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牙

写在前面：朋友们，当您看到这篇文章，请您耐心看下去，定当有收获。我用我四十年的人生历练告诉您，世界上有些孬人，不如一条好狗。
　　
　　 勇勇是只狗。黄色，雄性，黄是燃烧着的烈火般黄。一身皮毛绸锻样水滑，高大威武，两耳直竖，杏眼圆睁。它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秋阳下，浑身发出火红的灿烂，像位披着名贵裘皮斗蓬雍容华贵的西方贵妇人。一九六五年的阴历八月，天气有点热。牵牛花在我家篱笆院墙上开得红一片蓝一片。住我家“四清”工作队员姓李，是位二十五、六岁的大学毕业生，细高个子白净面皮戴副眼镜。听说他在山东大学学了五年兽医，会劁猪骟狗。刚出校门就被选拔为工作队员进驻农村搞“四清”。他是胶东人，说话听不大懂，管人叫银，水瓮叫睡缸，母亲叫我们喊他李大哥。他早晨起来站在牵牛花的绿荫下刷牙，然后拉小提琴。我第一次见小提琴，问他为什么把二胡放在下巴上拉？他笑了：“这叫小提琴。”我和勇勇站在院里看他刷牙。拉琴。
　　 李大哥看见勇勇眼睛一亮，问我：“这是狗吗？”
　　 “这是我从坡里拣的，叫勇勇。”
　　 李大哥疑疑惑惑地围着勇勇转了一匝。摇着头说：“不像。”勇勇竖起耳朵，狂吠起来。
　　 我十岁它二岁，都是秋天的生日。一九六四年秋天，是个好年景。村西洼的大片高梁云蒸霞蔚，一望无际。那是一个中午，我钻进了高梁地里拔猪草，在一丛桑墩里发现了奇迹。当时我听到了几声“吱吱”的动物叫声。拨开浓密的桑树枝条，发现在一个浅浅土洞里有两只毛绒绒的小动物，一只二斤来重的样子，肉乎乎的尚未睁眼，在那里滚动叫唤，凭我当时的知识，就认定了是两只小狗。虽然经过一九五八年的打狗运动，六十年代初期狗几乎绝迹，但是我是见过小狗的。当时我没有多想，一手一只就把两个小东西提出了窝，放到筐里就往家跑。全家人见我拾了俩稀罕物，都显出惊喜的神情，但爹瞟了一眼，便沉下了脸说：
　　 “合村没家一个大狗，哪来的小狗？说不定是小犸虎。”
　　 娘脸上有些惊恐：“扔了吧，甭家招来了大犸虎？”
　　 我死活不承认是犸虎，“就是狗，就是狗，不扔！”
　　 两个哥哥在一边帮腔：“犸虎怕啥，喂着吧。”
　　 从此，我除了上学，打猪草，就是伺弄两个小东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那两年中，被我意外捡拾的异类生灵成为一个十岁的贫穷农家孩子的生命的寄托。
　　 后来发现，是一公一母，公的我给取名叫勇勇，母的叫灵灵。那年代人就吃高梁窝头地瓜干煎饼，够不够一年三百六，勇勇和灵灵自然没资格分享生产队按“人七劳三”分给的红高梁和地瓜，况且身份有嫌疑，曾遭爹的冷眼，我承担起哺养它们的负担。我在打猪草的同时，捉些老鼠和豆虫，回家掺上残汤剩饭喂它们。两个东西决不挑食，喂啥吃啥，只俩月就长了十来斤，显出了黄色的皮毛。我开始带它们外出。村人见了议论纷纷，说是两只犸虎羔子，还当好东西喂着哩，喂不熟的狼，趁早打死，长大了祸害人。我不管村人议论，一手托起一只昂首阔步地走。两个小家伙依偎在我怀里，不时地用湿热的舌头舔我的脸，滴溜溜的杏眼中有些孩子气的眼神。一九六四年的秋后的一天，放学后，我又带勇勇和灵灵到西洼空旷的野地里搂枯草。它们围着我顽皮地追逐嬉戏，那天下午天气真好，夕阳烧红了大半个天空，整个西洼沐浴在一片神秘的玫瑰色的海洋里。不时有雁群鸣叫着从头顶飞过。我指着一会儿“人”字一会儿“一”字的雁群给勇勇和灵灵看，高声喊着：雁，雁排不齐，家去死个领头的。勇勇和灵灵蹲着，支楞着耳朵昂首望着雁群不时“汪汪”叫上两声，似在给我助兴。