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事

一
　　 一进大学，我就喜欢上了我的同班同学晓晴。我很想她做我的女朋友，但看上去难度不小。我个子比她还矮一点，长得也不算帅气，虽然写过几首诗，可离当一名诗人的梦想还差得远。喜欢她的男生不少，大部分都比我高大有型，他们向她发起的进攻，让我紧张无比。我每天看到那样的场面，就像拿着望远镜观战的将军，手心里都是汗，自个儿却离战场远远的。将军，也是我儿时做过的梦，我梦想成为一名上阵杀敌的将军，而不是一名只会观战的将军。于是，我开始有意无意地靠近她。她像对待所有其他男生那样，不迎也不拒。她的礼貌与矜持真是让心怀企图的人感到绝望。渐渐地，很多男生转移目标了。我知道自己没戏，但绝望只是让我失去了目标，就像我端着一支枪瞄向她，她不断逃离我的准星，我的枪却始终没有放下。
　　 对于情感来说，冬天一定是收敛的季节。今年，长沙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像从天下跑下来的一群无形的野兽，看不见它们的样子，可耳朵里时刻灌满了它们的叫声、吼声、应和声、对抗声以及能将地面刨出血来的蹄声。我家湘潭乡里的老屋，冬天常常有一两只北风的怪兽跑进去，我虽然不喜欢，倒也不怕。有一天，我从厨房里拿了菜刀拍在那张用了三代的四脚方桌上，想杀一只解解恨，它们吓得落荒而逃，从此只在我家对面山上狂啸。过了这么多年，我的心态平和不少。北风是杀不完的，何况它只是冷，顶多把人撞翻在地，又不吃人。看来，当年我一时心软，没料到北风的繁殖能力是这般惊人。我现在已经毫无杀心了，我今年十八岁，我想谈恋爱。我想晓晴做我的女朋友。我的枪始终没有放下，但准星里是一片小小的空白，就像一个患白内障的老人。
　　 这是一个星期天，住在长沙城内的晓晴肯定回家了。我们交道打得不多，可我把她的作息时间摸得比自己的还准。老实说，那天下午，我根本没有想晓晴，我在看一本琼瑶的书。我发现全中国的人都在读她的书，便从晓晴同寝室的一位女生那里借来翻翻。我并不觉得她写得有多好，可不知怎地，竟完全被她小说中的爱情控制住了。
　　 我眼圈红红的，如果大伯再不推门进来，泪水绝对会像一群起义的士兵，夺眶而出。这时，我忽然看到大伯那件穿了三十年的军大衣站在我面前。我对这件军大衣再熟悉不过了，大伯每年都穿着它，一穿就是半年，有御寒的意思，更有炫耀的成分——这件军大衣的记忆里有朝鲜战争的风雪与鸭绿江的涛声，可惜那些记忆，如今被一层接一层的补丁密密缝进了往事里，连大伯说起来，时间、地点、情节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杳远得如同一个虚构的故事。有一次，大伯说着说着痛哭失声，因为他实在记不起他那个部队的番号是74师还是47师。
　　 我喊了声大伯。大伯才从军大衣里把他的头、颈一一伸出来，应了我一声，又不自觉地缩了进去。他说，他问了七个同学才找到我的宿舍，言辞间颇多愤懑。我说，你要是直接找到我，就不需要问那七个同学了。他说，不问那七个同学怎么找得到你呢！我说，那还不是，问得又不冤，莫做出一副冤家样子。他猛地提高声调：“别看书了！马上去新河制砖厂找戴桂南，告诉他，他老娘只剩一口气了，让他骑匹快马赶回去。”大伯像背书一样，说完就走，我合上书，跟着出去就看不到他人影了，北风的马尾巴扫过来，差点打在我脸上。
　　 戴桂南是我的表哥。他父亲排行老二，我父亲排行老三，老大自然是大伯了。我早就听说他在长沙一个厂里面做工，从没去找过他，他也没来找过我。他的厂子距离我们学校也挺远的，一个在城西，一个在城北，奇怪的是，据说都在湘江边上。我先坐9路公交车到城北，下车后问到新河怎么走，走到新河再打听新河制砖厂。前面都很顺利，让我颇为得意于自己的智商。但到新河之后，我就傻眼了，这里分别有“新河机制砖厂”、“新河红旗制砖厂”、“新河光明制砖厂”、“新河望城制砖厂”、“新河制砖一厂”、“新河制砖二厂”……我刚下车就有些饿了，这一傻眼，肚子更是咕咕叫了起来，像小池塘里养了一大群鸭子。我踅进一家百味粉店，要了一碗三鲜粉，一边问那个相貌像鲁智深、块头像武大郎的老板，这里哪一家是新河制砖厂？他把手一扫，大声说，这一带全是！
　　 走出粉店，我只好一家家去问，问他们厂里有没有一个叫戴桂南的人。这时，风倒是停了，渐显阴暗的天上却飘起了雪花。那些雪花薄薄的、白白的，仿佛白昼的余韵。走过两条街，问了十几家，他们的头都摇得像货郎鼓。问到那条街最后一家“新河机制砖厂”时，门卫开始说没有这个人，我反正也问得麻木了，拔腿就走。没走出几步，门卫在后面喊，喂，你是找戴桂南哦。我说是的。他说，他以前在这里做事，现在不在啦。我回转身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不知道，走了个多月。我再问，厂里有人知道吗？他的头也像货郎鼓那样摇了：我不知道，就没人知道。狗屁，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到底还是知道他不在这里了。
