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物之：老毒气一家

摘要：老毒气一家的故事，在村子里老一辈人的口中相传。 老毒气本名叫文约，因为他一不愿和别人相处，二是干活时恨活，于是得了这个名字。老毒气唯一的爱好就是开小片荒，整天掂着镢头刨垄堰根。这习惯，大概是在那种非常年代养成的。年轻时候因为成份不好，分的地离村子远，每次犁地时，他总是肩上扛着犁，犁前边挂着牛套绳索，后边再挂着耙，五六十公斤重，走六七里路程。一路鞭子甩着，嘴里骂着牛，慢慢向自己的地里走去。农村有句老话，说是“远地不发家，近地受糟蹋”。好成份的人家不愿要远地，只有分给老毒气这样的人家。老毒气上地时带着一天的干粮，小河里有水，尽吃尽喝。老毒气的庄稼年年比别人的好，引起邻地户的不满，所以合作化时先把老毒气合作进去。当时的政策，是先合作贫下中农，最后才让地主富农入社。但为了整老毒气，也顾不上这些了。地被合作后，老毒气就把精力用在自留地和小片荒上。这种习惯一直沿续到后来。
　　 生产队时，老毒气一家有六口人，老母亲、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当时两个女儿都２０多岁了，但老毒气挡着不让出嫁，留在娘家给他挣工分。那些年，他们一家到年底时总是余粮户，能分100多块呢。据说老毒气的女人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家里是老母亲当家，偏向儿子孙子，这做媳妇的，吃不上喝不上，就饿死了。老毒气的母亲很严刻，名声传出后，也没有人敢嫁给他，他就一直鳏着。据说老毒气的母亲一辈子坐了12个月子，活下来姊妹六个，一个哥哥，起名文汉，还有两姐两妹。哥哥是抗日军人，在中条山战役中阵亡。除大姐是农民外，其余都在城市。三妹嫁给一个长征老干部。解放后一直在铁路上工作，生活很富裕。三妹有三个男孩，对老毒气这个舅舅非常敬重。大姐嫁在郑州，丈夫在邮政局工作，对老毒气这个农民弟弟也格外关心。农闲时节，不是西安的妹妹请就是郑州的姐姐叫，这个给二百，那个给三百，时间长了就攒下不少余钱。但老毒气的钱舍不得花，也不存银行，更不舍得给儿子。用他亲家的话说，他的钱只有两个去路，那就是：一是放高利贷被人坑了，二是放在家里被贼偷了。这两种情况都曾发生过。最典型的是有一年腊月，老毒气进城，身上装了3000块钱。他在街上掏十块买了一个火烧馍，人家说，你买两个吧，没毛毛票找。但老毒气不干，就在这一掏一装之间，3000元丢了。是让小偷偷了还是不经意间掏掉了，说不清，总之是丢了。回来也不敢给儿子讲，一个人生闷气。从此老毒3000元钱买一个饼的故事就在村里流传。
　　 老毒气劳动惯了，不会享福。一不干活，就这疼那痒，啥毛病都出来了。西安的外甥见他年令大了，不想让他在乡下再刨土，就在城里给他找个看大门的轻活。人家车开进来了，他把大门开一下，车开出去了，他把大门关上。但干了几个月，老毒气就受不了了，腰疼腿疼心口闷，要求回家。回来后，他长出一口气，说：“天哪，可回来了，城里真不是人呆的地方。你出门转吧，怕迷路跑丢了；在家看电视吧，看烦啦；想帮人家扫地吧，人家有保姆哩。活活急死了。”从此再也不去城市。
　　 老毒气就是毒，他从不给儿子帮忙，也不让儿子给他帮忙。他做庄稼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割麦是割倒就运，而他割麦是割着捆着，捆成小捆再把麦穗朝上拢成大堆，拢个尖，这样不怕雨淋。然后腾出地，先抢种回茬玉米。玉米种上了，再消消停停运麦打麦。老毒气的庄稼年年比别人强。在人民公社时期，他曾被定为批斗对象，原因是他的自留地和小片荒的庄稼比集体的好。人家说：“你这不是和集体扛膀子吗？想压倒集体吗？”但不管咋说，老毒气的庄稼做的好，就是不缺吃的，让那些人眼气又气愤。
