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莓子

在我的家乡有一种野生野长的草莓，它的枝蔓匍匐在地上，叶片呈手掌形，很肥硕。但是，野草莓的通体都长着软刺儿，不小心扎在手上会很疼。花儿在六月末绽放，乳白色的还有粉红色的，走近时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七月初，花落之后就坐了果子，等到成熟的时候，果实是红彤彤的，虽然没有院子里侍弄的果实大，却是原汁原味的。吃在嘴里甜滋滋的，没有任何公害。在我的记忆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喜欢这种野草莓。
　　 在土门沟被称作野莓子的女人，却有着一个不平凡的故事。她跌宕起伏的人生就是一部书写苦难心酸的小说。那一年，小不丁点的野莓子，被一瘸一拐的王举贵，翻过两道山岭，从另一个村子，用叽哩咣啷的自行车载回土门沟时，一进土门沟那条街口，人们的目光就像土鳖在路上捡到了一卷子钱，瞪得如铜铃大。野莓子这个小个子女人，穿着水红色的偏襟小褂，一条天蓝色灯笼裤子，一双布鞋，白边黑布鞋帮子的，那细密的针脚显示了一个女人的心灵手巧。他们一高一矮的组合，在土门沟人的视野里有些说不出的滑稽。就是在这时候，野莓子跳下自行车，慢慢的和王举贵一起走了过来。
　　 远远地，野莓子像一朵秋天的蒲公英，在朝这个方向移动时，泼辣辣的耀眼。王举贵的形象，是他做了这么多年光棍的原因。走路一瘸一拐，左肩膀低一下，右肩膀就不约而同地高一下。那个脖子就像一个不屈不挠地革命战士，一直昂着。不昂着也不行，他的脖子无法正常转动，麻木的。土门沟的人在那一天，都歇了手头的活儿，看看这个四十岁的光棍子，在我姑父，村支书张大拿的牵线搭桥下，给王举贵找了个婆娘。男人女人，他们不自觉地围了过来，“喂！王举贵，一朵花插牛粪上了？掐就掐了，可要好好掐哈，别浪费资源了。”还有的说：“举贵啊！就你那条腿使得上劲儿吗？像一根木头桩子似的，你要是上不去，别忘了，让兄弟们帮你一把，哈哈哈……。”王举贵只是木讷的笑着，他的那张脸毫无表情，仿佛带着假面具。那凝固在脸上的笑意，里面蕴含着多少沧桑，唯有王举贵自己知道。
　　 野莓子不像别的新娘子，将脸羞成红绸布。她高高地仰着脖子，向日葵似的圆脸蛋，表现出不卑不亢地神情。自来熟地说：“叔叔婶子大娘，看什么看？我身上有虫子吗？还是有天安门？我不缺鼻子不缺眼睛的，你们没见过新媳妇似的。”野莓子说着话挽着王举贵的胳膊。王举贵一只手推着自行车，一只手只好腾出来被动地挽着野莓子。事实上野莓子根本沾不到半点便宜，王举贵走路都成问题，怎么能拽得动野莓子呢？他们一高一矮的一路扶着就这样走进了王举贵的院子。三间草苫房子，黑乎乎的木板门两旁贴着的喜庆对联，门当央一对红双喜字，格外鲜艳。这是王举贵结婚那天唯一值得炫耀并且有了一丝生气的东西。
　　 没有酒席，穷的只有一床旧棉絮被褥的王举贵 ，哪有钱请乡亲们吃酒席？
　　 进了门的野莓子，未曾像别的新娘，坐在炕上铺着的新褥子上，说是做福。有的媳妇子一坐就坐到了日头偏西。 野莓子没有坐福，她脱了身上的新衣服就下地，进厨房弄吃的。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一个木头箱子里盛着约有五十来斤红薯。秋天的太阳明晃晃地窜进老屋，空气里一股子什么腐烂的气味，让野莓子皱了皱眉头。野莓子回了正屋，对坐在炕头的王举贵说：“你有多少粮食？”王举贵望望日影，说：“只有几百斤苞米，几十斤红薯，没有大米。”
　　 “你的另一条腿好用吗？”野莓子问。
　　 “好用，不信，你试试呗？”王举贵说。
　　 “这样的日子，要啥啥没有，我们喝西北风啊？”野莓子叹了口气。
　　 “有手有脚，就饿不死。你看院子里那些家雀，不种不收，天老爷不也没饿死它们吗？”
　　 再就没有声音了，看热闹的土门沟人，就蹲在王举贵家的窗前，听到野莓子在厨房，将刀铲子锅碗瓢盆整的稀里哗啦响。他家草苫房上，用半截子砖头垒砌的烟囱，就飘起了蓝瓦瓦地烟雾。
　　 土门沟的夜来得很晚，他们吃了晚饭，不急着睡觉。就三五成群地围拢到王举贵家，也不进屋。就在外面窗户下闹洞房。王举贵的房里，点着煤油灯。只听女人说：“你什么也没有，这屋里的家什都是借的啊？”
　　 “嘿嘿，是的，自行车是后院吴老三的，是村支书的面子大，借来给我把你载回家的。明天就还回去。”
　　 “你身上的那套灰蓝色的衣服，也是借的吗？
