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长安

西安古称长安。周秦汉唐的帝王之都成了过眼烟云。宋元明清之后的长安，在有一天，叫成了西安。而西安城周围的地方，早在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长安县。除王莽新朝等短命的政权把这里叫过常安、大安，历朝历代都置长安县。
　　 长安，乃中华腹心。在现代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据说在称谓上把县改为市或区，是发展的一个标志，于是，长安县便成了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辖下的长安区。
　　 所谓的老朽文化人不以为然，人常说走州过县，过五关斩六将，也说区区小事，鸡毛蒜皮，举世闻名的长安,咋就变成了长安区了呢？又有人说了,那是你不懂啥叫国际接轨，撵不上时代的步子，老脑筋，农民！
　　 王勇超从记事起，便知他的家住在长安县郭杜公社，后来叫长安区郭杜镇。杜主，亦称杜伯，西周时杜的君主，周宣王时为大夫，曾在今天的韦曲郭杜一带。郭杜下辖的一个村子，叫赤兰桥，王勇超就是这个村子里土生土长的庄稼人的后代。
　　 祖辈人留下来的传说，是说赤兰桥早先叫吃断桥。很早很早以前，从终南山上淌下来的一条河水从这里流过，河水越来越大，阻碍了河两岸庄稼人的日常生活，族人便集资修了一座桥，方便了种地赶集走亲戚。后来发了一场大洪水，冲走了桥，人们便传说从终南山下来一条巨龙，被桥挡住，龙把桥给吃断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河水迁移了，这块曾经被龙吃断的有过桥的地方，就成了一片肥沃的田园，繁衍着一代又一代从土地里刨食的子民。
　　 村子的名字叫吃断桥，吃断或吃烂都不好听，是个不吉庆的地名，于是取其偕音，成了赤兰桥。也许有更好的解释，果真有过一座名赤兰的桥，是木桥还是石桥，这都不那么重要了。
　　 王姓是百家姓中的大姓，王者天下，好生了得。王勇超从小知道，百家姓念的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魏江沈韩杨，王姓排序老八。长安的王姓，不知有无族谱，王勇超记得,他的王姓先人，早先住在神禾塬底下的王曲坡一带，王曲，该是王家的领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迁移到了现在的郭杜。
　　 郭杜这个地方，既然与西周的杜主有关，以姓氏命名，可见这一带原本应属于郭家杜家的天下，王家也许只是个外来户。
　　 翻遍志书典籍，长安县的王家脉气如何，出过些什么名人？事实上，历史上罕有名声很大的王姓人。王莽是个名人，据说是改革有方，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个篡权的大奸臣，不是好人。尽管长安有王莽这个地名，是作念这个历史人物，但很少有姓王的说他是王莽的后代。历史学家可以评说王莽的功过是非，可老百姓从戏文里听到的王莽的奸臣形象，一代一代作为常识难以改变。
　　 王勇超也没想把长安籍的达官贵人与自己的祖先牵强附会到一起，拉大旗作虎皮，只是记得老爷一辈，从曾祖父到祖父，都是种庄稼的下苦人。祖父长什么样子，他没见过，可能只是一般贫下中农。
　　 但他总记得父亲和村里老辈人讲的，他的祖父排行位二，人称二先生，是个能人，双手都能拨拉算盘珠子。也许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算帐先生，会计出纳的角色，但往往算的不是自家的财富，而是替他人做嫁衣裳。好歹吃的是一碗轻省饭，不用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撅个尻子把日头从东背到西，黑水汗流的，一年到头甚至连肚子都填不饱。
　　 祖父兄弟二人，据说大爷在引镇做生意，骡马成群，后来败落了。大爷是在民国十八年去世的，死于一种叫胡列拉的瘟疫。祖父通常是在一个中药铺子里当管帐先生，也略知一些中药偏方，有时给村里人捎带看病。可惜祖父不是有福之人，1950年七十岁去世，临终等到大孙子峰超出世。
　　 到了父亲手里，八岁上，奶奶就过世了。大爷去世后，二先生续了嫂子一起生活。父亲常跟祖父去中药店，也跟着学医，略知一二，知道治尿血的偏方，到南山里采了刺棘一类草药，据说还治好过人的前列腺炎一类毛病。父亲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可人不闷，甚至聪明过人，精明强干。他的记性好，能写诗，也就是会编押韵的顺口溜，听起来朗朗上口。也信基督教，是教会放饭时入的教，多半是为了裹腹。先是在大华纱厂当保修工，土改时回家种地。国棉十厂招工，让父亲去，他不去，说是有两个娃了，顾不上。大跃进时，到西铜铁路当普工，是民工。后来官至陕西省副省长的王双锡，当时是民工筑路队的突击队长。
