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秋月

　　 在我插队生涯的最后几年，知青点的同学相继离散了。因为没有地方可去，我还须留在深山中。
　　 守着山坡上这所孤零零的土房子，抬头就是延绵的野岭，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来说，惶恐不安又不知所措，在所难免。
　　 其实，当地的农民不怎么搞阶级斗争，他们没那份闲心。即使一家子挤在一床被子底下睡觉，也无暇想这是否得体，得先奔吃的，填饱肚子的事最要紧，政治运动绝不能当饭吃。
　　 由于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就不太歧视地富反坏右子女，为此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即便这样，心里也依旧明白，自己与当地人的交情是那样淡，淡到不知与谁诉说我的困境。
　　 多亏女房东听说后找上门来，主动收留了我，不然，在那么动乱的年月，这三年里会遭遇什么，真无法估计。
　　 与此同时，这个叫秋月的房东女人和她的故事被我发现了。三十九岁那年她死了。从此我便把秋月埋藏在心的深处，试图淡忘她。
　　 对于文革，对于还未成年的小孩子，不得已而中断读书，不得已而下乡，尤其是到农村后，知青能怎样地有作为，那时的我懵沌着，懵沌得一塌糊涂。
　　 在与女房东的共同生活中，我的言行是否影响了她，招致她最终选择了死，答案都是模糊的，理不出半点头绪。
　　 她死后的第二年，我回到北京。二十多年来，我没有与任何人提及过她，也尽量不去想她。但是，秋月，我的女房东，真正忘记她是不可能的。
　　 二十六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阴间的秋月从不打扰我，原以为她安息了，不想近日她却姗姗地来到我的梦中，欲言又止地犹豫着，神情依旧那么悲哀。这样的梦，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做。
　　 难道是要诉说她的真情？
　　 我告诉她，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了。梦中，我大声地告诉她。但她还是凄楚地连连摇头。
　　 醒来后我追忆梦中的她：莫不是她挂牵她的儿女？
　　 漫长的岁月过去了，我也许有了回忆她的勇气。那山村不知变得怎样了？她的儿女想必已经长大成人。
　　 回忆是必须的，我决定重回故地。从北京出发，经历了两天的路程，火车终于缓缓地停在那破旧的小车站上。又是秋天。我贪婪地看着这灰色的山林。每一颗树，每一根草，似乎都是我曾经抚摸过的。恍然间明白了，原来自己一刻都不曾忘记它们。
　　 伤口再次被撕开了。
　　 那是一九六九年，我别了正是红色海洋的北京，别了我从未离开过的家，随着满载知青的火车走了三天的路程，到这里时正是秋天。下火车后，举目望去，眼前的草甸子与远处的山脉都笼罩在一片似雾似雪的灰色中。到底是兴安岭深处，刚进九月，已经很寒冷了。那年我16岁。
　　 在这里，一呆就是八年。其中的三年依住在女房东家，直到她离世。
　　 女房东叫吴秋月，平日人们都指着她的儿子叫她大健妈。没有什么人知道她的名字。
　　 秋月方方圆圆的脸，眼睛虽然大却略显失神，我一直怀疑她有近视的毛病。眼睛大，脸显得就有些小。她很清秀，个子高，皮肤白，这都是东北女人的风格。
　　 她待人平和，从不冷若冰霜，更不欣喜若狂，静得像一股清风，无声无息地飘来飘去。
　　 当她告诉我她叫秋月时，我立刻想起了嫦娥。为什么会这样想？在我心里嫦娥是庄严素净的，一个人终年在广寒宫里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没有男人就素净？我们那时候的女孩子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结了婚的农村女人凑在一起，喜欢开很荤的玩笑，是她们在繁重的劳累之后，有限的一点乐趣。比如聚在一起搓苞米，每个人抬着自家的一个大簸箕，里面先盛满晒干了的整苞米，将两颗苞米互相拧着，粒子便搓了下来。这活儿常常聚在一起干，为的是热闹。
　　 干着干着觉得气氛有些沉闷了，赵一媳妇便寻事挑逗，她先整着脸和钱二媳妇说，听说你家老爷们不够火候，孙三老婆说夜里隔着墙听不着啥动静。钱二媳妇立刻挤着眼睛笑起来，然后拉长了音说，她说你就信？你咋不试试呢？随之众女人哄笑起来。就凭这些女人的泼辣与勇敢，深山里这样穷苦的日子才显得有了些生气。
