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驴

摘要：父爱无言，那是一份对家的责任。 十月的关东，秋风习习。田野里，处处是收获的景象。一块块金黄色方毡一样的是待收的稻田，时时有清凉的稻花香扑鼻而来；飒飒然铺在地上的是收过的玉米秸秆，几只牛羊在田垄间寻着残留的青草；几辆骡马车满载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在大地里欢快地奔行。汽车经过的林荫道上，铺着些从两边白杨树上掉下的叶子。夏天这路像是穿过绿色海洋的栈道，而现在，倒像是划过条条田垄的切刀，汽车走过，像豁开个饱满的石榴，露出令人欣喜的果实。
　　 作为从家乡这个小山村里走出去的人，我的归来，给父母的小土屋带来了喜庆。虽然正值秋忙，父亲还是决定和城里人一样放几天假，专门陪我们在家休息。这倒令我找不到回家的感觉了。于是，不顾父母的阻拦和妻子的不愿，我还是硬让父亲牵出小毛驴，套上木板车，到田里去收玉米。
　　 还是那架鞍套，还是那辆破车，还是那秀气又倔犟的小毛驴。一晃八九年过去了，一切还都是那样的熟悉。尤其是那头小毛驴，一看见它那高挑而健壮的身形，便油然生出深深的爱惜和敬重。毛驴，在我们家里，可算是头等的功臣了。那年回家时，也是我帮着父亲赶车，结果因为技术不精，把车赶到壕沟里，连车带人都掉到沟里了，把拉车的小毛驴也坠得差点趴在地上。父亲从后面赶上来，对滚到沟里的我连看也没看，径直奔到小毛驴身边，赶紧卸了鞍子和肚带，把它从车里拉出来，然后才跑到沟里问我伤到没有。我开玩笑的说，老爸，你真行，赶情儿子都不如驴子了。父亲听了笑笑：呵，差不多，要没这驴子，你这儿子我还养不起了。一句话把我也说乐了。
　　 那还是1983年，刚刚包产到户，我们家分到一头三岁口的小毛驴。父母头一天把驴牵回家，第二天就盖起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驴棚子，还安了个栅门，又买了个青石槽子。父亲的手特别的巧，用细钢丝做了个毛刷，专门给驴挠身子。那时，父亲母亲才三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两个人一下子承包了队里三十多亩地，这下不仅累了父母，还累了那头小毛驴。每天清早，父母套上驴车下地了，我在家里睡到太阳老高钻出被窝，拿着母亲放在炕上的玉米饼和咸菜大葱，从半掩的窗户钻出去玩。直到晚上太阳下山，等到我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两个人才赶着驴车，满脸灰尘地回来。这时，父亲收拾农具，母亲进屋做饭，我就东一趟西一趟，屋里屋外地跑，一会给鸡扔点食，一会帮父亲圈猪，一会给灶里填柴，一会又给毛驴抱捆草料。小院里猪狗乱跑，鸡鸭乱叫，一下热闹起来。炊烟从泥土屋的烟囱里冒出来，浓得像牛奶一样，还带着玉米面饼子的香味，一缕缕地升上渐来渐暗的天空。掌灯的时候，三口人坐在４５度白炽灯昏黄的灯泡下面，完成一天中第一次团聚，然后就伴着父亲一根香甜的旱烟，进入梦乡。想想这些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如今，父母已经不再年轻了。而当年那头小毛驴，也早已不在世了。
　　 那年小毛驴因为个头小，在生产队里没人看得上，刚刚分到我们家时，瘦得一把骨头。父母牵回家后，好草好料地喂着，不到半年，小家伙就胖得滴溜圆，第二年，就生下了一头小驴驹。那时，乡里有个种畜站，十里八村的牲口都到那里去接种。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我家的小毛驴肯定生不出什么好看的驹子来，因为好毛驴都是黑棕色高挑身材，看着精神也有力气，而我家这头小毛驴，全身青白，个子又矮，力气虽说不差，但还是不被邻居们看好。等小驴驹一生下来，大家都来看了：那油黑的体毛，雪白的蹄子，纤细的四肢，明亮的大眼睛像黑宝石，真是精神。驴妈妈躺在地上，伸着脖子舐着小驴驹，明亮的大眼睛里水汪汪地像是含着欣喜的泪，那眼神又骄傲又慈祥。
