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记

一
　　 电视里正在播放新快报记者陈永洲的事情，作为同行，我虽然觉得他的做法欠妥，但也抱有同情之心。做什么都不容易啊，别人以为当记者的都牛皮哄哄，想办什么事都可以，那就大错特错了。牛皮哄哄的那只是极少数人，那些大牌报纸的记者，他们确实可以做到手眼通天，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见到平常人难以见到的人，给首长递上别人说不上的话。但这毕竟是少数，我们这种县里的小喽罗子，狗屁都算不上，能办什么事？再说，现在什么时候，像某领导说一位老干部的：你们那时候多好，吃的吃过了，用的用过了，轮上我们当干部啥都不能弄了。人家用发新闻报导弄钱的时代都过去了，轮到我们干这行的时候风声这么紧，像陈永洲这家伙，说是记者就不判断形势不看风向，都啥时候了还用前几年流行的做法处理事情，岂有不败露之理！记者不长眼睛，抓起来判刑祸该！当然，聪明的记者还是有自己的路子有自己的方式的。当记者的，连几顿像样的饭钱挣不回来，白当了！
　　 今天早上台长早早跑到新闻部来，参加了我们采编组的早会。部长讲了个开头，台长接着便讲到陈永洲来，说要坚决做到不搞有偿新闻，不能违犯职业道德，不能给县里台里丢人。会后台长坐在部长办公室，喊组长还有我和曾玲过来，说让我们去采访个事情，是拆迁上访的事情，一家老百姓跟拆迁办对立的利害，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特别嘱咐：“别带框框，别带情绪，实事求是，是什么情况就什么情况，只带眼睛，别带嘴巴。”曾玲是我们台里的头号出镜记者，让她去肯定是件大事。让我去只不是过让我在文稿上把握一下，顺便摄像。我听了半天也没琢磨清领导究竟什么态度，没态度这采访可就难了。走出部长办公室，我问曾玲：“听明白了没，到底是什么情况？”曾玲也苦笑：“领导说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这就是情况。你问我，我问谁去？管他呢，先去采访了再说，如何处理，有领导呢。”
　　 我还是一头雾水。过去采访，都有通稿的，单位写好，交我们领导审批签字，我们按这个脚本去做“演出”式采访。现在这事情完全不一样，采访老百姓，离不开乡镇干部的配合，他们如果跟老百姓是对立面，如何处置？如今全国性拆迁问题频出，都是烫手的山竽，没人走进接的活，让我们去采访做节目，弄好了便罢，弄不好可能会身败名裂，成第二个陈永洲也保不定。怎么这么命苦啊，当记者没几年，辛辛苦苦，倒摊上这事儿了。罢，想也白想，领导说的话不听怎么可以？去了看情况吧，少说话，不表态，只记录，写稿子也完全地按采访到的东西编辑，一句有情感的话都不说，看还能出什么问题。
　　 二
　　 这项工程是县委县政府为提高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做出的重大决策，事关建设第二个平鲁县城新城区的形象工程。城市，不光是机关单位工作场所，也是重要的城市化发展的前哨与标志，建设新城市应当是党委政府深思熟虑作出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战略性控制性工程。把城区扩大一倍以上，使城市化进程加快速度，有利于我们这样一个地处边远农业为主的县级单位三个产业的均衡发展，有利于集纳城市人口，显现人口汇集效应，有利地推进全县服务业、房地产业的全面发展。根据老县城南边发展已到山脚下，东边发展爱制于水利，北边良田集中而西边农田之后连接沙漠，总体拆迁土地与人口较少的实际情况，决定把城西一个村的土地集中征用，集中拆迁。县上的决定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但总的情况是好的，特别是那些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对整体转变身份进城、整体上楼、整体参加社会养老，是非常高兴的。当然，具体拆迁中的工作比较复杂，为做好这项工作动用了县、乡镇、和村组各级骨干数百人，对全村239户人家一家一户丈量、一家一户确认，一家一户做工作。当然，工作中的纰漏不可否认。对一些人家的工作做的太粗糙，有些村组干部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工作里来，伤害到一些农民。
　　 这位告状的大妈，就是被村里算错算漏而早早做工作让签字确认过了的一户。不是她本人都签字了，怎么还会有反复？这事还得让大妈从头说起。