我陶醉着，把逮住的蚂蚱扔给它们。然而我没料到，瞬间惨剧发生了。当我把一只肥胖的蚂蚱扔给灵灵时，灵灵一下跳起来在空中叨住了蚂蚱，又往前越出了两米，然而它没有落在坚实的大地上，是一丛枯萎的蓬蓬尾草欺骗了它。蓬蓬尾草下面是一口深不可测的水井，只听“扑通”一声，灵灵瞬间被黑洞洞的井口吞没了。我扒着井口往下看，没底样深，一点动静听不到了。我哭着喊叫：“灵灵！灵灵！”勇勇跪在我身边，颤抖着哀鸣。我没办法救助我的灵灵。抱起勇勇背着筐回了家。灵灵的死，我和勇勇遭受了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勇勇三天不吃不喝，我抱着它垂泪。自此，我对勇勇更加关爱呵护，它在我的亲切关怀下茁壮成长起来。（长大后写些官样文章常用这些陈词滥调，总觉的肉麻，今天顺手用来倍感亲切）一年中，我教会了勇勇好多动作和礼仪，勇勇异常灵敏，握手，敬礼。卧倒。打滚都会。还能给我叼鞋叼衣服。
　　 “四清”工作队员李大哥住进我家，对父母来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当时有资格为工作队做饭，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是一种政治权利，成份不好的想争取还争取不到。我家苦大仇深，分了一个工作同志到家，木讷老实从不见笑脸的父亲都有了笑意，全家顿觉政治地位一下提升了不少。忧的是家里太穷，除了生产队分啥吃啥，家里是要啥无啥。李工作队员到我家吃的那头顿饭，是我父母一夜没睡绞尽脑汁准备出来的。主食当然是地瓜干子煎饼，菜是一碟蚂蚱，一碟豆腐，一盘扁豆炒豆腐，一碟芝麻盐。蚂蚱豆虫是全家人下地干活今天仨明天俩随手逮来积攒下的，是给有病的父亲当作菜的。我们无权享受。芝麻盐是用不知存了几年的一小把芝麻加糊盐炒的。豆腐是母亲连夜做的。1965年，离自然灾害全国大饥荒为时不远。被饿怕了的农民把生产队分的每年每人仅有的五斤豆子，硬是从嘴里省出来存下，拔些野菜晒干储备，以备荒年掺上点豆子可好吃顿渣豆腐。不至于饿死。娘说，粮食中豆子最养人，一个人一天有十粒豆子就饿不死。我家存了十几斤豆子，锁在一个小木箱中，爹亲自掌管钥匙，怕的是我们天天地瓜干煎饼就红萝卜咸菜，熬不住偷出去换了豆腐吃。前一天，爹娘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拿出三斤豆子做锅豆腐给工作人员吃。娘曾建议换豆腐，爹坚决不同意，说一斤豆子只换二斤豆腐，做出能三斤，三斤豆子只换六斤，做则出九斤，还能净赚二斤豆渣吃，浆是白喝，九斤豆腐吃两顿鲜的，剩下的晒成干，够工作同志吃一个月不是？你咋不会算帐呢？娘会算这个帐，娘实在太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做下一天的饭。那晚娘摊完一大盆糊子的煎饼，又做豆腐，当豆腐入模成型时，队长已经把上坡钟敲得我家屋顶上掉尘土渣。
　　 中午，娘把准备好的饭菜端上桌来。爹陪着李大哥吃饭，李大哥亲热地请大家一块吃。娘怕我不知好歹抢着吃菜，嘱我晚点回家，错过李大哥的吃饭时间。我那能经得住那盘焦黄喷香的炒豆腐的诱惑，放学后连跑带跳往家跑，比平常提前了五分钟。炒豆腐还没上桌。娘见我没听话，阴了脸。李大哥拉我一块吃，娘装笑脸，说：“小孩子家后吃。”偷偷拽我衣角。我没理会娘的眼色和小动作，拿起筷子就抄菜，那盘豆腐叫我吃了一大半。李大哥只象征性地吃了一点，就着萝卜咸菜吃了俩煎饼。在不尴不尬的气氛中与“四清”工作队员李大哥同吃了第一顿饭。饭后娘沉着脸教训我，不懂事的东西，吃了豆腐会长块肉吊在脸上？娘的眼中蓄着泪水。