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 祝

摘要：　　　庆祝住院了，得了脑血栓。 庆祝住院了，得了脑血栓。
　　 具说脑血栓是一种富贵病，穷人得不了，看来不是那回事，庆祝一辈子都很穷，直到他住进乡医院。
　　 庆祝家里很穷，年轻的时候很是受了一番苦的，穷和苦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家穷自然就苦，再加上庆祝没念过书，不识字，这在过去好像也很普遍，但穷人有穷人的日子——无非比别人多出力多吃苦罢了。庆祝是不怕吃苦的，年轻的时候替人挖河、打堤、垛墙、打坯只要有饭吃就成，村街无论谁家有活计了需要帮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大头，走，跟咱干活去，于是就去了。
　　 庆祝原不叫庆祝，他没有大名，只有一个外号叫大头，他小时候头大，所以人们从小都这么叫，他也不恼。庆祝这个名字是后来才叫起来的，其实也还是一个外号。
　　 大头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去窑厂脱坯子。窑厂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乡镇企业，那时候叫公社，几乎每个公社都有一个，多是烧制红砖的，烧制红砖是需要很多道工序的，脱坯—-晾晒—-入窑—-烧制—-出窑，这些虽然都是力气活，但也都是技术活，就连脱坯的场子也不是随便能做成的。半亩大小，横长竖短，先找平，再泼水，等到湿泥泛黄时，用木刮刮破湿皮，要力度均匀，排列有序，这叫 勒 场子，然后在上面撒一层沙土，这样出来的场子才有底，平光好用。脱坯是第一道工序，需要先过泥，泥是头一天下午作下的，要作一个晚上，这叫熟泥。有专职供土的，土上开沟，象是一个浇地畦子，然后上水。上水也是极有讲究的，上多了第二天泥就会软，水上少了就会硬，软了硬了都是要窝大工、费大力的，脱坯子最怕的就是上水不准，水上多了，泥自然就软了，软了拿不起来，第二天过泥时只能添生土，但生土添多了泥就不好用了，脱出的坯子就会裂，上不去架，所以有好些新手正是因为上水多了，第二天一天都没法干活；泥硬了也一样，需要再泼水，这样费力不说，脱出的坯子就有问题了，管场子的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样的坯子烧时会在窑里碎掉的，大头就从没有在这些工序上出过错。
　　 庆祝脱坯子的斗子是连三的，就象现在做月饼用的模子一样，只不过是三个连在一起的。过好的泥在地上，三条腿的板凳在地上，一堆干沙土也在地上，怎样把泥装在斗子里是脱坯子的另一个关键技术点---先把斗子在水坑里泡湿，然后在干沙土上翻一下 ，使沙土均匀地沾在斗子里，把斗子放在板凳上，然后弯腰、下手切泥、 滚沙、成形。泥蛋通常有两种形状，一是三角形，二是枕头形。滚泥蛋最有看头，双手指尖对指尖下切，先用右手往左翻，再用左手往右翻，瞬间，滚了沙的三角泥蛋就担在了右手上，随后翻手扣进板凳上的斗子里，起身，走弓，再翻扣在场子里，快扣慢提，这样的坯子才有愣有角，一下子三块坯子排列得很整齐，刹是好看。大头做起这套动作来像一个高级魔术师，快的时候你简直看不清两只手的运行轨迹，顺畅滑溜，可谓干净麻利快，虽是泥水活，但手上从不沾泥，有的只是一层干净的沙子。
　　 但是，这活计是能取巧的，取巧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把坯斗子上沿刨去几层，这样斗子就小了，坯子自然也就薄、轻巧多了；二是把刮泥的弓子下凹。所谓弓子就是砍一截柳树棍，乒乓球粗细，在水里泡软后，打弯成半圆，弓弦是用十二号铁条或用排子车轱辘的辐条，车辐条要硬一些，穿在半圆的柳棍两头，想取巧了就把弓弦往下压一下，这样刮泥时，自然刮掉得多一些，斗子里的坯子也就减了重量。
　　 这样的窍门，大头都知道，但他一次也没有用过，他从不偷奸耍滑,他用的斗子永远是最大的，他脱出的胚子永远是最实在的，所以这得到了管场子的赞赏。
　　 管场子的人大多是公社里的人，是吃官饭的，力气人大头不管你是官是民，靠力气吃饭，从不巴结他，相反管场子的人倒是很照顾他，那个窑厂管场子的叫杨善恩，人长得很随和，走到大头场子里时，总是夸大头坯子做得好，大头听到杨善恩的夸，心里自然很美，大头想我这坯子定一级是没跑了！要知道,麦前收工算账时，要给坯子定级别论高低算价钱的！这主要看杨善恩的态度了，一些投机取巧或者生手一直巴结这个杨善恩，希望能给个好价钱，现在杨善恩说好，大头自然乐得听，最少他心理不打鼓，其实年年大头的坯子是一等价。杨善恩这个人好就好在平常很关心大头，还常把窑厂领导们喝酒没吃完的菜，有时候是碎肉，用报纸包了送给大头。大头也不舍得吃，看一看再包好，放在坯架的阴凉处，晚上带回家给孩子吃。
