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

摘要：一位高级记者、报社总编辑的坎坷人生 “赤日炎炎似火烧……”我哼着小调摇着折扇，在忠实的小京巴的引领下，走在公园小路的绿荫之中。路边的大树荫下，有一个水泥制作的树墩子模样的石桌和四个石墩子。一条大汉坐在石墩子上，他的头枕靠在石桌沿上，仰面朝天，眯着眼，仿佛是在数着树叶缝隙中透射过来的斑驳蓝天。我定睛一看：他那臃肿的身材，那不是《鹰潭日报》的退休了的总编辑程关森嘛。他躺在树荫下纳凉，腰间裹着又宽又厚的护腰，但他的背脊悬空，我看了，为他都觉得累。
　　 我喊了声：“程老总！”
　　 “谁？……”他仰起了头，坐了起来。“噢......你坐！”
　　 我在他旁边的石墩子上坐了下来，问：“你怎么这么靠着坐？背脊悬空——不累吗？”
　　 “嗨，我是腰肌劳损——年轻的时候弄坏了腰。现在整天要用护腰裹着，这样坐，反而舒服一些。”他挪了挪身子，回答我。
　　 “你是？……”他黝黑的胖得有点浮肿的脸上，一双迷迷糊糊的眼睛，疑惑地看着我。“你叫什么？”他抹了一下患了白内障的眼睛角上的眼屎，问我。
　　 “我，无名小辈！”我回答。“你不知道我是谁——不要紧。不过，我知道你。我听过你的故事。”
　　 “什么故事？”
　　 “你初恋的故事。”
　　 “噢，我的初恋？你说给我听听！”他十分好奇。
　　 于是，我就简单地说了一遍。
　　 “咦，你是怎么听来的？”
　　 “我是听你说的。”
　　 “听我说的？在什么场合？……肯定不是公开的场合！让我想想。”
　　 “是啊，我们只有两、三个人。”
　　 “噢，我想起来了——你不是去杭州了吗？”
　　 “我是回了一趟杭州，那是清明节悼青，去了个把月。”我解释道。
　　 “噢。”程老总明白过来了，他说：“你说我初恋的故事，还不完全。”
　　 程老总，1米8的身材，200斤的体重。他手持着一根木制的拐杖，83岁了，看上去似乎有一些懵懵懂懂。但他对以往的故事，却是记忆犹新。他用拐杖在地上划了一个“W”
　　 “我的人生，好比是一个大写的‘W’——从人生的低点，走到高点；再跌落到低谷，再走向高峰……几起几落”。他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他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的童年很苦，我三岁就死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母亲除了要做田里的活，还要帮人打工，养家糊口。我七岁的时候，母亲送我去读书。是靠大哥（同母异父的大哥）帮助母亲供我读书。一直读上了高中。那时候，一个高中生，好比是封建社会里的“秀才”——是很了不起的喔。
　　 我们家乡解放了，解放军带来了一批南下干部。这些干部多数是文盲、大老粗。乐平县委，到乐平中学来挑知识青年去充实力量、协助工作。这时候我正好是乐平中学学生会的主席。于是，我就被县委书记挑了去做通讯员。我就一直跟在县委书记的身边，帮他写材料，陪他下乡考察。
　　 几年后，县委书记调到了上饶地委，当了地委副书记。我也跟着去了上饶地委，先是在地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再后来当上了地委办公室秘书。工资拿到了72块！50年代的72块——这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一个农村的孩子，性格耿直，只会写写文字。哪里知道世态炎凉。
　　 一天，地委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准备一份材料，明天地委开会用，要印刷出来，人手一份。我准备了一个上午，下午立即赶到上饶印刷厂，要求赶印多少份......但是，这天是星期六，上饶印刷厂正在开会、政治学习——这是地委规定的“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学习马列、毛主席的经典原著！厂长是个女的，看见我要求印刷，置之不理。什么？星期六下午不开机？凭着我的性格，就和她犟了起来。女厂长也不示弱，就是不理！最后，还是那位副厂长出来调解，由他来安排印刷......