　　 所有人都很意外：这头驴竟能生出这么好的驹子来。父母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买了尺红布系了个金黄色的铜铃铛，挂在小驴驹的脖子上。从此，每天都有清脆的铃声在院里院外不停的响。小毛驴长得比我快多了，不到半年，它就长得和它妈妈一样高了，因为全家人都宠它，它不怕人，经常把毛绒绒的脑袋伸进屋来，不是咬破了装鸡食的盆子就是啃坏了妈妈的水瓢，可父母从来没有说过它。母因子贵，那头当了妈妈的小毛驴从此便受到了更好的照顾。秋天拉柴的时候，小驴驹还不能用，只有驴妈妈一个驾辕，父亲宁可多走几里山路，也不肯多装一捆秸秆。车上装柴的时候父亲就在路上牵着驴走，遇上上坡，父亲就和毛驴一起拉。那时，别人家的小孩子都坐在高高的拉柴车上，忽忽悠悠地开心得不得了，可父亲就不让我坐车，告诉我要不就在家里或田里呆着，要不就跟着车走。于是就经常有一辆装着高高柴垛的驴车，一个男人牵着拉车的毛驴在前面走，一个小孩和一头小驴驹跟在后面，伴着干枯的秸秆被秋风吹响的沙沙声和叮叮当当的铜铃声，在田间乡路上久久地回荡。
　　 那几年，我家那头毛驴几乎每年都会给家里添一个驴驹，于是第一头驴驹长大了就拴在妈妈左边，第二头驴驹长大了就拴在妈妈右边。小毛驴的家族在一年一年的扩大，直到第三头驴驹出生的时候，父母不得不准备卖掉第二头驴驹了。第一头是骒驴，已经可以生驹了，而第二头是叫驴，养着也没有什么大用，因为家里已经不缺劳力，现在我们上山拉柴，全家人都可以坐在车上了。
　　 于是，小毛驴不断地下驹，小毛驴的女儿也加入下驹的行列。驴驹长大了，家里就一头一头的卖掉。记得家里最多的时候有五头驴，三头大的两头小的。我的工作就是放驴、打驴草。每天放学后，我抱着一个比我个子还要高的大鞭子，拎一把父亲专门为我做的小镰刀，挎上根捆草绳，赶着五头驴浩浩荡荡地走到村边的甸子上，把驴放饱，然后再割一大捆青草，放在和我最亲也最听我话的老驴身上驮回来，准备它们的宵夜。那时，我是很风光的，全村小孩子就数我放的驴最多，不论大人小孩都佩服我放驴的本事，还给了我一个封号，叫驴司令，一直叫到我上高中离开家。
　　 放驴其实是件很闹心的事，驴到了甸子上，饿着的时候还好，它们会埋头吃草，不乱跑也不惹事。等吃得差不多了，你看有些不老实的就开始跳了，一会跑到庄稼地里偷吃庄稼，一会又跑到别人家牲口那去玩闹。要把这五头驴看好，我得时时刻刻盯着它们，有一个冒泡的，我就得满甸子跑。记得一次，我找了个草好的田间荒地，把五头驴放开让他们吃，不一会几个家伙就吃得肚子溜圆了，于是合起伙来往草地边上的庄稼地里跑，偷吃庄稼。我赶了这个赶那个，刚把这个归拢回来，那个又回去了。气晕了的我甩起手里的镰刀，朝那头老驴就扔了过去，不偏不倚，那镰刀正好划过老驴的后腿。老驴一惊，一下子蹦出老远，紧接着就一步一点的老实了。我当时还没当回事，以为就是镰刀划破了皮。等回到家，老驴腿上的血越来越多。父亲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我用镰刀甩的。还没等我反过神，父亲一个巴掌扇了过来，打得我差点栽个跟头，这可是父亲唯一次打我，我当时委屈得哇哇大哭。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刀子把老驴的后蹄筋给伤了，要是再让老驴走几步，弄断了蹄筋，那老驴可能就残废了，难怪父亲会那么生气。好在父亲发现的早，精心地给老驴包好了伤口，大养了半年，才算是痊愈了。
　　 家里的条件在小毛驴不断生驹的过程中一天天好起来，泥土屋换成了大瓦房，而我也一天天长大了。父母就守着几十亩田地，伴着几头毛驴，从泥土里一分一分地刨出钱来，供着我从乡里初中念到县里高中，又从县里高中念到千里之外的大学。那几年，正是农村不景气的时候，粮价低得种田都返不了本，又赶上念书费用高涨，原本殷实的家境，几年高中下来，积蓄就见了底。那年高考，父亲拿着我的入学通知书，什么都没有说，母亲还是忍不住地叹了口气。尽管我读的是公费学校，除去吃穿费用，四年下来还是花去了家里两万来元。而这四年，又正是家里收成最不理想的四年：９６、９７年大旱，家里连吃的地下水都抽不上来；９８年又涝了，９９年好不容易年景不错，父亲又因为农药中毒住进了医院。
