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遗失的父爱

父亲，是我十岁之前的家人。自从“开庭”以后，家里就不再有他了。
　　 1976年9月，我刚刚升入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放学后，妈妈告诉我：“明天开庭，妈想带你一块儿去。”
　　 我就自己给自己写了一张请假条，让同学捎给我们的班主任张维珍老师：
　　 张老师：
　　 我跟妈妈去开厅（庭），今天不能来上课了，请对不起老师。
　　 XXX
　　 1976年9月X日
　　 现在想起来，语病是不小的，“请”和“对不起”怎么也不该连在一起是吧？
　　 那是一个看上去和平时没什么两样的上午。大约九点半，道里法院的一位阿姨、居委会主任老洪太太、妈妈、爸爸，还有我，一共是五个人，坐在老洪太太家里。
　　 妈妈头一天晚上教我，“到时候，你就揭发你爸，控诉你爸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你就说：‘向情向不了理，共产党是最讲认真的。’……”本来，我对“开庭”充满了好奇甚至向往，一听这话，我的思绪就乱了，如同面对一道数字很大的四折混合运算题，让我用心算瞬间把它完成，无论如何，超越我的智力发育界限了。
　　 我实在是理解不了什么叫“向情向不了理”，当然，更不知道“共产党是最讲认真的”是什么含义。只觉得，这句话会把我带到某一处荒凉的所在，那里没有一个像我一像的生命，或者说像我一样的同类。一时间，我孤独，我无助。至于妈妈让我“控诉”爸爸，如同让一只三寸来长的小老鼠对着一只一尺半长的大狸猫，“控诉”那猫曾经想吃它云云，那绝对是会令小老鼠魂飞魄散的。退一步讲，正是父亲那些个不堪的所作所为才导致我们宁肯放弃唯一的房产，母子六人净身出户的。这难道不是最有力的控诉吗？或许，妈妈不过是想让法院的人听一听我们的苦难而已，如果还有一层意思的话，就是妈妈对自己大女儿的口才充满了信心。
　　 在与父母共同生活的七、八年里（中间时而寄养在姥姥家。），我亲眼目睹了一对年轻的夫妻，是怎样把家庭当成了战场的。在硝烟弥漫的生活里，我们兄妹五个饱尝了精神伤痛和身体损害。交战中的父母不再是子女的依靠，他们变成世界上离你最近的远山，无形中把压抑、落寞、孤独、痛苦一股脑地倾覆下来，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无以承受。五个孩子，变成了五只风筝，本应攥在父母手中的丝线早就被他们的战火给烧断了。我们各自飘摇着，在飞升的过程中，是与云彩对语了，还是和雷电交锋了？是沉落到荒郊野外了，还是被困于危难之中了？基本是没有谁能生出兴致来，进而关照我们一下的，唯一的底线就是：饿不着，冻不死。
　　 我们坚定地认为母亲是受害的一方，父亲是侵略的一方。不管谁是谁非，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定然要面对一个非正常的父亲，一个极痛苦的母亲。我们害怕，我们难过，我们无所适从。
　　 渴望父母离婚，是我们的期盼和愿望。我们希望得到“胜利”的消息。
　　 所以，当妈妈宣布只带我一个人去接受这样的结果时，我是满心欢喜的。不过，让我学说那样的话，我还是大大地为难了。
　　 那天早上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在无边的矛盾纠葛中伴着母亲，去参加“开庭”。我知道了那叫现场办案，送达判决书，然后，由法院方和居民委主任陪着我们母女一同来到我们曾经的家，领取我们的“财产”。
　　 当时，我们的“细软”先一步被两个姑姑给洗劫一空，屋子里，只有父亲的东西和日用品。法院那位阿姨问父亲：“还有什么物品？”
　　 父亲把一只旅行箱从以前是我和哥哥的卧铺的又宽又高的木质吊铺上托举下来，放到床上，打开了。大概妈妈是不屑于去翻看那只属于父亲的皮箱吧，她连瞅都没瞅上一眼。法院的人让我找找有没有能拿走的东西，我也只是象征性地看了看，那不过是父亲的几件衣服和一些零钱而已。
　　 妈妈环顾了一下房间，对法院的人说：“都没了。除了我五个孩子，我只要这只脸盆，这是结婚的时候我娘家陪送的，不能搁在这儿。”
　　 我把目光转向了我们使用了多年的洗脸盆。
