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明队长

在距离生产队的队屋不远的稻场边，生长着一棵很粗的有一搂抱都搂抱不过来的杏子树，树冠博大，枝杆斜伸。黑色的粗糙的树皮一片一片地皲裂，就象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站在打谷场边。
　　 生产队上一共住着二十多户人家，似乎就是以这棵杏子树为中心而居住的。杏子树低垂的枝杆上悬挂着已坏了的锈迹斑斑的半截铁犁头，铁犁头的边上正好有一个小的枝桠被队长给砍断了留了个六七寸长的桩子挂着把小锤子。每天鸡叫四遍的时候，队长就扛着铁锄匆匆地走到树下，于晨曦中熟练而准确地从半截枝桠上取下铁锤，轮起胳膊猛烈地敲打着铁犁头，发出“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地声音，那清脆而急促的敲铁犁头声在朦胧而清新的空气中飘逸，打破了黎明前小村的寂静。栖息在杏子树上的鸟儿就被这敲铁犁头的声音惊起，扑楞楞地振翅而飞。大丫头家的小花狗立刻汪汪地吠叫起来，顿时，全村庄的狗儿也都汪汪汪的一齐吠叫起来。
　　 队长敲过铁犁头，就蹲在杏子树下，旱烟锅子里装上黄烟，划根火柴点燃了，吧嗒吧嗒地吸着，于是便有一个红红的火星子在杏子树下晨曦的黑暗中扑闪扑闪地闪亮。
　　 我父亲在床上翻身坐起来，揉揉眼睛，像是说梦话般地唠叨起来：“多明这狗日的，比周扒皮还扒皮，这么早就打钟了，让人连觉都睡不好。”边说边披上褂子，不慌不忙地拿起烟袋锅子先抽两锅黄烟。
　　 我母亲则是急慌急忙地穿衣梳洗，上厨房生火作早饭，风箱很快就哗啦哗啦地响起来了。我父亲起床后也不洗脸，扛上铁锄就往杏子树下走。
　　 天还没有大亮，生产队里的男劳力们就都这里一堆那里一摊地散坐在杏子树下等候队长多明安排活儿。
　　 队长多明站在杏子树下，一个手里握着铁锄，一个手里拿着烟袋锅子，指着站在杏子树下的一群人说：“多来，你带他们几个去对门山那一亩五分地里去整地；福生，你跟大义、大胜、正友、黄毛几个去稻场边往对门山那一亩五挑粪浇地；栓柱、大丫头、福全、小免子你们几个跟鲍三爷一道去放牛……”
　　 早晨的活路就这么被队长安排完了，社员们立时便作鸟兽散，各自干各自的活路去了。队长一边吸着黄烟，一边扛起一年四季不离身的那把铁锄，迈着八字步，不紧不慢地上队屋边的牛栏转转，过后又上田间地头、水塘各处查看一番。这么几个圈子转下来，太阳也就从东方的天边上升起来了，时间大约到八点多钟时，队长就会顺手拿出口袋里的那把铁哨子“笛笛……”地吹起来。于是，散落在各处干活的社员们就会收拾农具回家吃早饭了。
　　 队长刚回到家里，老婆桂花就端出了洗脸水。还没等他胡乱擦抹几下，老婆已经将饭菜递上来了，一碗白米稀饭，一碗咸萝卜，一碟辣椒糊。同时顺手接过洗脸水向门外的阳沟凼里倒去。