晚饭，李大哥坚决不让搞特殊单独给他做饭，平常吃啥就吃啥。娘做了盘醋拌鲜地瓜片,辣椒炒鲜地瓜丝。我却赌娘的气，带上勇勇躲到西埠顶下。那晚可能是阴历的八月十几，月亮早早出来了，村里家家在做饭，白的烟黑的烟一缕缕在树梢上盘旋，在月光的映照下，蒙蒙胧胧。蟋蟀跟不知名的虫子一个劲地叫。我躺在一块大石头上，胡思乱想。我先恨为啥就偏偏生在农村里，生在农村里也就罢，又偏生在一个穷家，人家二宝的爹在县里当干部，二宝经常有白馍馍吃，还就咸鱼；还有削铅笔的小拧刀，写字的自来油。既而又迁怒于队长，你不种地瓜不行？多种豆子和棒子，吃不上馍馍吃棒子面掺上豆子摊的煎饼也好。我盼着今夜一下子能过去二十年，说不定二十年后我就有了一百快钱，娶个像小黄妮子那样俊的媳妇。（小黄妮子是村里小青年公认的美女）让儿女们吃上大白卷子，顿顿就咸鱼。决不能像我了，上顿地瓜下顿地瓜，吃点豆腐还挨顿骂。勇勇知道我受了屈，它站在我面前，用前爪跟我握手，用舌头添我的额头。我享受着来自异类的温暖，不觉流出了泪水，两臂紧紧抱住勇勇的头，哭了起来。这时，无意中望了一眼离我不远处一片黑森森的大墓田，见有一团绿荧荧的鬼火在滚动。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我使劲抱住勇勇。勇勇竖起耳朵狂吠了起来，它在给我壮胆。我眼看着鬼火从我身旁飘远了。突然，有一个一身素的女人从墓田里朝我飘来，一边飘一边笑，先是掩嘴而笑，而后竟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哈，哈，哈……”起初我以为是村里的人干活收工晚了，或是丢了东西来找。当我发现眼前这女人是张陌生面孔时，我真的害怕了。她在离我五步远的时候停住了，仍是大笑不止。惊得满树乌鸦一个劲地扑腾。我不敢动，也不敢说话。我真切地看到，那是一张青春漂亮的脸蛋，瓜子型脸轮廓分明，一头长发，二十岁的样子上身白衬衣，下身灰裤子，决不是村里的人，也不会是农民，比小黄妮子漂亮多了。勇勇虎视耽耽地盯着她。她笑了有一分钟，又倒退着回到了黑森森的墓田里。坐到了一块供桌石上，嘴里低声吟唱着什么曲儿。鬼！这时我才醒过来，爬起来就没命地往家跑。边跑边喊娘，却一头载到地下。是第二天上午才醒过来的，我躺在家里的土炕上，娘说夜来后响11点了，你还不回来，我出去找了你两次，是大黄狗扯着我的衣角才找到你的。你躺在家后的地里人事不省，浑身滚烫。我就把在张家墓田碰见鬼的事告诉了娘，娘就哭了起来说：“俺孩发烧，看花了眼。”娘又叹口气说：分了豆子俺让孩子吃顿豆腐。我对娘早已没了气，就哭着钻在娘怀里。
　　 然而，我醒来后的那天中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李工作队正吃着中午饭，和他同一工作队的一名女队员到我家找他。李大哥说起过那女队员姓杨，原是县五音剧团的演员。只听“咯咯咯”一串脆笑，篱笆院的门口就飘进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白上衣灰裤子白球鞋，杏眼小嘴瓜子型脸盘粉嫩鲜亮。见了娘上前拉住手亲热地叫大娘，又是一阵脆笑。我盯着她看了半分钟，突然身上一阵寒冷，打起颤来。眼前这个女人分明就是那个鬼！这时勇勇竖起耳朵，毛发倒竖，从斜刺里冲撞出来，一下把杨工作队扑倒在地，乱扑乱咬起来。那女人在地上乱滚。爷呀娘呀没命讨叫。我还没反应过来，李工作队抄了一根扁担打跑了勇勇，大黄狗不情愿地跑到门口朝着倒在地上的那人呜呜示威。没有大伤，李工作队是兽医，给姓杨的抹了些紫药水，也就算了。我没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任何人，说了大人也是不信的，只有勇勇知道。