　　 “是的，都是借的。张大拿不想我打光棍，我就厚着脸皮给借来了，是他二弟的。”
　　 “那什么是你的？你倒说说？”野莓子气呼呼的问。
　　 “那还用问吗？我不是你的吗？”
　　 “把灯熄了，省煤油，看着就心堵。”
　　 秋夜的风，一丝丝的卷着王举贵家的纸窗户，发出刷拉拉沙沙沙地声音。听声的人捂着嘴都走开了。
　　 第二天，日上三竿子高了。土门沟的人就看见一个大大的刺猬，像一个溜溜球似的在屯子里那条路上晃动。一开始，还是个黑点，不一会儿，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巨大的刺猬不是别人却是野莓子。野莓子一大早地就去河边割了一大捆青草。脱去了身上的红色小褂，和裤子。腰间系着一条绿色布带子。
　　 我姑父嘴里吹响那把铁哨子，生产队的男女劳力就从各自的柴门处鱼贯走出来。那天早上，屯子里的会计刘铁，就将野莓子割来的那一大捆草在仓库的大秤上一秤，足足五十二斤！八个工分呢。一个劳力一天就挣十个工分，人家野莓子一早上就是八个工分。于是，土门沟的人不得不竖起大拇指，野莓子虽然是个阿庆嫂，个子矮矮的，掉到地上都找不到，但是，顶能干。因为王举贵四十来岁才结婚，大家都喊他王大哥，所以，野莓子就成了野莓嫂。
　　 野莓子似乎天生就是干农活的料儿，进门的第二天就和劳动力一样下田干活。早秋的田野散发着农作物成熟的香味，就是在这一天，眼毒的人看到野莓子肥肥大大的褂子里，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个男人尾随着野莓嫂去了她家，躲在那棵歪脖子酸枣树下，见野莓子迅速揭下腰带，哗啦啦五穗青苞米就落在厨房的地上。
　　 那个男人就到我姑父那里告状，说：“王举贵家的，偷屯子里的青苞米。”我姑父大手一挥，说：“走，去看看。”他和几个劳力走到王举贵家的院外，望着门楣上那鲜艳的双喜字，停住了脚步。“还是算了吧，新媳妇一扎鲜，三天打破小尿龛，这还不到三天，明天回酒，走啊，这个王举贵也很不容易！”我姑父这么一说，大家也随声附和：“是啊是啊，王举贵是个残疾人，村子里也该照顾他一些。”大家嘻嘻哈哈地走开了。
　　 但是，野莓嫂三只手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在土门沟不径而飞。乡下人管小偷叫三只手，一夜间土门沟的老少爷们都知道王举贵的新媳妇是小偷。可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野莓嫂的行为至少在很多人眼里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王举贵和野莓嫂的笑话，是他们回娘家的第三天上午。王举贵又将吴老三的自行车借来，穿上了我老姑父他二弟的灰蓝色中山装，他们回酒的礼物，是两个在供销社买来的空糕点盒子，里面装着头一天，野莓嫂在生产队偷得五穗青苞米。那盒子看起来很沉。野莓子照旧穿着水红色的偏襟小褂，海蓝色的灯笼裤，黑色布帮鞋。一条大辫子在后面，仿佛春风杨柳青青摆动。小小的野莓子站在锅台前，才刚高出一点点。而王举贵的贫穷足以惹恼了野莓嫂的娘家人。他们从礼品盒里倒出软了吧唧的青苞米，差点没摔在王举贵的脸上。野莓嫂的娘家嫂子，站在大街上逢人就骂，我小姑子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倒霉蛋！穷的连吊毛都没有。问题是，野莓嫂又能怎样？熬得过命运吗？回酒回来后，野莓嫂子真正融入土门沟的男女劳动力中间后，野莓子成了地地道道入乡随俗的土门沟人。
　　 我对野莓嫂没有什么好感，也不反对她的存在。至于她和我姑父之间究竟有没有像他们所说的作风问题。我无法知道，也不想知道。在这样一个饥荒的年代，很多女人找我姑父办事，也是情理之中。
　　 当然，王举贵瘸着一条腿，一只胳膊也是聋子的耳朵摆着的，可王举贵性功能没问题。野莓嫂结婚第一年，就在家里那铺老炕上给王举贵生了个儿子取名大山。大山这个名字也是我姑父给起的。至于野莓嫂是否找过老姑父办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野莓嫂在我姑父去她家后，她的大草筐里，褂子里以及鞋壳篓里藏着从生产队偷来的黄豆，花生还有苞米，别人家的酸枣儿，就成了一种被人漠视的行为。王举贵根本就是个饭桶，加上大山，第二年又生了儿子二海，第三年生了三花。一家五张嘴，就像五头恶狼，将家里所有可吃的东西都啃得精光！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野莓嫂只有偷，只有偷才能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