　　 谁知道，这位印刷厂的女厂长是地委宣传部长的老婆，她在老公面前，一番话：
　　 这个小程，过去在你们宣传部，还是很听话的。现在当了地委秘书，就了不得了！目中无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1956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5月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和群众“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让知识分子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一大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向党提出批评意见。
　　 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天真的年轻人，写了一些小文章。
　　 这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些“大鸣大放”的文章。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分鱼》。说的是：某地委机关分鱼——新鲜的大鱼，多一点是分给书记、副书记的；少一点的是分给委员们的，再小一点的是分给科室领导的......而小鱼烂虾是分给跑腿的！
　　 谁知道，“大鸣大放”的结果是引蛇出洞！一场更加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人民日报》把已经刊登的，认为有“右倾”思想的文章的来源，反馈到有关部门，通报给了地方。
　　 上饶地委得知：《分鱼》是由上饶地区的一个署名叫“非我”的人写的。这是一篇典型的右派文章，文章是污蔑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地委立即发动全体党员干部，来查找这个“非我”。要评判这株毒草。
　　 结果，查来查去，没有人知道“非我”是谁。写文章的人也不肯出来自首。还是地委宣传部长的嗅觉灵敏——他一口咬定：是地委秘书小程写的！只有小程才会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那个冤啊！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向那位带我从乐平出来的地委第二书记哭诉：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书记安慰我：你放心！我相信你！——是我把你从中学里挑来的，你是穷苦孩子出生，根子正，你不会反对共产党的！
　　 话虽这么说，但是群众的大字报，可不饶我。很快就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我实在火了——书记都说我思想红，根子正！我把那张大字报给撕掉了！这可不得了！右派分子对抗群众！破坏“大鸣、大放、大字报”，破坏党的政策！
　　 我再去地委第一书记——彭政委那里哭诉。已经没有用了。彭政委安慰我，准备准备行李，上山去吧！（右派分子上山接受监督劳动）。
　　 这之前，我刚刚在准备办喜事——
　　 我在乐平中学读书的时候，学习很用功，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有一个学生会文艺委员，女生，相貌很好。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做学生会的工作，日久生情。我们之间萌发了感情，这就是我的初恋。后来我调到上饶地委当了秘书，工资有了72块，年纪轻轻，条件很好了。女方当然愿意跟着我哦。我就向组织打报告：要求与她结婚。领导也批准了。万事俱备，只欠挑日子结婚了。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被打成了“右派”，很快就被发配到赣闽边界的“五府山”垦殖场监督劳动了！这一下，我们的婚事就搁浅了。而且，我这一去也许是生离死别，还不知道是死是活？更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相聚啊！
　　
　　 “五府山”垦殖场地处闽浙赣边界武夷山脉北麓的深山老林之中。五府山的最高峰是五府岗，海拔1800多米，是华南地区的第三高峰。站在五府岗上极目远眺，可以看到闽浙赣三省的地界。如果是在天高气爽的夜晚——站在五府岗上，四面望去，可以看到：从江西的广信府、饶州府、福建的南平府、建阳府和浙江的衢州府发出来的闪烁的灯光——所以被称之为“五府山”。
　　 五府山垦殖场离上饶市有一百多里。山路蜿蜒曲折，我们这些挑着行李的右派分子，清晨从上饶市出发，经过一天的跋涉，天已经擦黑了，才到达垦殖场下面的一个分场。过去，我随着地委领导去垦殖场视察，都是坐着吉普车去的。这次，我完全要靠自己的双脚，挑着行李，爬山涉水。我一头挑着铺盖、盆、碗等生活用品，一头挑一个书箱，这个书箱还是当年我读书的时候用的。书箱里装了满满一箱政治书籍：有马恩列斯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我不死心，“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但愿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这些政治书籍我还用得上！
　　 和我不同，有一些小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就灰心丧气。发配充军前，就一把火把这些书都烧掉了。
　　 我们一行几十个右派分子，被安排在一个最艰苦，最闭塞的高山中的林业分场。我们自己动手搭窝棚，自己拿钱买粮食做饭。我原来在地委有72块钱一个月，到了监督劳动的垦殖场，只给20块钱生活费，其中10块钱伙食费，10块钱零花钱。在那个大山深处，就是有钱也没有地方去花。
　　 我们垦殖场的深山里，盛产毛竹。我们的主要劳动，也就是砍毛竹，抗下山，完成任务，可以拿指标换粮食。
　　 每天，天蒙蒙亮，我们听到哨声就起床出发。高一脚低一脚，睡眼惺忪地爬到大山里去，砍那些生长了三年以上碗口大的毛竹，削去枝，砍去表，再各自驮下山。我们一趟要肩抗三、四根毛竹，有两、三百斤重！
　　 抗到垦殖场，有人登记。抗回来8根毛竹，就可以吃一斤粮。大家为了吃饭，也是为了好好改造，好好表现，就拼命地干。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砍了91根毛竹，并且全部驮了回来。那时候，我一天可以吃4、5斤米煮的饭。早晨，第一趟抗回来，吃早饭。我最多的一餐就可以吃10大碗米饭，到了中午，又吃了4大碗——实在吃不下了。晚饭我又吃了4大碗！我一天吃了18大碗！......