　　 问了十几家才得到这么点信息，早晓得直接跑到这家问就好了。我想起大伯说问了七个同学才找到我时的一脸愤懑，不禁哑然失笑。是啊，今天就是这么安排的。大伯要问七个同学才找得到我，我要问十几家制砖厂才能得到表哥的消息，我们无法省略生活中那些不该省略的步骤，不然我们就不是人，都是神仙了。
　　 我边走边胡思乱想。我压根儿没想到我会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碰到晓晴，是的，她就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走着。我开始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一种幻觉，我跟在她后面走了二三十米，确信无疑，便快步赶了上去，想和她打招呼。不料，有人捷足先登。一位衣着整洁、包着一块蓝色头巾的中年妇女，操外地口音，问晓晴：“去黄土岭怎么走……”一阵风吹来，我听不清她们的话了。但这时，我悄悄地站在了她们身后。中年妇女疑惑地瞥了我一眼，晓晴回头：
　　 “啊，是你？”
　　 我傻呆呆地站着，用手像猴子样挠着后脑勺：“嘻嘻，专门来碰你的，顺便到这边有点事。”
　　 “贫嘴！正好，这位阿姨从湖北仙桃来，她要去黄土岭。这里根本没去黄土岭的公交车，你来帮她出个主意。”
　　 “我？黄土岭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呢。”
　　 “在城南。我知道。我去过。”
　　 “可这是城北啊！如果是10年后，搭个的士就到了；如果是30年后，坐个地铁也不劳神，可偏偏现在，连公交车都到不了，怎么办？”
　　 “所以才叫你出主意嘛。”
　　 “今晚我必须赶到黄土岭6009工地，我儿子在那里做工，他们打电话来说出了点事故……”阿姨满面焦灼，像年久失修的烟囱突然又冒出了烟。
　　 晓晴略微偏着头，望着我，一不小心露出女生的娇俏与任性来。我从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晓晴，她平时正儿八经得像根高压电线杆，别说碰，靠近都不敢。我立马来了精神，从阿姨手里接过行李，高声说：
　　 “阿姨，你不要急。我们送你去黄土岭，帮你找到6009工地，找到你儿子为止。”
　　 阿姨说，那哪能行，耽误你们的事。脸上却露出稀薄的笑容。
　　 晓晴拍了拍阿姨的肩膀：没事，我们是大学同学，一起送你去，你放心。
　　
　　 二
　　 你怎么住这里？
　　 我一直住这里啊，从我爷爷的爷爷起，我家就住这里，百多年啦。
　　 哦。你爷爷的爷爷，你见过没？
　　 我连我爷爷都没见过，哪会见过爷爷的爷爷，难道你见过你爷爷的爷爷？
　　 没有，但我见过我爷爷，我现在回去就见得到。
　　 羡慕你。我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只有他的照片。
　　 照片里的你爷爷永远年轻帅气，不像现实中的我爷爷，弯腰驼背，长期哮喘，一抽烟咳得像台柴油发动机。
　　 呵呵，你不孝，把爷爷说成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子，不是说成这样子。
　　 哎，你到新河这边来干什么？如实招来，不许贫嘴。
　　 我伯妈病了，他儿子在新河一家砖厂，我去告诉他。结果他一个月前离开这里了，下落不明。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明天请假，先回湘潭去看看，毕竟我也是她侄子。
　　 病得厉害？
　　 病危。
　　 那赶紧送到长沙湘雅医院来啊！
　　 你是城里姑娘，你不明白。乡里人生了病，要不在乡下就能治好，扯些草药，烧个符，画碗水，拜几下菩萨就好了；要不送到哪里去都治不好，白求恩大夫来了也是空的。
　　 你这，不科学吧？
　　 科学是要相信，但有些东西不是科学能罩得住的，科学也还在发展中呢。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小时候冬天生冻疮，手像个透明的红萝卜，痒得那个难受啊，我宁愿我父亲用鞭子抽我。有一天，村里来了个老头，瘦得干巴筋。其他孩子玩疯了，他看到我一个人不玩，在路边哼哼，便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把生冻疮的手递给他。他接过去，他的手很暖和，在我手背上轻轻摩挲着。他问我，你想不想冻疮马上好？我点点头。他又问，你想不想以后手上再不长冻疮？我狠狠地点点头。他笑了，说，明天冻疮就会好。你看着我，如果你以后记得我的样子，你就不会再长冻疮了。第二天，冻疮果真好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我也一直再没长过冻疮。