　　 队长吃完早饭，就坐在门槛上抽黄烟，一锅子接着一锅子。这么连续抽过四锅子黄烟后，他会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再吐出一两个烟圈来，那烟圈会在晨风中慢慢地吹散开来，悠悠地飘向更远的地方。队长就会又扛起那把铁锄，噗之噗之地走向杏子树，眼睛都也不用看，就可以顺手从树上取下那把小铁锤子，死劲敲打挂在杏子树枝杈上的半截铁犁头，“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清脆、急促的叮当咣当地敲铁犁头声又开始在空气中震颤，杏子树上的鸟儿也会再一次地被惊得振翅纷飞，叽里呱啦的鸣叫着，惊恐地看着这一大群围聚在树下的人们，在空中盘旋几圈顺便撒下几滴稀屎后，见众人还在为派工争论不休，这才恋恋不舍地向远方飞去。
　　 通常在这时候，村子里的广播会响起来，“学大寨，赶郭庄，社社队队干起来”的歌声会传遍村子的每个角落。
　　 我父亲还没吃完碗里的稀饭，便听见了敲铁犁头声，虽不是那么特别在意，可还是会停下来，不紧不慢地骂上几句：“这狗日的多明，像个催命鬼似的，让人连饭都吃不得安生。”边说边放下饭碗，拿起两根山芋，扛起铁锄，一边吃山芋，一边慢悠悠地朝杏子树下走。
　　 队上的妇女们一听到敲铁犁头声，都会立即放下锅碗让家中的孩子或是老人来收拾，也都扛上铁锹、锄头往杏子树下走。男女老少，能劳动的，都围拢在杏子树下，乱乱嚷嚷地说着，或是发着牢骚。
　　 多明队长站在杏子树下，一手拄着铁锹，一手拿着黄烟袋，将炯炯有神的目光在人堆子里巡视一圈，先是看看队上的人是否基本到齐了，见大家都到的差不多了，他会清两声嗓子，然后才会在铁锹把子上磕磕烟袋锅子，开始派活。
　　 “黑娃、黄生、福生、福进、老窝子你们几个，去跟栓柱一起挑粪，浇油菜；臭臭、狗子，你们俩领着妇女们去小冲锄油菜；秀花，你跟腊梅去粮站卖稻子；小双，你们几个‘半钵子’（方言，指半大男孩子）去把昨日个挑到北庄那片花草田里的牛栏肥料挑散开来……”几十号人顿时又作鸟兽散。
　　 因腊梅她叔在公社粮站当站长，秀花又是队里最漂亮的一个少妇，让她们俩去卖稻子总是又快又好。她们俩拉板车去粮站卖稻子，即使卖稻的人再多，她们也不用排队，且卖稻的价格也总是最高的。她们一板车稻子总是不到中午就会卖完，可以比队里在田畈中劳作的人多休息个将近一小时。队上曾有人忌妒，队长便让另外两个人去试过，结果不仅稻子价格卖不上去，而且排队时间长，等他们卖完稻子回家时，队上的人都已在吃中饭了，弄得他们自己十分尴尬，反被队上的人们嘲笑――“你不要看人家轻闲眼红，这俗话说的是‘牛吃草，马吃谷，各人有各人的福’，你想图轻巧就能讨到好啊？”
　　 杏子树下只剩队长一个人时，队长就将那被孩子们弄得快要坠落下来的半截子铁犁头绑结实，然后就装上一锅子黄烟，点燃了烟袋锅子里的黄烟，憋足一口气，猛猛地吸上几口，再扛上铁锹，迈开八字步不紧不慢地上队上的牛栏屋和饲养室里转上一圈，看看饲养员二大爷是否在出牛栏屋里的牛粪，再叮咛二大爷几句：“马上天要更冷了，你可要给牲口多加点饼料，晚上多加上几回草。”
　　 队长扛着铁锹从庄南转到庄北，检查了锄地的人，又检查了挑粪的，就来到花草田边看挑牛栏肥料的“半钵子”们。太阳也已经转到花草田边水塘埂上柳树梢上了，那几个在花草田里挑牛栏肥料的“半钵子”们额头上早已沁出了细细的小汗珠了。一个小青年人从兜里摸出手表看看，自言自语道：“哟，都十二点十分了。”这小青年是故意给队长报时的，想提醒队长该收工吃午饭了。队长从来不戴表，他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认太阳和月亮。