　　 那只洗脸盆已经由黄泛黑了，一定是从不做家务的父亲独处的这半年里一次也没清洗它的缘故。它是一只铜铸的盆子，三斤八两重，每次倒水都觉得压手。我长到现在，从未见过第二只这样的黄铜洗脸盘。你就是说它是金子做的也有人信，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它一直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辉。每隔一段时间，妈妈会用炉灰把它蹭一遍，金属表面的那层污垢就跟着下来了，那相当于给洗脸盆洗脸。它平时为我们服务，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也要为它服务。别人家的铝质洗脸盆都瘪出一个又一个坑了，还有那种搪瓷洗脸盆都摔掉一块又一块皮了，我们的铜盆子像是一名英武的战士，它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一年又一年，它的长相从没变老，俨然一只宝盆。每天清晨，我们全家人无不在这只铜盆里清洗我们的脸、手、脖子。特别是我的长头发，在这金色的盆子里变成了一汪墨水一般，眼睛对着盆底，我会看到一圈又一圈的光环，特别是阳光照进来的时候，那光环就有要飞升起来的意思了。我能够闻得到它自身发出来的独特的味道。除了黄铜自身缥缈的金属气味，还有妈妈天然的肤香，有父亲那属于大男人的气味，有哥哥像猫一般乱抓一气的匆匆撩水的记忆，有我亲手给小我几岁的弟弟、妹妹洗脸的轻柔。他们的小脸蛋在这只铜盆里留下了最初的婴幼儿才会有的奶香味。
　　 这样一说，我们家的这只铜盆无疑是重要的一个物件。多亏父亲把它给弄得面目全非了，要不然，两个姑姑会因为它而争执起来的。不过，我还是觉得妈妈不该把它要回来，按照我的意思，凡父亲用过的东西我们应该一律不留，我怕万一那脸盆把父亲的气息带回我们以后的家里，就像把一个鬼影给带了回来一样。
　　 这些想法也只是想法而已，我实在不忍说给妈妈。在这个家里，妈妈遗落了多少看得见、看不见的东西呀，如果连唯一的一样东西都不收归的话，妈妈在晚年回忆时如何做到睹物思人、想事呢？
　　 妈妈一手提着那只黑乎乎的铜脸盆，一手领着我，彻底告别了我们的家。
　　 好在妈妈并没有为难我，没有埋怨我没在现场说出她教我的那些话。我觉得多少有点对不起妈妈。事后一想，如果当时我说了呢？那我肯定就不是我了，我得开启怎样的心智和勇气才能复述出那番话呢？假如复述成功的话，想必今天我早就无以表述清楚这篇文章的意思了，我应该早就在精神病院的某一处角落里，反反复复演习着那番怎么也理解不了的话的。
　　 我们本以为，离开了令我们最为不堪的父亲，从此就会走上那“金光大道”，前途是光芒万丈的。然而，这不过是小孩子的思维了，想象与现实的距离谁又计算得出呢？
　　 先不说家里，就说学校。第二天上学，我就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关注。大家都知道我的父母离婚了，这是新闻，不折不扣的新鲜事，足以让每一名同学回家向他们的父母宣布一气。继而，全学年的老师、全校的老师，都知道了三年五班的XXX父母离婚了。在七十年代，离婚算得上民间新闻，在局部地区有着一定的轰动效应。他们每次见到我，都会无比关切地询问：“你爸和你妈为啥离婚啊？”“怨你爸、怨你妈呀？”“你想不想你爸啊？”我觉得这最后一个问题问得就像我们老师经常批评劣等生时常说的一句话：“你没长脑子啊？”
　　 云云，云云。
　　 我的眼神应该是落寞孤独的，同时也是淡然坚硬的。它们在这种无处可躲、不得不去迎候类似的问话与同情中过早地告别了童年。
　　 我查了查字典，知道了什么叫“同情”，在我那本老字典里，这两个字的解释是：
　　 同情，对于别人的遭遇在感情上发生共鸣。
　　 一个挺好的词不是吗？
　　 可这个词无声地欺骗了我，我体会的只有遭遇。
　　 是，我承认，大多的同情都是善意的，然而，凭着一个十岁孩子所能有的感知，我还同时领略了形形色色与同情搭界又与同情不能同日而语的东西：比如猜测，比如探究，比如疑惑，比如幸灾乐祸。
　　 个别爱忌妒的所谓的好学生，小女生，向我投来神情复杂的一瞥，好像父母离婚也是一张试卷，纵是算术、语文再好，在家庭幸福、父母和睦这张试卷上，你已经不及格了。
　　 有一次，由于女孩子们的以讹传讹，造成了一点小误会，那个叫小举的女生冲我质问道：“你有啥了不起？学习再好你也没爸！”
　　 我没爸？
　　 也是。离婚给离丢了爸爸。
　　 其实，父亲的单位就在我们学校的对门。如果想见他，那还不是再轻松不过的事？可我一次也没去见他，父亲也一次没来找我。
　　 我从入学一周当上班长以来，一直是学生领袖，这让我在班主任老师一人之下，全班45名同学之上的位置上体会到权力的魔力。你可千万别小视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特别是这孩子肩负着“领导职务”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政治小麻雀，“五脏”绝对是俱全的，对权力的体会乃至运用丝毫不会逊色于任何级别的成人。因此，无论年龄大小，只要你身居“要职”，就一定能感受到权力带给人的优越感、舒适感，上进欲、求知欲，贪欲、利欲……欲望，在一个儿童身上也是淋漓尽致地得以施展的。我们班的女同学为了早一批入红小兵（不久后改为少年队员），曾送我过没包过装的新糖纸，男生则任我呼来唤去，哪怕是放学以后，在我家附近遇上哪个同学，他们无不见我打招呼，唤我一声“班长！”那一瞬间，我的表情就一个：威严。瞧瞧，这和大人，和大官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原本这些校园里的东西与家庭中的因素是不该融入的，可是，父母离婚着实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一种措手不及的窘迫。我一个人在校园里久久地徘徊。举目仰望降半旗的五星红旗，心也如旗一样是下降的，是沉落的。
