百货公司最贵的双妹牌雪花膏。
　　 两个星期后，红英她们的音乐课谢红没来上，班主任陈老师来教红英他们唱了一首歌，陈老师既玩不来手风琴也玩不来脚踏手风琴，也不在黑板上抄简谱，就光扯着嗓子唱。音乐课没了谢老师没一点意思。
　　
　　 谢红发桃花疯的消息全老咀山矿都传开了。起初认识谢红的人见她在俱乐部外面站着便跟她打招呼，问她在那干什么，她颇不好意思地告诉人家她男朋友在里面看电影，人家只是有点奇怪，到后来谢红疯天阔地的，天天站在电影院门口等男朋友，等来等去，直等到她把别的小伙子幻想成她的男朋友，尾随跟踪人家，最后不顾一切地一把拉住人家又跳又唱。被谢红吓着的几个长得将气（今天的帅气）的老咀山矿男青年找组织反映时，谢红的事才被学校知道。
　　 老咀山矿子弟小学的女老师，在俱乐部外面发桃花疯追小伙子这事，显然是一场比俱乐部里放的电影更精彩的好戏，上演了一段时间，很多人听说后都好奇地去看，看电影的将小伙们后来都不敢从正门出来。这出好戏曲终人散的原因是，谢红老师被送往昆明的精神病院去了。后来老咀山矿的人流传一种说法，谢红见长得漂亮的小伙就上，由此可以推敲出她喜欢的那个男人是长相英俊的，她的审美观不赖，毕竟，她是学音乐弄艺术的人嘛。人们还说谢红脸上长那么多青春痘，这样的人易得痴病。那一段时间，红英见读初中的哥哥红强脸上冒出了青春痘，她就抚着脸照镜子，担心自己也像哥哥像谢红老师一样长一脸的“骚疙瘩”，在老咀山矿，人们把青春痘叫“骚疙瘩”。
　　
　　 条条道路通罗马，老嘴山矿的条条道路通往俱乐部，一到放新电影时，人流就是一个方向，朝着俱乐部去。红英看着别人家一家子急匆匆地吃了晚饭扶老携幼地往俱乐部那里赶，而自己拎着茶壶、暖水瓶逆着看电影的人流去开水房打开水就心里面空落落的。红英她爸爸经常是在一部新电影的拷贝将转往外地时才能买到票，紧俏好看的电影还漏看过。那时红英的哥哥红强还没强大到可以在人摞人的卖票窗口挤到电影票，一部新电影通常是放半个月的。
　　 红英羡慕那些父母是医生是驾驶员是百货公司营业员的同学，他们总是很快就看到了新电影，下课时他们凑在一起复述电影情节比谁记得的台词多，放《平原游击队》他们就口中念“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或用纸折两只枪插在腰间学李向阳，放《闪闪的红星》他们就学胡汉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胡汉山又回来了，他们分了我的土地，牵走了我的耕牛……”，唱“打土豪分田地”的歌。没及时看到电影的红英无法与别人交流，只好一边落落寡欢。
　　 当然，红英印象中她刚上学那阵子家里终于顺利地买到两张电影票，是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士铜像》，关于这部电影红英只记得一个场景了：一群人抬着一个铜雕像在泥泞的路上一直走着，睡一觉醒来接着看还是那样走着，乏味至极。只是接下来全老咀山矿的女人们打毛线时都时兴织一种叫“阿尔巴尼亚”的花，那种扭来扭去的毛线针法织起来费时费线却手感厚实，红英有一条李玉珍织的阿尔巴尼亚花的毛线裤，晚上睡觉脱裤子时，两条腿上的皮肤都麻咧咧地印着那种弯弯扭扭的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