　　 队长瞅瞅报告时间的年轻人，说：“你个龟儿子，看表有啥用？老子的表挂在天上，它走不到那个时间，我就不说收工，你龟儿子的表就是走到一点也没用，你不信，你试试看？”大家都知道队长说的是真的，你若不信，那你一上午的工就白上了。因为在生产队里可是队长说了算，他说给你工分就给你工分，说不给就不给；说给你多少工分说是给你多少工分，你再怎么辩驳也没用。那青年人一时语塞，其他几个就哈哈地哄笑。
　　 半上午或者半下午，杏子树上悬挂的半截子铁犁头被队长狠狠地敲响的时候，不用出门也不用去问，乡亲们都知道这是队里要分粮食、棉花，或是香油、花生什么的。大人都下田里劳动去了，各家各户的小孩子和老人们就会自觉地拿上口袋，背上稻箩或者提上竹篮、罐子等物件，就急急忙忙往队屋跑。分东西要排队，老人和孩子们就用背篓或者竹篮一个挨一个地排很长的队。会计算账，保管员过秤，队长端一把椅子坐在杆秤跟前监督，手里握着黄烟袋锅子，一边不住地吸烟，一边看看杆秤的秤星。分东西的时候，队长显得特别得意，一脸的傲慢和威严，好象大家都在分他的东西一样，又好象是他在施舍大家。
　　 队长问会计：“今年一个人能分几斤香油？”
　　 会计说：“连这次算上，一个人快一斤了。”
　　 队长脸上就笑眯眯地说：“听说隔壁队上一个人才分了半斤。”
　　 保管员又说：“老楼队今年稻子和山芋伙在一哒，一个人才分了不到二百斤，咱们今年已经分三百多斤了。”
　　 队长脸上的笑容就更加灿烂，说：“咱们的棉花也比他们分得多，塘梢队一个人分了一斤皮棉，咱们一个人分了二斤，再让妇女们把那没有开的棉桃摘回来晒晒，说不定一个人还能分几两棉花呢。”
　　 队长情绪坏的时候，不仅要骂人，烟袋锅子在杆秤的秤杆子上咣咣咣地磕几下，看一看排队的孩子，如果排队的第一名孩子年纪又小，父母又好欺负，队长就骂第一名的那个孩子，说：“龟儿子，劳动的时候，一家子人抵不住人家一个人，分东西的时候就你积极。”那孩子就好象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低下头不说话，其他孩子就跟着笑。如果第一名排队的那孩子很大，父母又比较凶悍，队长就要骂来晚了的人：“龟儿子，劳动的时候耍奸溜滑，分东西的时候都不积极，看样子你还要我给你送到你家里去啊？”
　　 有时候，如腊月在队部的院子里也分塘鱼时。分塘鱼从来不用秤，队长领着会计、保管员很认真地将鱼儿大小搭配均匀，两个或者三个一堆，会计编上号，一家一堆。鱼儿有大小，又有好的和差的，于是分塘鱼时就只好抓阄了。队长从头上取下马虎帽，会计就将阄放入队长的帽底中，队长笑着举起帽子，向着围在院子里等候分西瓜的孩子们说：“龟儿子，抓阄吧。”小孩子们觉得队长分塘鱼的办法既英明又公平，不再哄闹，就都涌过来一蹦一蹦地追着队长抓阄，也有叫叔的，也有叫爷的，盼望能抓一个又大又好的鱼儿吃。队长见状，就乐呵呵地笑着看孩子们抓阄。
　　 队长扛着铁锹去饲养室转，二大爷哭丧着脸跑过来向队长说：“那头老水牛怕是今年过不了冬了，已经一天一夜不吃草了。找了公社兽医站的兽医也来看了，说是这牛已太老了该杀了。”