　　 有一年麦前验工收场后，杨善恩把大头叫住了，说中午我请客喝酒。
　　 大头说：“我得回家把钱给老婆。”
　　 杨善恩说：“你怕我劫了你的钱不成？”
　　 大头想一想，觉得也对，杨善恩是公家人吃工资，哪在乎咱这几个钱，其实他知道杨善恩不会要他钱，他只是觉得钱放在身上不安全，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杨善恩会请他喝酒，所以他一时还是有些愣怔。
　　 “猪头肉、大名府头曲，你不吃拉倒。”杨善恩说。
　　 猪头肉对于大头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大头留下了。杨善恩说：“这就对了，你拿了钱不高兴啊，咱们庆祝一下。”
　　 其实杨善恩是有目的的，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栓住大头让大头成为他的永久工人。
　　 大头喝了很多。最后，杨善恩说：“秋天我给你留着场子，你要早来。”在农村靠出力挣钱的人很多，场子有时候会很紧张。
　　 大头说：“你给我……留好场子，秋天我……庆祝。”大头喝高了。
　　 他不知道庆祝是什么意思。大头脸红得像上了油彩一样，连脖子都红了，那也许是他第一次喝酒。那时候能喝得起酒的人家并不多，大头显然很兴奋，挨屋进，和窑厂的领导、木工还有食堂师傅逐一道别，人们见他红着脸也知道杨善恩请他喝了酒，但还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哎呀！你喝酒了？”大头就说：“杨厂长庆祝，猪头肉、大名府头曲。”
　　 大头的家离窑厂五里地，他把三条腿的板橙、斗子、劈叉、弓子等家什扛在肩上一路朝家走，进村见谁和谁说话：“杨厂长庆祝，猪头肉、大名府头曲。”人们都听不懂，后来有知情的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实杨善恩和窑厂里很多个扣坯子的都喝过酒，只是大头不知道而已，以后人们再见了他就总是取笑他，问他：“厂长又庆祝了没有？”再后来，干脆见了面就叫他庆祝了。大头也不善言语，叫就叫吧，只是他再也不提和杨善恩喝酒的事。
　　 后来，砖窑厂有了制砖机器。制砖机一阵轰轰隆隆响，造出的坯子角是角 楞是楞非常周正，也比人工扣坯子快多了，这样庆祝算是失业了，除了侍弄自家地里的庄稼，再也没有其他的活干了。
　　 再后来，人们好像在突然间富裕了，纷纷修房盖屋，在当时可谓一景，而且房子盖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高，有的是二层，还有的是三层，于是一个新兴行业在农村迅速兴起——建筑业。特别是刚开始那几年，需要盖房子的人家很多，于是就组建起了建筑队。建筑队习惯叫盖房班，有大有小，大的三四十人，小的二三十人不等，班子里有大工、二工之分，所谓大工就是拿砖砌墙，要有些技术的；二工就是搬砖和泥， 没什么技术，有力气就成。这个角色对于庆祝来说再适合不过了，于是他进了盖房班又当起了二工。
　　 庆祝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大宝，二儿子叫二宝，大宝和二宝又都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孩子有的上初中，有的上高中，还有一个今年考上了大学，一年光学费就是一万元， 所以他们都不富裕，他和儿子们都在一个盖房班搞建筑，大宝在盖房班是大工，站在高高的搭板上砌砖头。庆祝和二宝是二工，大工是技术活，工资自然高些，二工是个出力活搬砖和泥啥活都干，工资还低。庆祝不会技术活，既不会砌砖，也不会抹洋灰，所以只有当二工。当了二工的庆祝是快乐的，因为他和两个儿子在一个盖房班干活，人们会经常记起庆祝扣坯子时候的事，一提起那时候的事庆祝就有些眉飞色舞，但两个儿子觉得有些不舒服，觉得那毕竟不是什么上脸的事，于是大宝和二宝就劝他说别干了，在家休息吧。庆祝就说为什么不干，我一天能挣三十块的，一月就是千把块，够我孙子一月的学费了。于是大宝二宝也就随他了。