　　 老毒气家当年是地主成份，解放前村里只有三所院落，有一所就是老毒气家的。但村里人说，他家这个地主，当得很窝囊。那真真是口挪肚攒攒下的。老毒气的哥哥文汉，上过私塾，悟性很高。抗战时期，大部分国土沦陷，洛阳等地一些大、中院校纷纷迁到虢山，本地青年有了求学的机会。17岁的文汉和父亲商量，想去上学。但父亲不愿意。经过一番争执，父亲终于答应了文汉的要求。当时日寇在华北濒濒得手，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各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保甲长们驱使着民工抢修飞机场，抢修虢潼公路，学生们组织宣传队到民间宣传抗日，战争的气氛笼罩着虢山。这时的黄埔军校在西安、洛阳也设立了分校，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作为一个青年学子，文汉看到日寇如此猖狂，也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就和父亲商量，父亲说：“古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在家能招呼一家人，为啥要去当兵？”文汉见父亲不同意，就找了一个父亲爱听的理由，说：“我去上军校，一出来就能当军官。国家现在正打仗，如果被抓去当壮丁，还不是当兵？何况我上军校出来当了军官，还可免除一家人的苛捐杂税。”父亲想想也有道理，就同意了。儿子若当了军官，首先可以不受保甲长们的欺压。再说打仗也不见得全部牺牲。于是就同意了文汉的请求。而文汉的母亲也就是老毒气的娘有她的打算，她怕文汉将来当了大官不肯回家，就找媒人撺掇给文汉在附近村里订了一门亲，约好婚后再去报考军校。文汉无奈，只得答应。因为时间仓促，又是战争期间，婚事办得有些寒酸。农村人给这种结婚形式叫“小过门”，意思是以后时间充裕了，经济条件好了，还可以再办一次婚礼，即“大过门”。婚后短暂的蜜月未满，文汉就和别人一道向军校所在地进发。经过一番考试，文汉就考上了军校。
　　 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学习，文汉以优异成绩结业，以少尉排长职务充实到部队。当时日寇在晋南一带活动，文汉所在部队调往中条山作战。文汉于行军途中回了一趟家。虽未带护卫人员，但戎装佩剑，英姿勃发，父亲见状也很高兴。在家停留三天，就追赶部队去了。形势所迫，容不得妻子的再三挽留，只得忍悲含泪告别。父亲心疼儿子长途跋涉太疲劳，就在邻村雇了一匹驴为儿子送行。赶驴的人姓钱，叫钱发财。他赶着驴把文汉一直送到北渡黄河的船上，才原路返回。
　　 当时国民党的部队频繁调动，南来北往的路上很不安全。部队自己物资不想带，就拉伕拉牲口代替。强权就是真理，害苦了小民百姓。走到半路上，钱发财人和驴不知被哪支部队拉去了。一晃三年没有音信。钱家人非常着急，一家人的生计就靠老钱一个人支撑，这下可怎么办？就把怨气撒在文汉父亲身上。文汉父亲也觉得理亏，就主动承担起钱家的生活。文汉父亲养活两家人，日子实在艰难。
　　 文汉到部队后，最初日寇在中条山确实吃了不少亏。当时有一首歌唱到“中条山，高又高。铁样坚，钢样牢。飞机轰不动，大炮打不倒。敌人当它是肓肠，我们把它作城堡。八次回攻，九次包抄。攻不破，战不倒。将士们勇气足，卫长官指挥好。敌人尸首遍山岗，丢下枪弹知多少！？它是我们的马奇诺，它是我们的胜利最前哨。”歌声确实鼓舞人心，可事与愿违。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策略无可厚非，但无组织的大退却使多少抗日有生力量丧失殆尽。卫立煌若不是西渡黄河，得到八路军的掩护，逃到延安，就差一点被日本飞机炸死。从延安转往西安，从此卫立煌本人和八路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幸的是，年仅20岁的少年英才文汉，也在这一次大撤退中阵亡了。
　　 几个月后，国民党地方政府向文汉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并减免了一切捐税。但既已发放了烈士证书，哪能没有一点那怕象征性的抚恤金？可惜当时政治太黑暗，层层克扣，没到文汉家人之手。文汉的妻子得信后，悲痛欲绝，两次自杀未遂，都被婆母救下。当时文汉的妻子已怀孕，婆母希望她生个男孩延续香火，所以看管很严。
　　 第二年春天，文汉妻子生下一个女孩，婆母心有不悦，但不太显现。文汉媳妇也有所察觉。重男轻女，不要说在旧中国的农村，就是现在也仍然很严重。