　　 而王举贵走在街口，听人们说：“你老婆被人舔了，你就甘愿做活王八吗？真是窝囊透了，你还走在日影下，羞不羞的慌？”
　　 王举贵举着那只残胳膊说：“只要娃子们喊我爹，别的我管不了！”王举贵说这些时，他的脸上出奇的平静，似乎他们谈论的与他无关，野莓嫂不是他的女人。
　　 野莓嫂偷的秉性自然不会收敛，为了家里的饿狼，她扩大了偷得范围，偷到了邻村。 什么都偷，只要能吃的，野莓嫂都不放过。趁着月黑风高，背着一个布袋子。钻进生产队的苞米地，撸满了一布袋子，背起来就走。当然这中间还要歇几起。常常是累的浑身是汗，衣服贴在身上，那汗水能流成小溪。后来，她到邻村偷吃的。那一年秋天，她在邻村一个老光棍的瓜地偷了好几天，没出事儿。张光棍儿气坏了，一亩地的香瓜，几天时间少了一半儿，张光棍就栓了四五个铃铛在一条长绳子上。他躲在一边看。月光如水，不多时，就看到一个小小的黑影，朝这里移动。因为屡次得手，野莓子放松了警惕，没想到张光棍今晚在绳子上拴了铃铛，刚靠近瓜地，由于碰触了铃铛，夜阑人静的晚上，铃铛的脆响格外刺耳。张光棍猛地扑了过来，没等野莓子反应过来，自己就被张光棍压在身下。
　　 “哎妈呀，怎么……你是女的？”张光棍的手就碰到了，野莓子胸前那两坨肉蛋蛋。松了手，吃惊地问。
　　 “大爷，饶了我啊！我这是初犯，放了我啊!"野莓子哀求道。
　　 “你哄谁啊？你是初犯？那我半亩地的瓜哪里去了？
　　 野莓子身子吓得筛糠似的哆嗦：“放了俺吧，俺家几个娃子太饿了，俺也是没办法。”
　　 “放你可以，让老子搞一下，就放，日后还有你的瓜吃！”
　　 “不中，太磕碜了，以后咋见人？”
　　 “那你今晚拿不走瓜了，你的娃子挨着饿呢。”
　　 “我说不行，就不行。”野莓子死犟。
　　 “那你就不怕 ，我送你到村里接受罚款吗？”
　　 “这个……这个……。”野莓子在犹豫。
　　 “不就是 松松裤腰带吗？眼睛一闭，一会子就完事了。
　　 一地的月色，像水一样笼罩着。那晚作为交易，被搞了的野莓子，背着一大袋子香瓜，深一脚浅一脚的回了家。
　　 煤油灯下，几双眼睛饥渴地望着刚进屋地野莓子。因为饿着肚皮，他们的耳朵每天晚上都是支楞着。听着门外的脚步声，终于，盼到了。
　　 将香瓜一个一个递给娃子们，他们埋着头啃着并不住的说：“好吃，甜着呢。”坐在炕头的王举贵也说：“给我一个尝尝。”野莓子没好气的扔过去，王举贵拿起来就吃，“哎吗！真好吃，给娃子们吃个够啊？”
　　 “吃你妈个头！我明个背到集口换了钱给娃子读书！”那时候三个娃子都上学了。野莓子的担子越来越重。
　　 像野莓子这样的女人，在东北山地只要松了裤腰带，就无法收回，也不能收场。而且，野莓子也只能这样，才不至于让娃子们上不了学，吃白食的王举贵不被饿死。
　　 因此，月亮底下，野莓嫂家的院子里，经常会有咳嗽声。当然，这咳嗽声是一种暗号。野莓子只对着那些咳嗽声说：“放在那里啊！”这些搞过野莓子的男人，五冬六夏都会在夜晚送来好吃的，好用的。花生，大白菜，淡水鱼，还有皮手套八成新的衣裳等。
　　 那么贫穷的岁月，野莓嫂家的娃子成长起来，确实是一个传奇。无论怎样野莓嫂的行为还是影响了下一代。她的三个娃子在学校里，被学生和老师嘲笑，都说他们的母亲是小偷、婊子。他们不带三个娃子玩。用石头打他们，他们的身上经常伤痕累累。他们对母亲的敌视与仇恨就是在童年时埋下的。娃子们从不喊她妈妈。但是，他们还寄生在野莓嫂的这棵树下。
　　 野莓嫂豁上了脸皮不是被刘铁会计找去办事，就是乡里的干部。杂七杂八的男人，都不会白搞。野莓嫂不得不在物质面前一次次松了裤腰带。
　　 我听说过我姑父村支书和野莓嫂的八卦，我情愿相信这只是八卦。而事实上，我姑父作为村支书，就连和野莓嫂正常的交流，也被土门沟的人认为是找野莓嫂搞那个了。
　　 对这些流言，我姑父没有承认。但我姑姑和我姑父的战争却烽火连三月。不仅是对野莓嫂的嫌疑，整个土门沟的女人，我姑姑都怀疑和我姑父有一腿。
　　 很多个月朗风清的夜晚，我姑父夹着半截炕席，随便在生产队的场院，或者是河边的苇塘子里，只要沿着那扔在地上的烟屁股，苇叶上的一根红头绳，我姑姑都会像一个精神十足地侦探，随着我姑父的气味找寻过去，在深夜敲开女人家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