　　 对于她们说的那火候是什么，我自然不甚明了，但却发现每逢这时，秋月显出及其的不自然，头都不敢抬，似乎比我还难为情。她听着听着两只搓苞米的手便慢了下来，到了周围的气氛更热烈时，又突然狠狠地拧起来，因为用力太大脸都红了。也许是怕这群女人把火烧到她身上，趁人不注意时便溜走了。
　　 秋月没有已婚女人的那股鲜活的“野”劲儿，这不是嫦娥是什么？因此我认定秋月是庄严的。
　　 我喜欢秋月，不仅是她庄严，她很爱干净。她的家干净，她家里的人也干净。整日间她都是不停地洗啊，缝啊，收拾着，不留一点喘气的时候。
　　 她的丈夫性格内向，很少说话。个子矮小却很能干，在生产队里赶大车。夫妻俩从早到晚不停地干着活儿，一个在家里，一个在外面，不见有清闲，更不见两口子有什么笑谈，日子过得却是红火。
　　 秋月的婆家姓张，上几辈子从关里迁移来的。每次遇见她的公公或婆婆，我总是毕恭毕敬地喊：张叔，张婶。
　　 老张叔是这里的乡村郎中，据说还有点看病的绝招，这里远近几个屯子的农民，小病小灾都请他把脉。老两口子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秋月的丈夫是长子，女儿结婚嫁到公社去了，小儿子与父母一起过。小儿子的名声在当地不好，原本有老婆女儿，因为他行迹恶劣，几年前他老婆带着女儿跑了。老两口虽然痛恨，他们是极顾脸面的人，百般遮掩着，只说老二媳妇定在娘家了。
　　 我搬到她家的那天，女房东已等在院门口。
　　 “你就住这屋吧。”她说着把我领进了西厢房。
　　 进门后，我环顾这小小的屋子。
　　 热坑上铺着新炕席，周围墙上贴着新墙纸，炕尽头叠着一床新被子，靠窗子，摆着一张擦得发亮的小炕桌，地面上不见丁点灰尘。窗明几净，显然，这是精心收拾的。
　　 心，很久没有这样暖了，竟像孩子般地哽咽起来。
　　 “快，收拾吧。”她扫了我一眼，依旧利索地摆放着东西。
　　 很快我发现，这个家里做主的竟然是她。听她的言谈，是从不把丈夫挂在嘴上的，这一反东北女子夫贵妻荣的习好。家中的所有事情全由她打点，井然有序，一丝不乱。
　　 我便不停地讨好，“给你添麻烦了，……”
　　 她听腻烦了，斜了我一眼说：“虚啥？省省吧。整亮堂了，你看书得劲儿。”
　　 后来的一段日子，闲了，我看书，她手里做着针线活儿，安然自若地守在一边。
　　 这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刀光剑影地死着人，而我却可以如此安然，对秋月怎能不感激？
　　 给她念书，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本来是打算讨她喜欢，念一两天也就算了，不想她一听就入神了，常常忘了手里的活计，睁大了眼睛和嘴，听呆了。然后痴痴地说：真好。接着便低下头去细细地回味着。显然，心，渴望着装进些东西。
　　 说来惭愧，那时我也不过是中学生，实在没什么学问，给秋月念念故事还凑合。
　　 念着念着就遐想起来：自文革后，学校全面停课，将来可能不会再有学校这种地方了，全中国的人与秋月一样都不认字，会是什么样子？
　　 转而又喜了起来，喜的是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有人听我念书还算派上了点用场。
　　 书，白纸黑字的，除了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其它的都铁定为禁书。既是禁书，只能是知青们私下传递，操作起来甚是严密，因此是挑剔不得的，好在女房东来者不拒，任凭我念什么她都心悦。毕竟像简爱，复活，红字等书转换成她能听懂的语言，也需我费些苦心才行。
　　 后来我用《简爱》换来一本简装《红楼梦》，如获至宝。
　　 《红楼梦》第一回中，甄士隐之女英莲丢失。念毕，女房东坐在那里不动，若有所思，片刻，问我：“为什么那和尚说，英莲是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人？”
　　 我说“英莲的命运很悲惨，写这书的人同情她，给她起名英莲，本意是应该可怜。”
　　 女房东听后越发沉思着，像是动了心思。
　　 看来还是中国的书她懂得快，我笑着说“你慢慢往下听罢。”
　　 于是便一路念了下来。
　　 一天，我与她说笑，“你要是有文化，肯定不简单！”
　　 她终于笑了，“你真会拿我开心。”
　　 笑，都展不开眉头的愁结。
　　 “秋月嫂，你把家侍弄得这样好，读书肯定不会错。”
　　 我想，每件事都要做好的人，怎么会读不好书？
　　 “快别说念书了，能长成人就不易啊。”
　　 随即告诉我，她是跟着后母长大的，虽不虐待她，却十分严厉。