　　 天渐渐冷起来。勇勇又学会了逮野兔，十天半月就叼回一只。李大哥就经常开荤。爹娘也常常夸起我的大黄狗，我顿觉脸上有光。李大哥在我家吃饭，按规定见月交五元钱二十五斤粮票的伙食费。勇勇捉开了野兔有肉吃了，十一月份，一高兴多给了娘两元钱。娘就花了八毛钱给我买了双棉线袜子，那个奇冷的冬天，我没有再冻烂脚指头。我感谢勇勇为我的脚不再受罪立了功，把它捉的第五只野兔的头偷偷地还给它吃了。
　　 李大哥的队友听说我家经常有野兔吃，就三五一伙地找借口上我家跑。娘就把肉剁碎作成丸子，多添一瓢水多加一把盐，让工作同志都尝上点，我在一边就醋意大发：勇勇辛辛苦苦捉来野兔我捞不着吃，你们却不劳而食。自此，我上学带上勇勇，我在教室上课，它在校门外等，不再捉一只野兔。
　　 进了腊月，“四清”运动也进了实质行阶段：清政治，清经济。凡当过大小队干部的都过关。工作队夜夜召开社员大会发动社员揭发“四不清”问题。那时队里穷，干部无钱可贪，开始没有人揭发。开了几次会没有效果，工作队长急了眼，在会上喊要炸开一条口子。安排李工作队员回家动员我父亲要带头揭发干部的问题，并让我父亲当了生产队贫协组长。父亲太老实，觉得工作队这样信任咱，咱不带头说不过去。晚上开会，父亲就站起来揭发生产队长张其水的问题。他说毛主席说要斗私批修。张其水作为队长就有私字。应该斗一斗。比如有次分地瓜，我就见他家分得比社员分得个头大。工作队一听泄了气，凭这一条说啥上不了纲上不了钱。也炸不开一条口子。但是第二晚上事情发生了变化。我爹提的那条张其水分的地瓜个头大的意见，被工作队加工成：张其水夜里往家偷着推地瓜。并且推演出如下罪行：一车五百斤，一年推十车就是五千斤；当了十年队长岂不贪污了五万斤！五万斤地瓜五分钱一斤，五五两千五百元！在会上工作队长公布了张其水贪污二千五百元的罪行，并表扬我爹阶级觉悟高，揭发了一个大贪污犯。我村工作队在全公社放了一个卫星，工作队立即到各村介绍经验。在这个典型的推动下，全社二十个村，村村有突破，不断有消息传来。某村挖出了贪污上万元的特大案件。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有的大小队干部家破人亡。我队队长张其水自被我爹“揭发”出贪污问题后，就被关了起来，逼他继续交代，逼他退赔贪污的公款。他将住房作价一千元充公，全家搬到园屋里住。还差的一千五百元砸锅卖铁也还不上，又受不了夜夜轮番批斗便在尿尿时间用腰带挂在了厕所的门口上自杀了。王家庄大队长是个五十五岁的老头，自解放前当干部，被人揭发出到生产队瓜园吃过西瓜，经工作队推演，一年吃一百个西瓜，一个西瓜五毛钱，一年五十元。当了二十年干部贪污一千元。他分辨说解放才十六年，我那四年到那里去吃公家西瓜？这句话若恼了工作队长说他对抗运动，又发动社员揭发出他从生产队仓库往家扛一麻袋芝麻的问题。芝麻可比西瓜值钱，算了二十年，算出了贪污九千元的特大问题，加上西瓜的问题就成了全社第一桩万字号的大案。事情本是荒唐，那年月一年还收不上一麻袋芝麻，他到那里去扛几百麻袋芝麻？那个为村里服务了二十年的干部被关了三个月，听说要给他带坏分子帽子，实在受不了冤屈，在关他的屋子里墙缝中发现了个雷管，放到嘴里咬炸了，半截头都飞出老远，墙上飞满了红的白的血肉脑浆。接连出了两桩命案。工作队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作出决定：凡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一律戴反革命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