　　 庆祝在大宝和二宝家轮流吃饭。庆祝的老婆早就死了，她得的是肺癌，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把家里花空了，没办法，庆祝就把老婆用一辆排子车从医院拉回家了。老婆瘦得像一个纸人一样，看了让庆祝心窝里疼，于是他就四处借钱给老婆买一些点心或饼干之类的稀罕物让老婆吃，老婆见了知道这是庆祝在疼她，僵死的眼球转动了一下，竟滴出些许的泪花，然后就闭了眼睛，关于老婆的死，庆祝颇有感慨：医院不是穷人住的地方！住院花钱像小河流水一样， 流不了几天就把家底流干了，穷人得不起病，正所谓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倒霉的是庆祝不该有的都有了，该有的却没有，所以他看见有人得病住了院就在心里说，我这一辈子不得病，就是得病了也绝不住院，花不起那个钱。老婆死后庆祝就在大宝和二宝家轮流吃饭了，一轮10天，也随儿子在盖房班上了工，庆祝觉得两个儿子都不好过，怕两个儿子闹意见，就跟大宝、二宝说，我在谁家吃饭上工挣的钱就归谁。大宝和二宝都很懂事，知道爹受苦受累了一辈子，不容易，现在都68岁了，他们知道搁在公家人的位置上早就该退休了，但是现在他不知道想这些，只知道干活是本份。他的身板还算结实，所以大宝和二宝就商量说，爹苦了一辈子也干了一辈子，但要他猛一下子休下来没事干，恐怕身体会出问题，所以也就随他去了。
　　 出事的那天，大宝正在砌房山，庆祝就在下面侍候着，大宝喊：“砖。”庆祝就往上扔砖，大宝喊：“泥。”庆祝就用铁锨住泥坑里挖了泥再往大宝砌的墙上扣。
　　 刚开始的时候儿子有些不好意思，做儿子的喝五吆六的使唤老子总有些不舒服，庆祝也不傻，当然能看出这层意思，在家吃饭的时候就跟大宝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出力挣钱，你支使我干得越多，咱就挣钱越多。再说儿子比老子有出息，我心里高兴。一句话把大宝和大宝媳妇还有小孩子都逗笑了。
　　 现在，大宝站在高高的房山上喊：“泥”。听到大宝要泥庆祝就去泥坑里去挖泥，一掀下去，偏了，他想再来一掀，但总也用不上劲了，甚至连站也站不稳了，庆祝摇晃了几下就坐在湿泥地上了。
　　 大宝在房山上看得很清楚，他一边喊着爹一边往下爬，这时二宝也跑过来，兄弟俩把庆祝抱在怀里大喊着问：“爹你咋了？咋了？”庆祝的嘴嚅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这时侯大家也都围过来，知道问题严重了，忙给村里医生打了电话。村里医生说你们别动他，我过去。村医很负责，在村里很是叫得响，人们都喊他伍先生，伍先生60多岁了，医术也不错，伍先生翻了翻庆祝的眼皮，又听了听心脏，然后就量了血压，说血压高，可能是脑血栓，先送乡医院吧。
　　 庆祝在医院输了两天液体，第三天，他醒来了，当他看见白色墙壁和身上盖着印有红十字的医院的被褥，还有正在滴着液体的药瓶时，他惊了一下，说我咋在医院里？
　　 在大宝、二宝的提示下，庆祝想起来了，自己是歪在泥坑里了，但他说什么也不想在医院住，他说：“咱怎么能住医院？这不是咱们能住的地方，花钱比流水还快！”他试图想坐起来，但是不能，他的右胳膊和右腿用不上力，他起不来。于是他又无奈地躺下了，他知道这次病得不轻，但是他知道再重的病住在医院里是耗不起的，他坚信医院不是给像他这样的人开的！他问大宝：“花了多少钱了？”大宝和二宝都不知道怎么回话。
　　 大宝二宝在医院里看病根本没经验，他们只是听说家人住院要托关系找熟人，求到一个医生，或在医院里找个领导，跟主治医生打个招呼，不要净开些傻贵但又不治病的药，要是不打招呼听说还真的多花老些钱，前天一住院就交押金2000元，刚才护士又打了招呼，说今天下午6点前又要交钱了，弄得大宝和二宝还真有些毛乱，但他们在医院根本找不到一个熟人，于是打电话还是让村医伍先生来帮忙。伍先生是个热心人，他说，这儿的医生我是差不多都认识，但不会管什么事，要想说话管事，还要找一个关系硬的。于是他们都在脑子里找寻这个人。平时和大宝二宝打交道的都是泥水匝，根本找不出这个人来。寻来寻去还是伍先生想起了一个人，伍先生猛的一拍腿说：
　　 “杨善恩！”
　　 大宝二宝愣在那里，他们不知道谁是杨善恩。
　　 “对，就找杨善恩！”伍先生说，“我听说杨善恩还在乡里上班，他是本乡本土的人，和医院里的医生甚至院长都可能很熟，他要说句话肯定管用！”拉了大宝的手就往乡政府大院奔去。
　　 乡医院和乡政府大院并不远，也就三、四百米，他们走进乡院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钟，正好从伙房里走出来一个伙夫摸样的人，好像要到厕所里去，腰里还束了一条围裙，好像刚喝了酒，脸色泛红。伍先生就问他杨善恩在哪儿上班，那人一边往厕所方向走，一边用手指了一个开着门的房间说开着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