　　 父亲有经济头脑，在种庄稼之余经常偷偷做调料、辣椒、旱烟买卖，养家糊口。可他的本事，没全用在正相上，唯有一个不良嗜好，那就是赌博耍钱。不要光看贼娃子吃肉，没见过贼娃子挨打。同样道理，别只见耍钱的赢，吃香的喝辣的，没见耍钱的输了房子和地，输了婆娘娃，甚至连裤子都输光了。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才是钱。父亲输过多少回不重要，倒是大赢过一回，勇超住了多年的家里的几间大房，就是父亲当年时来运转的战利品。父亲后来浪子回头，金盆洗手，不然婆娘娃连个遮风挡雨的窝棚都没有了。
　　 父亲做的是一点流动性的小买卖。三伏数九，明雪暗雨，趁空到集市上收一些辣角子，回来煨干轧面，掺上盐，一回背上四五斤，到周边集市上去卖，赚几块钱，补贴家用。勇超兄弟三个，自小都跟着父亲当下手，到集市上买卖过辣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做小生意被视为投机倒把，经常会受到批斗游街。父亲不知让人家逮住多少回，找人写过多少次检讨，但父亲只承认错误写检讨，从来没交罚款，赚的几个小钱早就填了儿女们的辘辘饥肠了。
　　 父亲兄弟二人，有一个姐姐，勇超叫她大姑，姑父在城里西大街卖面粉，日子还可以。大姑是在六十年代初患脑溢血去世的，报丧的来了，说大姑死了，母亲说，大姑有病时咱没钱去看望，现在咋有脸去？父亲说，不管咋，亲姐，还是要去的。大伯十八岁当了国民党壮丁，父亲在家照顾爷爷。大伯当兵第二年，患疟疾客死异乡，家人连尸骨也没见到。是大姑为父母亲作的媒，母亲十六岁就进了王家的门。母亲没过门时就管家，到了王家自然也是当家的。
　　 生于1957年的王勇超，按理应该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好儿童，共产主义接班人。可他运气不好，他的家似乎是被阳光遗忘了的角落。
　　 吃食堂时，外婆经常走五里地，把舅家吃剩的饭提到赤兰桥女儿家，说是娃多，吃不上。外婆命苦，改嫁过三次，生了勇超母亲，日子才好过起来。外爷去世时仅六十岁，后来外婆活了八十一岁。
　　 舅家村子条件也好一些，一个劳动日六七毛钱。勇超兄弟三个，在郭杜上学，离舅家近。外婆说，没钱了就到舅家去要，没吃的了就让妗子给烙馍。外婆背着妗子偷偷给了勇超家二斗粮，放在姨家，让用地老鼠车去推，结果只有一斗了。
　　 舅是与世无争的一个人，而后在书院门给外甥勇超看门，呆了十几年，离开时快八十岁了。说是外甥养活自己，还发给工资，够意思了。
　　 六十年代，家里借钱买吃的口粮，总共欠了一千元的债。父亲吃了力，说钱值了钱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心里垮了，从此也说不再管家了。
　　 大作家柳青写《创业史》的皇甫村在神禾原南崖下，那个因买稻种的故事留在教科书上而令人难忘的梁生宝，让救他母子之命的梁三老汉受气，领着大伙儿艰难地走合作化道路，与改霞姑娘的爱情扑朔迷离，在终南山下蛤蟆滩里演绎过一场活剧。而相距不远的神禾原西南的郭杜，有一个叫王勇超的穷娃，此刻正饿得嗷嗷叫唤。
　　 妈，这是啥？咋这么好吃的？
　　 这是白面，好我的可怜的娃哩。
　　 五岁上，王勇超才头一回吃上白麦面，比起粗粮黑面瓜菜树皮草根观音土好吃得多。正值自然灾害和人为原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饿不死也就算是命大了，哪里还有白面吃？那时候，连毛主席也吃不上红烧肉了，伙食标准都下降了，何况你个乡下碎娃。物质的匮乏，精神的饥荒，让王勇超自小就意识到活人的艰难，同时也增长了活人的勇气。
　　 日后，他把五岁上头一回吃白面的童年往事，说给他的乡党、灞桥白鹿原的作家陈忠实听。陈大作家同样是苦出身，却为王勇超讲的这个生活细节大为动情，写了一篇文章《自信是金》，见诸报端，让许多读者跟着为之动情。
　　 多年以后成了“富翁”的王勇超，给人说起他小时候受的凄惶，到了七八岁还没有裤子穿的狼狈不堪，还免不了有许多伤感。
　　 先是不懂事，不知羞，在炕上耍，在院里玩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个儿也高了，见一起玩耍的娃们穿着裤子，自己是光尻子，一种与生俱来的羞耻感，把刚刚萌生的作为一个人的自尊心给深深地伤害了。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村上的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只值八分钱，一家人一年干到头，年终一结算，除去口粮钱，还欠村上几百元，即所谓超资户。娃多，张口要吃饭，粮食不够吃，名为瓜菜代，能拉住你的小命就不错了。