　　 ——你问我，怎么吃得下？
　　 一是、因为当时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匮乏，没有油水，常年沾不到荤腥，过着朝齑暮盐的日子；二是、我劳动量大，消化功能好啊！拉出来的屎，都有我现在的手杖柄这么粗！再是、因为我砍毛竹完成的指标多，我的粮食，就是撑破肚子，也吃不完——剩余的大米，眼看着都让那些管理人员贪污掉了！
　　 一到晚上，累得我，瘫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有时候醒来，望着屋梁上透过来的星光。我就想：“非我”！你是谁啊？你在哪里？让我来受这般折磨！想起“非我”，我那个恨啊！恨得我磨牙！“非我”——不是我！真不是我！
　　 几年下来，我们都改造得“老老实实”，身强力壮了。接着，根据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表现，先后被摘了帽子。
　　 摘帽以后，我被垦殖场场部看中。调到场部去当文书，工资从24块钱开始拿起。因为我有些文才，工作又卖力。垦殖场把我当作一个宝。当时，经过场领导的撮合，我和一位农校毕业的女生结了婚，她就是我现在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糟糠之妻。而前面那位乐平中学的女生，早已经结婚了。但她心里还是想念着我，八十年代，她还专程来看过我。这是后话……再后来，我又回到了上饶地委。83年，鹰潭建地级市。我跟着地委副书记调到鹰潭，当了市委副秘书长，接着主办《鹰潭日报》，当了社长、总编辑。我一生从16岁开始到现在写了无数文章，也出了几十本书……
　　 现在，老了。“神马都是浮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两个月前，竟然发生了水落石出的结果：
　　 有一位从深圳回来的老头，他以前也是上饶地委的年轻干部。他回到鹰潭，联络了一些当年在上饶地委工作的老同事，到一家高档的酒店聚会。席间，我们在一起谈起了我——程关森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大难不死逃过一劫的故事。我追问大家，你们知道：这个“非我”究竟是谁？这位深圳来的老同志，坐不住了。他连忙起身，向我双手合十，作揖道歉：“我就是当年的‘非我’！”
　　 啊！竟然是他？！当年上饶地委机要科的机要干事——李x甫！
　　 “谁？李林甫？”我打断了程老总的叙述，故意问：“李林甫？”——那是唐朝唐玄宗的丞相，口蜜腹剑的代表——李林甫！
　　 不是李林甫！是李荫甫！
　　 “——噢，是李荫甫啊？我知道，他当过我们厂的党委书记。”我插嘴道。
　　 对，就是他——程老总继续说：
　　 当年，李荫甫是上饶地委机要科的机要干事，他根据当时地委机关“分鱼”的这一个事实（其实这只是一个众人皆知的现象）。写了一篇小文章《分鱼》，寄给了《人民日报》社。目的也只是希望我们党的机关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他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只是写了一个笔名，叫“非我”。谁知道飞来横祸，由于年轻无知，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当时，地委机关兴师动众，要揪出右派分子，搞得人人自危！李荫甫看到这个架势，吓得要命，死也不敢承认自己是“非我”！
　　 “非我”啊！——非我！你让我背了一辈子的黑锅！把我从一个很有前途的机关干部，一脚踩到了社会最底层。弄得我九死一生，落下了一身的毛病——如果，我性格脆弱一点，不甘心背黑锅，恐怕早就自杀了——50年前就去见马克思了！
　　 李荫甫，还真的有备而来。他拿出了两瓶25年陈酿的茅台酒，连连敬酒，赔礼道歉！
　　 嗨，这份迟来的道歉，还有什么用呢？50多年前，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冤枉！你就是说千道万，赔十万个礼，也不能弥补我的千辛万苦的“监督劳动”……
　　 嗨嗨，时过境迁了，罢了。政治运动就是这么残酷！我还能埋怨什么呢？再说，当年李荫甫写的《分鱼》，即使拿到今天来看，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啊！为什么一定要“上纲上线”——说他是恶毒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呢？
　　
　　 程老总敞开心怀娓娓道来，向我讲述了这些从未向别人吐露过的离奇故事。我说：程老总的一生是坎坷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你有这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写一本自传，写一写回忆录呢？
　　 程老总说：嗨，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的一生有许许多多的故事，真想写一本回忆录。就是老了，力不从心呐！
　　 我说：我听了你的故事，觉得很有意思，我想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可以吗？
　　 好啊！我就是想请人来记录我的人生呢！就是没有合适的人……我的女儿也是高级记者，我把这些故事说给自己的女儿听。第一次，我讲，她听——她很感兴趣。再讲第二遍，她就不愿意听了……
　　 噢，原来程老总一生写了十几本书，就是没有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
　　 程老总——你确实写了几本好书。假如，你老了，你想把财产分给你的儿女们的时候——你的儿女是抢着要你写的书呢？还是要你的房子？
　　 也许，现代的年轻人只对物质感兴趣，而不太注重精神遗产。其实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老一代人的眼里：曾经饱受风霜，积攒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是非常宝贵的！
　　 你看，程老总——“非我”的故事，也不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