　　 我那倔犟的老父亲，非要在大中午死热的时候去给庄稼打药，结果出了一身汗，药液溅到身上后，也没在意，回到家又忘了洗澡，结果一个多月过去了，从皮肤渗进身体里的农药发作了。呕吐、迷糊、发烧，可谁也没有想到是农药中毒，就是以为是胃病。多年行医的赤脚医生也说是胃病，开了好多药，吃了不见效不说还越来越重。让父亲去医院，他说什么也不去，就说没啥大事，去医院也是白花钱。我一提上医院，他就吹胡子瞪眼：“去什么去，我自己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根本没有事！”直到烧得迷糊不清了，赤脚医生说是缺氧，赶紧送医院，才找了辆车连夜赶了一百多里路送到了最近的一所医院。刚一进医院，父亲就已经没有了呼吸，多亏有个表哥会急救，骑在父亲身上用力地按胸口，硬是把父亲又从阎王爷那拽了回来。一位女大夫，见了父亲，二话没问，直接就把针头扎进父亲的静脉，一支又一支的硫酸阿托品，像自来水一样推进父亲的血管。
　　 三天三夜，我和母亲不敢合眼。直到父亲睁开眼，我和妈妈才把心从嗓子眼放到肚子里。按照大夫的吩咐，父亲发烧，怕烧坏了身体，要进行物理降温。我手里拿着冰袋，一遍一遍地擦着父亲瘦骨嶙峋的身体，闻着父亲身体上因为毒素排泄而发出的刺鼻气味，看着父亲因为发烧迷糊而迷茫又混浊的眼睛，我的眼泪像奔涌的泉水，长流不止。
　　 父亲命大，所有的人都这么说。他竟然恢复了，而且还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就在他在病床上说胡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怎么还没去上学，第二句就是对妈妈说要给驴添料了。父亲的胡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妈妈和我却泪流满面。父亲出院的时候，大夫扔下一句话：再犯病了不要来我这，这个倔老头！
　　 “不来就不来！”
　　 就因为心疼每天三十五元的住院费，还差着一星期才能出院时，父亲硬逼着妈妈把他拉回了家。那年，我回校的路费是从别人家借来的。这时候，村里有专门收牲畜的人问父亲：那牲口老了，养着也是白搭草料，卖了换几个钱，要不然死到手里，就白瞎了。父亲没响声，他心里是明白的，就算是家里再穷，也不能卖那头驴。
　　 就这样，三年高中、四年大学，总共１４个学期，每个学期，父亲都要卖掉一头驴，再拿出平时的积蓄，交到我手上。１４个学期，十多头驴驹、七八个年头，我总算是把书念完了。而这七八年里，毛驴，像个无愿无悔的老人，陪着父亲，养着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驴妈妈不能再生驹了，也不能拉车了，父亲就让它跟在车后面，出去走走，吃点青草。我毕业后的一年冬天，那头从生产队里牵到我家的小毛驴，在它那间住了二十多年的驴棚里，把头贴在了地上。据说父亲是含着泪把它拉出去的，走了好远的路，找个草甸子，挖了个坑给埋掉了。母亲每说起这件事，都像在讲个笑话一样嘲笑父亲，而父亲总是嘿嘿嘿地笑两声，也不说什么。
　　 今天这头驴，不知道是那头驴的孙女还是重孙女了。总之，在我读书的那几年，父亲就靠着这些驴子驴孙们，种田、卖驹、养猪、养鸡，换来一张一张的钞票，跌跌撞撞一直把我供到大学毕业。一晃我工作都快十年了，这十年，头两年攒工资还债，后几年忙着结婚生孩子。日子真像白驹过隙，再回来时，家乡已经大变模样了，年轻人都去城市里打工了，买了手机，家里面为了方便联系也都安了电话。年景不错，政策更好了，种田不交粮，不交钱，还给发钱；父亲母亲都过了六十岁，因为我是独生子，老两口还有补助。生活重新又回到了当年，父亲已经卖掉了原来的大房子，换了个清静的土屋，种上几亩田，养些鸡鸭猪狗的，生活自在逍遥。当年那些牲口都卖了，只留下一头健壮的毛驴。我问父亲这头驴是那老驴的第几代时，父亲也记不清了。只是这驴的身上还清晰可以看见那老驴的痕迹，低着头默默地拉车走路，偶尔会打个响鼻，只要父亲拿着那把钢丝刷走近它，它便温顺地靠过来，等着父亲给他梳毛。
　　 车子套上了，小毛驴还是那么灵巧，拉着木板车走在乡间的土路上。车子随着路面一颠一簸，我女儿坐在车里，被颠得哈哈哈得直乐，天真的童音有如当年那挂在小驴驹脖子上的铃铛，在充满丰收味道的秋风里传得很远，只是我不知道，生长在城市的她，会不会也能体会到我小时候那种忙碌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