　　 王勇超只觉得整天肚子饿，还没有裤子穿。他们兄弟姐妹没扯过几块钱一件的新衣服，都是捡别人家的孩子穿剩下的，勇超就连穿剩下的也轮不上。公家给每家每人发有几尺几寸布票，也让可怜的母亲拿去换了吃的，给孩子们充饥。眼看着旁人孩子背着书包去小学校念书，他自己却不能，没裤子穿，出不了门儿，见不得人。大脑袋瓜子的他，开始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一回，他吃饭时不小心，把手里的饭碗掉在地上，咣当一声就打碎了。
　　 父亲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一耳光，把他给打懵了。
　　 家穷，碗是用来盛饭的，是花钱买来的。打碎了碗，少了一件生活必需的物品。饭碗是值得敬重之物，打碎了碗是不吉利的事。富裕人家的孩子打碎了碗，碎变成岁，说是岁岁平安。人和碗，人和每一件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应该是有感情的，是有记忆的。那时候，有补锅补盆的，也有补碗的，是一门手艺。也许，勇超打碎的碗是家里传了几辈人的物件，可惜，惋惜，失去了就永远没了。嗜赌的父亲，视钱财如粪土，何必要怜惜一只旧碗呢？
　　 后来，做了民间收藏家的王勇超，才回忆起因打碎碗而挨了一耳光的意味。碗是饭碗，是人赖以活着的标志。对物什的珍爱与留恋，是一种心性，一种教养，日后才明白的道理，是从幼小心灵深处珍藏下来的。也许当初并不经意，如今却是那么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只打碎的旧碗，恐怕是王勇超一生之中最初的对于珍爱之物的留恋，也许是他嗜好收藏意识的最早萌动。父亲不识字，却崇尚文人，崇尚文化，也许是从能双手拨弄算盘珠子的祖父那里听来的，知道那么多活人的大道理。父亲为什么不识几个字，还不是因为穷吗？
　　 酒肉朋友，米面夫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家穷，王勇超从小到大，记忆里最受不了的也是最心痛的是父母之间打锤闹仗。他经常还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就高喉咙大嗓子地吵成一团，有时候就扭打起来。日子过得不如人，又不甘心，你埋怨我，我怪罪你，心急火燎，就来了脾气，孩子跟上担惊受怕，心灵上留下了痛楚的烙印。
　　 母亲娘家的家境底子尚好，外爷家也务庄稼，但日子过得殷实。民国时候还办过自乐班，方圆村镇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就搭起戏台子，凑拱起摊子。吹拉弹唱，生旦净丑，无非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番，自娱自乐，热闹红火。
　　 母亲从小耳濡目染，也能唱上几句《张连卖布》：“你把咱大涝池卖钱做啥，我嫌它不养鱼光养蛤蟆。白杨树我问你卖钱做了啥，我嫌它长得高不求结啥。芦公鸡我问你卖钱做了啥，我嫌它不叫鸣是个哑巴。牛笼嘴我问你卖钱做了啥，又没牛又没马给你带呀。五花马我问你卖钱做啥，我嫌它性情瞎爱踢娃娃。你把咱大狸猫卖钱做啥，我嫌它吃老鼠不吃尾巴。你把咱狮子狗卖钱做啥，我嫌它不咬贼光咬娃娃。你把咱做饭锅卖钱做啥，我嫌它打搅团爱起疙瘩。你把咱大风箱卖钱做啥，我嫌它煽起火来嘀哩啪啦。你把咱小板凳卖钱做啥，我嫌它坐着低不如蹲下。你把咱大水缸卖钱做啥，我嫌你舀水去勾子蹶下。”
　　 清官难断家务事，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小两口没有隔夜仇。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才见外。这些吊在乡里人嘴上的俗语，从古到今就没有断过。
　　 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日后王勇超回忆起来，原先那个没有裤子穿的家是暖和的，那个因打碎碗抽他耳光的严厉的父亲恩重如山，那个呵护他饥饱冷热的，是天底下最慈祥的母亲！
　　
　　
　　 妈，我也要上学念书。
　　 等你长大了，妈送我娃上学念书。
　　 勇超娃是个听母亲话的孩子，在他九岁上，才终于等到了上学念书的那一天。他知道，因为家里穷，才穿不上裤子，饥一顿饱一顿，才不能像家境好的孩子一样挺起胸膛背着书包上学念书。
　　 那时乡下娃最奢侈的享受，是能吃上一根冰棍，甜甜的，凉凉的，在大热天还不化，是个神奇东西。人说是鸡尻子掏蛋哩，那日子穷得真是鸡尻子掏蛋，卖冰棍的来了，五分钱一根，村口围了一堆娃。穷人家等着拿鸡蛋换冰棍，鸡嘎嘎叫，蛋下不来，娃吃不上冰棍哇哇直哭，他妈狠不得从鸡尻子里把蛋掏出来。有笑话说，乡下人有的头一回给娃买了根冰棍，说是怕凉，让太阳晒热了吃，结果啥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