　　 女孩长到六、七个月的时候，一天夜里，文汉母亲忽然爬在媳妇的窗上喊：“大姐儿，大姐儿，刀客来啦，离这儿不远了，赶紧收拾东西逃走吧。”那时候乡间经常有土匪来窜，不是什么稀罕事。媳妇就把门打开，婆母进屋，对文汉媳妇说：“你赶紧收拾东西，让我给孩子穿衣服。”说着胡乱抱起孩子就往外走。文汉媳妇正收拾衣物，忽然进来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架着她出门就走。媳妇大喊“救命”，但无人应答，原来公公昨天被婆婆支到山里去了，随即她的嘴就被来人用一块抹布塞住。此时儿媳妇已明白婆母的意思了，在当时的农村，这叫“摘羔卖母”，也叫“卖寡妇”。原来婆婆是觅人卖自己。文汉媳妇又气又急，但怎奈两个大汉力大无比，用绳子捆住她的手脚，又把她挷到一匹骡子上，出村顺着大路扬长而去。
　　 第二天，当文汉父亲回到家里，才知道儿媳妇已被卖掉，气得破口大骂，然事情已无可挽回，随后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其实文汉父亲是个好心人，只是家里诸事都是女人当家。
　　 文汉岳父知道后，气得咬牙切齿，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文汉家贩卖抗日烈属。当时省高等法院就设在虢河南岸耿家村。高等法院要法办文汉家贩卖烈属罪，文汉的母亲就把文汉爹送到监狱。因为他是户主呀，虽然这件事他并不知情。
　　 文汉爹被送到监狱，钱家的供应也中断了，两家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钱家人就去文汉家闹，但也没有用。文汉爹在狱中给家里写信，希望家里卖个二亩地，把他赎回去。其实那时的法律并不是那么严峻的，犯了法，只要肯拿钱，都能赎。但文汉母亲接信后，对来人说：“我娘儿几个还没法过呢，哪有钱赎他？”坚决不肯卖地。就这样，文汉爹在狱中又急又病，不多日就困死狱中。人死后草草埋葬。地方上的保甲长们仍派税款给文汉家里，文汉娘拿出烈属证也不济事。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文汉家的上房突然起火。人们都忙着救火，一片混乱。大火扑灭后，却发现一岁多的小女孩不见了。那时山里狼多，经常有人和牲畜被害。大家慌了，满村人到处找遍，仍不见踪影。随后有人猜测，是不是文汉媳妇带人故意纵火，趁乱把孩子弄走了呢？于是第二天打发人偷偷到五道河文汉媳妇被卖的地方打听，果然如此。原来文汉媳妇和后来的男人商量好，先放火后抢孩子。文汉家失了火，烧了上房，家里一片狼藉，日子更难过了。
　　 那时日寇正准备进攻西京，本区一个小小的县城就住着国民党四个集团军，军队所需的柴草伕料全部落到地方上。百姓穷困，交不上沉重的税费。保甲长们就带着驻军整天向百姓催逼。文汉的母亲交不起粮款，只得把三女儿卖给部队上一位军官，所得法币票子整整摆了一桌面，全部交了粮款。
　　 后来部队转移到西京，那个军官又把文汉的三妹妹卖给一家妓院。
　　 1950年，文汉一个表弟在西京发现了三妹，三妹让他给家里带信，希望母亲把她赎回来。但这时已经土改，文汉家里被划为地主，扫地出门。一家人衣食无着，哪有钱赎她呢？三妹也不知道家里的状况，只是一个劲捎信。
　　 那时国家对妓女的政策是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三妹被解放了，嫁给了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老红军是老革命，解放后待遇很高，在铁路上干事。但比三妹大20多岁，沉默寡言。家里来了人，他从不说话，只把烟给你往那儿一递，就回里间屋了。
　　 三妹并不怨恨母亲。以后每年夏季都回来，总是约好三个姐姐一起回来，孝敬母亲。由于家庭条件优越，给老家人着实帮了不少忙。村里有人去西安办事，总是先找到三妹。只是三妹回娘家，从不带女婿。文汉的母亲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无疾而终。
　　 老毒气也是活到八十岁上无疾而终。他的两个女儿都是二十七、八才出门。两个儿子一个腿有疾，三十多岁招到别人家里，现在只有一个小儿子在村里过日子。小儿子的儿子去年考上大学，据说也是靠西京的亲戚资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