　　 当时，正赶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我知道了逝世就是死亡的敬称，就是伟大和凡人的区别用词。从我们班主任老师沉痛的表情里，我知道了，我们的伟大祖国遇上大事儿了。我观察着老师的脸，仔细聆听着。在念到“1968年，毛主席检阅红卫间小将……”时，老师的声音哽住了。我猜，她肯定被接见过，她见到了毛主席。接着，两行泪水从她那对漂亮的眼睛里蜿蜒而出。同学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地注视我们的老师。要知道，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学生在老师面前哭，没听说哪个老师在学生面前哭的，至少在课堂上应该是这样的。
　　 想到自己的身份，班长，必须凡事都得起带头作用啊，于是，我以快半拍的速度“深刻理解”了一下这样一个大事件，然而，由于吃惊和不解，还是调动不起悲伤的情绪来。
　　 有了！我忽然唤醒一直压抑在心头的忧伤：我的家，我的破碎的家，我的丢了父亲的家，我的只剩下母亲和哥哥、弟弟、两个妹妹的游击队之家，以及最近由于“离婚”而受到的新委屈。于是，我第一个带头哭了起来，接着，我前后桌的女生哭了起来，相邻桌的女生也哭了起来。男生们对这类事反应要比女生深沉一些，他们只是学着我们把头趴在了课桌上，哭没哭，我已经没心思去调查取证，只体会到自己那一次哭得痛快淋漓，哭得哀婉凄切，哭得心都碎了……我第一次那么放纵我的哭声，第一次把哭泣当成了倾诉，第一次觉得哭是一种真正的深层次的情感享受。我太需要哭了，小的时候，我不敢哭，因为恐惧无情地压制了哭。一个不能够哭出声的孩子，是世界上最憋屈的孩子。所以，我在像别人一样沉痛地哀悼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的同时，也痛彻心扉地追悼一回自己不幸的童年。真得感激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有机会流出了生命中积存了太多的眼泪，我甚至想过，假如没有那一次伟大的释放，我的泪珠会不会变成金属？会不会被岁月风化？过于坚硬的泪珠会不会锁定一个女孩子本该拥有的美丽柔情？而被风化了的泪珠还能不能承起一颗心的阴晴雨雪？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得我哭了又哭。
　　 在这里，我得“揭发”一个可爱的小女生。她叫毛东芳，坐在后一排，跟我是前后桌的关系。或许人家原来不想哭，看到老师哭，同学哭，自己不哭不好，不得不哭，于是，她也把头趴在课桌上，脸埋在手臂间，做哭的动作。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动作做大了，把桌子都弄晃了，我就回头看了她一眼，这一眼，我遇上了一个我还没学到的新词：尴尬。是的，我用一张真正痛苦的苦瓜脸和挥洒淋漓的泪眼瞅向她，这宝贝回馈我的竟然是一个“扑哧”的笑！那时的孩子是机警的，她立即觉出她的笑是极其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她立即使劲把脸又深深地埋了下去，紧接着，我听到了这个山东小妮儿不比我低沉的嘹亮的哭声！几年后，她告诉我，“班长，我真得感谢你呀，要是换了别人，把我笑的事告诉老师，告诉学校，我就完了！”
　　 在此，我才有勇气在心里向“组织”交待，向“党”交待，向亲爱的读者交待，我之所以哭得那么痛心，是因为我的家没了，是因为一个孩子经历了一国失君般的一家失主。
　　 接着，我们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东北电影院集体观看毛主席追悼会的记录片。在电影院里，出现了“举国悲恸”的场面，所有的观众都作哭泣状。大约四十分钟，我听到了上千孩子加上一部分大人集体发出的哭声，感觉这“呜呜”的声音还是非常雄浑的，像是低音的大提琴发出来的声音，形成一种含义隽永的音乐。的确，那样的哭声是伴着一颗伟人灵魂的背景音乐，是以人的肉身为琴弦合奏出的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