　　 后母是大户人家的女儿，自小有喘的毛病，父母养得娇，一定要等病治好了才得出嫁。耗到了三十多岁，在这样有早婚习俗的地方，好小伙子谁等着她？只得嫁给她父亲做了续弦。
　　 秋月说：亲娘死得太早，三岁起就跟着她，自己母亲什么样儿全忘了。
　　 是了。秋月站是站相，坐是坐相，举手投足，说话行事，得体而达理，原来，她有这样一位后母。
　　 秋月有心计，善将心事埋藏在心底，说话谨慎，又出奇地勤快。一般来说，这是随后母长大的人必然的特点。她不粗俗，是那种骨子里就不俗，这在缺少文化的农村更难得，大约也是她后母的遗风吧？
　　 “你娘有文化，怎么没有教你识字啊？也没有送你上学？”我接着问。
　　 “整天忙，哪有功夫。”她低下头去。她是人后不说人的。
　　 “她只教你干活儿？”我又问。她的后母在我这里神秘了起来。
　　 “我上过一年学，我娘一个人拉扯着我，太艰难就不上了。家里那时有几本三字经，百家姓啥的。”
　　 “这些我都没有看过，”
　　 “让你见笑了。”她轻声说。那客气中含着自卑，分明是听出了我的揶揄，这聪敏想来也出自她的后母。
　　 她娘没有让她读书认字，会干活儿才实际。此外还教给她如何做女人，所以她嫁到老张家后，自然能撑起半个家。
　　 “你娘现在怎样？”
　　 “前年去世了。”她低下了眼睛。
　　 “是得病？”
　　 “我娘家那屯子的人，见她几天没出门，有个亲戚推开门进去才知道人早死了，都不知道是啥时死的。”她说着落下泪来。
　　 她难过了。后母做成这样实在不容易，想必是善良豁达的人。
　　 “她到你家没有生孩子？”
　　 “娶她时我爹已经有病了，第三个年头上死的，那年她三十七岁，没生孩子。”
　　 我不禁惋惜了：“即是这样，你爹死后，她为什么不改嫁？才三十七岁，那么年轻。”
　　 这时，女房东抬起头说：“你说啥呀？我们农村可不兴这个。”
　　 我并未理会，依旧追问。“那她老了为什么不过来与你们一起生活？”
　　 “她说她是绝户，人家嫌弃，说死也不来。”
　　 这时她眼神里面透出了慌乱。
　　 我忙问：“你怎么了？”
　　 她匆匆起身，嘴里说着：没啥，没啥。直直地走了。我顿住，脱口问道：“女人再嫁不可以么？”
　　 可记得：
　　 “美貌娘，
　　 名家子，
　　 自驾着个私奔车儿。
　　 汉相如便做文章士，
　　 爱他那操儿琴，
　　 共他那两句儿诗，
　　 也有改嫁时。”
　　 这个卓文君，是那时的我所知道的中国史上女人再嫁的第一人。
　　 两千年前的事了，多么遥远。
　　 我按捺不住，把卓文君的故事细细讲给了女房东，她听后沉吟了一阵子，竟然问我，“什么样的男人，能让那女人，连名声都不顾地跟着他跑了？”
　　 “司马相如是位有学问的人，卓文君是才女，他们俩在一起情投意合。”我怕她听不懂，又追一句：“就是他俩有说不完的话。”
　　 把这样的老古董搬出来当新闻谈论，只觉得自己可笑，秋月更可笑。
　　 在北京，解放后出生的人，哪一个不是听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从此走上繁荣富强……”长大的？普天之下，鲁迅先生笔下的“吃人”，早已绝迹，哪里还有像秋月这样混沌的人？
　　 看她依旧不明白世上这至深至重的情爱，我又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你总该听过吧？”
　　 她先怔怔地看着我，随后微微点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民间广为流传，她相信。因为祝英台，她原谅了卓文君。她又问了我许多，比如：梁山伯被拒婚后真的吐血了吗？祝英台真的跳进那坟里去了？并且她断言：卓文君命好，她的脾气一定很拧，等等，等等。后来的那两天我只得耐着性子与她说这两个古人事。
　　 发现她走神发呆，是在几天以后。
　　 午后，我去上工，见树荫下坐着秋月。手里拿着要纳的鞋底子，却一动不动。我叫她，没有回答。又连叫几声，仍不见回应，脸上凝着往日的悲切，已然失神了。我过去摇了摇她，她猛然醒过来。我没有问她在想什么，我知道，问了她也不会说的。
　　 她的心在另一个世界，想什么呢？悲伤么？我不停地琢磨着。
　　 老张家在这屯子算是富裕户，屯子里多少人提起她家都说“老张家，比不了。”这个比不了的另一层意思还有：老张太太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公社干部，还是公社革委会的成员。
　　 不愁钱，不愁权，有丈夫，有儿子，还要什么？她悲伤，为了什么呢？也许她们婆媳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