　　 大妈对着镜头除了开始的一点紧张之外，其他一点也不怯，像极了那些老戏骨明星。她高大的个头，粗大的手掌，红膛膛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一眼就知道饱经风霜。下边是她谈话的全记录（根据录音整理，如有疑问，可以听取录音辨别。）
　　 三
　　 “我叫李志芬，今天六十五，黄土埋了半截子的人啦。我从来不会说假话，也不说假话。说假话有什么好处？今天一个假话，明天还得弄一个假话来掩盖，后天又得另一个假话盖前一个，无穷无尽，提心吊胆，这种事我姓李的从来不干。”李大娘的背景是正在拆除旧家舍的施工机械，其他人家都摆平没事了，现在反复出来这一家，就特别扎眼。敢情，这老太太是在这正要施工的地方当个钉子，讹诈一家伙不成？开始听她说之前，我心里已经暗暗有了这样的看法。
　　 “你说说，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人，都是那样的房子，而且我们的房子面积还比别人大，树木都已是开始挂果几年的，后边圈子里也适宜养殖业的。但拆迁补偿我们的只有23万，而人家的却是36万，这是大数，你们说说，合理吗？
　　 他们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们一棵树算6元钱，一亩甘草地算1.2万。可是到后边跟别人谈的时候就成了一棵树17块一亩地1.7万了。这算什么？如果拆迁标准不一样，我们早知道的话怎么可能早签字？你书记村主任都表过态的，都按一样的标准拆迁，不一样让我反映，现在，我找领导，就要说清楚弄明白我为什么比别人差这么多。就是让我死，也得当个明白鬼不是！
　　 我找去的时候村干部对我说，就我事情多，如果我闹，就准备给我陪40万。我知道，这40万是我的命价，意思是我死了他们赔得起。我跟他们说了，想让我家拿40万，我还不想要呢。凭什么留下好日子你们要过不让我过？我只是来说理的，不跟你们胡说，你们拿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确认我说的不对，我连一分钱都不要。如果我说的对，就得给我个说法。我就不相信现在没有王法，没有清天。”
　　 李志芬说着便气恼地涨着脸：“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你们给我评评，我该不该找，该不该把我的利益找回来？”她的这一手是我和曾玲没有想到的。曾玲脑子好，反应快，她马上找了个台阶：“大娘，你歇口气，我去一下卫生间。”说完她把话简一关递到我手里跑到路边的采访车里，把我一个人丢在李大娘的风口浪尖下。
　　 “小伙子你说说，我真不该找吗？”李志芬眼巴巴地望着我。我看着大娘的眼神，听了她说的这些，开头形成的想法慢慢改变着。如果真如她说的那样，这拆迁里的明堂肯定不会少，大娘一定是被哄骗了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干部、政府做事情的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要让李大娘这样质朴的群众再找领导申冤该多好啊！
　　 小曾不在，我同情李大娘的情感很快升温：“大娘，你找得对，应该找。就是找不回来，也要弄清楚，这是没什么问题的。”话音一落，大娘泪里就涌出泪水来：“小伙子，你肯定是个好人，你说的话在理，放心，你代表政府来的，我肯定不会乱闹，我会通过村上乡上再找领导，我只讲我的道理，不会胡搅蛮缠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胡搅蛮缠，最后啥也办不了。”我免不了嘱咐大娘几句。看着大娘，想到家里还在田间大太阳下摘棉花的母亲，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三
　　 我们第二次去采访的时候，是在城郊里的村委会办公室里。距离头一次在田间看到李志芬过去了二十来天。看上去，李志芬变化不大，连身上穿的那件墨底红花衣裳，头上蒙的蓝色头巾都一样。唯一变化的是脚下穿了双运动鞋，一看就是捡了儿子的鞋，有些笨大，倒是干净。上次采访之后听说她跟村里干部还是说不拢，村干部以她已经签过字为由，坚持不再重新核算拆迁费。到村上见到闫支书时他跟我们说：“如果她李志芬重新算了，大家都得重新算，那我们不得都重新来一次？那人就是胡搅蛮缠，以为找着了谁就会怎么样，这怎么行呢？”听了支书的话，我也觉得不无道理。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多老百姓，也够村干部费心的了。但一想，又觉得那儿有点儿问题。对了，从每个老百姓个体来说，他们一辈子生活的土地没了，树木没了，房子没了，如果拆迁款又不能一视同仁，对他们来说，就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天大的事情。一方面是大局肯定会有些人要作出牺牲，另一方面群众利益的唯一性，如果村里开始的工作细一些，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复。看嘴里喷着香烟胖得像个土豆的闫书记讲话，心里不免生出疑窦：像他这样的干部，还能代表农民、代表党一手托两家吗？