　　 这么神奇，不是虚构的吧？
　　 生活有时就像虚构。就像刚才我碰到你，我也以为是上帝虚构的，我不敢相信是真的。
　　 也许我们这个场景是上帝做的一个梦呢。我们在上帝的梦中，你看阿姨从湖北仙桃到长沙来看儿子，迷了路却遇上我们，她或许真是走到一个梦境里面了。
　　 没想到你对梦这么有研究啊。知道吗？你以前给我的印象是，你从不做梦的，对别人的梦也不感兴趣。
　　 希望他的儿子平安无事。希望这对她而言，真的只是一个梦。你说什么来着？
　　 你还真做梦去了。我说，我一直以为你从不做梦的，对别人的梦也不感兴趣。
　　 我为什么不做梦？但我对别人的梦的确不感兴趣。
　　 没有啊，刚才你不是对上帝的梦很感兴趣吗？
　　 我是对梦里面的人感兴趣，阿姨，她的儿子，还有你和我，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一块的。你想想，我们三人都没在梦中，但这事又不像是真的，那我们只可能在别人的梦中。
　　 谁会这样梦见我们呢？
　　 不知道。上帝吧。我纳闷的不是谁梦见我们，而是他为什么要梦见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他的选择？
　　 哦，这太深奥了。比冬天还深奥。
　　
　　 三
　　 说着话，倒是不觉得冷，也没感到累，就走了很长一截子。我和晓晴并排走着，聊得胡天海地。在校园里，我们几乎不说话，至少是不说多话。为什么现在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两个人都有这么多话说呢。我想就这个问题，和晓晴交流一下。我望了她一眼，她却望着前面某个不确定的物件，所以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
　　 刚开始，特别是晓晴，想让阿姨也跟着我们一起聊。阿姨却不配合，或者说，她想配合也配合不上来，焦灼依然主宰着她，烧干了她心里和口里的所有语言。晓晴问她每一个问题，她不是点头，就是摇头，有时轻轻地“嗯”一声，仿佛不是回应，而是喉咙里不留神发出的声响，就像一根针掉到地上。
　　 而且，她有意识地走在我们后面，紧紧地跟着。我们根本不需要回头看她，她的脚步早已与我们的形成了一个整体，那是她唯一可以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是一支大于两个人的队伍。虽然只有两张嘴在说话，却有六条腿在行进。
　　 到了湘江大桥。这是长沙的一条无比重要的通道。没有它，湘江是天堑；有了它，湘江就成了风景。我下午就是乘公交车从它上面去城北新河的，晓晴每周经过它往返学校，更是她生活中的一条要道。我对它庞大的桥体，桥墩之间宏伟的跨度与优美的弧线，以及桥上不算太明亮、却整齐得仿佛钉在一根线上的路灯，油然而生敬意。我甚至愿意成为这座桥的一部分，随它将我安置在哪里，一块砖、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弧线的最顶端或最低处，哪怕是路灯里面的一根钨丝。
　　 我还是第一次穿过湘江大桥下面。在桥上，无论坐车、走路，并不觉得桥有多“大”；可从桥下面往上看，这桥气势够足的，它有取代天空的感觉。桥拱下有一座还未收摊的报刊亭，里面一个老头，瘦得干巴筋。晓晴笑着说，瞧，给你治冻疮的老爷爷在这里。我说，还真很像呢，我要去问问是不是他。
　　 我走过去，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治冻疮的老爷爷，而是买了三瓶矿泉水。阿姨接了一瓶，她终于开口说了声“谢谢”。晓晴说，早知道你是去买水，我就要你少买一瓶，我不渴，也喝不惯这么冷的水。我拧开一瓶咕咙喝了几口，将晓晴没要的那瓶塞进了夹克的内口袋里。
　　 过湘江大桥，对于我便是陌生之地了，和月球、火星的概念差不多。但对于晓晴，这里仍然是她的老家，是她的故土。我们放心地信步而行。麻烦是，北风渐大，雪花又在空中飘舞起来。
　　 北风越来越大。雪花陡然间像一群炸开了窝的马蜂，拼了命往我们身上扑。一瞬间，地上积了厚厚一层雪。晓晴边抬起胳膊，用手护住自己的脸，边凑近我说，不是雪赶上了我们，而是我们赶上了雪。我也发现，这雪不是刚刚才落的，而是落很长时间了，否则地上不会积这么厚的雪。我以问代答，城南城北，咋这么大差别啊？晓晴说，或许是我们到了上帝的另一个梦境，或许是一个梦的下半场，就像足球比赛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