　　 队长放下铁锹，急忙奔向那头生病的老水牛前。老水牛卧在牛栏的角落里，饲养员二大爷在旁边已生着一个烧栗炭的大火炉。那水牛已垂垂老矣，瘦骨嶙峋，一动也不动，神情呆滞，显得既伤心又无奈，眼角上挂着一滴浊泪。队长走到水牛跟前，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老水牛的脊背。老水牛知道队长是在关心它，想站起来表示一下谢意，但无论它怎么用劲挪动身子，怎奈身子太沉，怎么也挪不起来。水牛又想扭过头看看队长悲戚的神情，可是脖子很僵硬，也没有扭过来。最后，水牛只好“嗯－嗯－”地叫了两声，声音很痛苦，也很小。队长呆呆地望着水牛，没有说话，只是用黄烟袋在水牛的犄角上敲打了几下，眼角也随之掉下两滴泪水，将黄烟袋锅里装上黄烟丝，吧嗒吧嗒地猛抽了几口烟。这时，二大爷在一边懦懦地说：“老水牛死了。”听见水牛死了，队长狠狠地磕着烟袋锅子，队长心里难过极了。对二大爷说：“去，叫上几个强壮劳力，将老水牛抬出去埋了。老水牛又犁地又下犊，十几年了，给队里出了许多力，贡献也大，这次我们就不杀它了。”队长边说边抹了一把泪，吧嗒吧嗒地抽了几锅黄烟，赶到烟锅子里冒出来的烟一圈一圈地把队长整个地罩住了。
　　 生产队里几个老汉知道水牛死了，跑到饲养室这边来吊唁，看见队长难过的样子，一上来就安慰：“人都会死，一个水牛死了还值得你这样难过吗？这样的年头，这么大的一头牛就这样埋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再说我们一年就那一点肉票，仅能逢年过节地解个馋而已。家里边来了亲戚都没得肉吃，如今这老水牛死了将它埋了，真是太那个了……”
　　 多明队长见此，便说：“你们看着办吧。”老汉叫了几个小伙子将牛抬出去，队长依然悲戚不止。小孩子们听说水牛死了，一个个欢呼着，追逐着杀牛的人看热闹。牛死了，有牛肉吃了，孩子们十分高兴。
　　 几个老汉在队部的院子里支起一口铁锅，将杀好的水牛肉下到锅里，再放一把大料和盐巴进去，灶堂里的火红红地烧着，牛肉就在锅里嘟嘟嘟的响，一股子浓浓的肉香在队部院子里弥漫。小孩子们围了一院子，等候着分牛肉。牛肉煮熟了，分牛肉的时候，队长没有来。
　　 晚饭后这段时间，多明队长不再去敲杏子树上的那半截铁犁头，妇女们收拾了锅碗瓢盆，昏黄的炼油灯下拿出针线笸篮，给孩子们缝补衣衫，也可以安心地给小孩喂奶，也可以同娃娃们说说话；男人们可以躺在炕头一遍又一遍地吸平头的纸烟或是拿着烟袋锅子抽黄烟，也可以上队屋去转转，核对一下工分，凑凑热闹。
　　 队屋里有一张桌子，会计坐在一边，手里噼噼啪啪拨打着算盘，很认真地算着账。队长就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一边看着会计拨算盘算帐，一边一锅子一锅子地抽黄烟。小“半钵子”们来得多，拿上自己的以及父母兄弟姐妹的工分手册，等着会计记工分。会计算完账，抬头瞅瞅队长，队长就像问又像说：“完啦？”会计说：“完啦。”队长在桌子边上磕磕烟锅袋子，说：“完了就记工。”于是，会计就和一个记工员一起张三李四的开始核记工分。
　　 记工的时候，队长一边专注地听每个社员自报的活路，谁做什么活路，队长都记得一清二楚，谁想蒙混也蒙混不过去。但是，队长有时还要故意问问：“你今天锄地了？在那片地里？跟谁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