　　 那天回去的路上曾玲问：“老太婆又说了什么，你是怎么回答老太婆的？”我说：“老太婆说你是个大滑头。我告诉她，反映问题要按渠道走。”曾玲笑：“胡说八道，不是老太婆说我滑头吧！好像你跟她说了不少呢。”“呵呵，当然，我还问她家里的情况，老头子，孩子都做什么。拉拉家常吧。农民也挺可怜的。”“嘁，你可别同情这些动不动就闹的刁民。他们都是装可怜，其实都挺有钱的。你看他们那破破烂烂的家当，根本值不了几个钱，现在一拆迁都好几十万，那个不是捡了个大便宜？还要找，真是的。”城市长大的人，跟我这种生长在乡里土地里的人感情差别确实很大。“也不能这么看吧。是拆迁拿到不少钱，可是，给他们补一间楼房，又差不多把这些钱都吸回来了。虽说他们的老房子不怎么样，但俗话说了，‘破家值万贯’，农民在那样的土地上生活得挺自在的。现在他们原有的一下子什么都没了，干什么都得花钱，那差别大了去了。再加上村子里拆迁的时候有差别化处理的事情，一些领导干部三亲六顾，让人家找到了说不平的理由。如果工作细致些，也不至于让人找呢。谁不愿意过平安无事的生活，谁愿意无事找事找不舒服啊！”曾玲没再说话，我知道她不会同意我的想法，但我的想法也不用隐瞒，那就是对乡村农民的深深同情。
　　 办公室里坐满了人。除了村支书、主任、副主任、文书，还有乡上马镇长，城建局王局长，县委办公室张副主任。当然，主角李志芬也平静地坐在会议桌前。我在会议室边上架好机器，看着李志芬，想这老人还真能坚持，遇到那么多挫折也没有退缩。如果我们国家多有些这样的农民，民主政治该会大有进步的吧。
　　 会议由马镇长主持。他说了县委政府对李志芬家庭反映问题的重视，书记、县长专门的批示，一定要把群众利益当做大事来认识。只要是合理诉求，就不能一推了之。过去错了的应当纠正。我一听，觉得县委领导还是高屋建瓴，能从党的群众路线角度看问题，确实体现了执政为民的理念。马镇长先让李志芬说话。李志芬的话说得到很有水准：“各位领导都来了，我老婆子感谢大家。”说着，她站起来给大家鞠了个大躬。“我的事情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要求拆迁费补偿款能够一视同仁。”说着她抬头看了一眼闫书记。“我也不是说过去都不好，村里领导都怪好的，一开始拆迁政策下来就打电话通知了我。闫书记还有马镇长都跟我谈了。我一个两眼不识几个大字的老婆子，这么大的领导都跟我说政策的事情，都是对我的大抬举，我领情。数树和丈量面积的时候，我提出来的合理意见，也得到了采纳，我觉得领导真正好，政府真正对我们关心，所以我早早就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因为我相信党和政府不会欺骗我这样一个老太婆的。”她的语速很快，像是背书似的，一点也不怕这么多领导。
　　 “但是我后来从乡亲们的话里话外很快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子。同样的事情，结果不一样，而且差距大的让人听了没法相信，这样的事情是有人代表政府和共产党做的。”她抬起头来看了一圈。看有的领导若有所思，有的端着茶杯品味新茶。马镇长长长地吐着烟圈，眼睛盯着会议室窗户外那棵树上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闫支书低头摆弄着手机，似乎啥也没听进去。
　　 “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合适，但事情就是这样。你们听听。有的人家去年才栽的树，一个算十几块，还给计算开花率；我的树都是十几年结果的树，却一个只算6块钱；人家房子后边的圈子说是按养殖条件计算，多几万，我的圈子更大，却什么也不算。当然，我知道人跟人不能比，但事情跟事情总得比，他们房子土地面积比我少几十平，为什么算得比我的多出十来万来？他们有人在政府、公安、那个局里就可以这样，那我们这些啥关系都没有的，怎么活？我确实是来找钱的，想找回来我理应得的钱的，但是我也不是那种钻钱眼里的人，我想要回该我得的，那个领导别一忙忘了，所以来提个醒。但我不财迷。那年政府补助给我半年的老年补助680元钱，我瞒着老头子送到村支书手里跟他说，把这个钱给比我更困难更需要帮助的人那里。不是我的，我一分都不要。”
　　 听了这话，代表县委领导来的张副主任问闫书记：“有没有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