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土

行知梦见爹对他说，他不想呆在书架上，要回到土里去。
　　 爹的瘦骨嶙峋的手似乎从那里伸了出来，快抓到了他脸上。他一惊。
　　 算起来，爹已经在书架上呆了差不多十五年。爹蹲在那个角落里，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沉默寡言。如果爹还活在世上，也只有八十岁。
　　 他把爹放在书架上，爹应该是满意的。爹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只喜欢读书。爹总是跟他说，书是好东西，一读书，人就神清气爽。爹说这话的时候，村里人都在暗暗发笑，所以他听了这话就好像吃了一包老鼠药，走在日光下老担心药性发作。如果爹不读书，或许他不会背井离乡。爹从书中来，又回到书中去了。爹在书架上慢慢移动着，先是在一眼可以望见的地方，后来大概是嫌烦，索性躲到一排书的后面去。有一次，一个同事来借书，抽出一本巴尔扎克的《幻灭》，看到了后面那个黑乎乎的东西，不禁吓了一跳，问，这是什么？
　　 他说，是家父。
　　 比砖头还厚的《幻灭》咚地一声掉在地上。同事支支吾吾的，找了个借口，几乎是逃了出去。
　　 他不禁笑了起来，说，爹，没想到你死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大的威力，看来，时间在你身上倒流，你越活越年轻，倒像是我的小书童了。
　　 爹好像没做声。本来，他就是不爱做声的。
　　 行知把书柜抹得很干净。书也摆得有条有理。而且他的工作用书从来不上书架。他把书插回原处。大概再没有同事来向他借书了。他也讨厌别人来向他借书。书在别人那里，就像妻子被人掳去任人凌辱。被还回来时总是衣衫不整。
　　 行知年轻时有一个宏大的理想，那就是把自己一家的经历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从那个时代里走出来的人，只要是认识字的，大概有很多都想写长篇小说。
　　 为此他大量地读文学名著。他觉得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就是巴尔扎克，哪怕是那些罗罗嗦嗦的议论，他也喜欢。它们就像是厚厚的棉絮，夏天自然讨人嫌，可到了冬天，盖在身上就很舒服。有人说，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寻找自己的过程。他找到了自己，他是高老头，也是拉斯蒂涅，是吕西安，也是欧也妮·葛朗台。
　　 为了写长篇小说，从读大学时起，他坚持写了十多年日记。
　　 他经常像拉斯蒂涅那样在心里朝着什么地方喊道：“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
　　 这时他已经是县中学的教师了。爹娘还在乡下。两年后，娘死了，他才把爹接到中学来一起住。不然他负担不起。所以娘死的时候，他简直是如释重负似地松了口气。人都是要死的，他没什么好悲伤的。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爹不肯跟他去，爹说你都三十多了，还没找媳妇，我跟着你，你就更找不着媳妇了。他说，反正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加起来还有两个人。
　　 爹就流眼泪。
　　 爹自从有了轻度中风的迹象后，动不动就流眼泪。
　　 爹的眼泪，沿着满是皱纹的老脸往下淌。像是泥石流。混杂着眼屎，掉落的睫毛或其他，没有书上写的那么沧桑有美感。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讨人嫌。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他曾经多么风格秀整，或神气活现。
　　 实际上，关于爹早年的印象，行知已经完全模糊了。他只记得爹脖子上吊一块木牌或土砖，狼狈不堪地站在那里的样子。队长的哨子一响，爹哪怕正在拉屎，也马上把裤子提上跑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爹居然还叫他多读书，而他居然也听了。因为除了偷偷读书，他找不到其他的乐趣。他从不跟村子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书把他完全孤立了起来。按道理，他应该恨他爹的。队长的意思正是这样。队长跟他说，如果你踹你爹一脚，就跟你记别人一样多的工分。
　　 因为读了书，他没要那个工分。
　　 也因为读了书，他猜想队长不过是开个玩笑，想出他和爹的丑。即使他踢了爹，也不会加上工分，虽然干起活来他跟别人完全一样。不但人有成分的等级，看来力气也有。
　　 他只是凭着想象勾勒爹当年的样子。爹当年肯定比他长得好看。爹个子颀长，即使到了老年，也还皮肤白皙，静脉血管像蓝色的水草一样潜伏着，像是满把的才华。跟爹相比，他应该自卑。由于在生产队干了好几年农活，他浑身晒得焦黑。如果不是戴着眼镜，别人根本不会想到他是教书的先生。他记得配第一副近视眼镜时，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戴上了它。好像如此一来，他就可以脱胎换骨。
　　 爹说，是、啊，走，早该、走了。
　　 走的时候，爹甚至没要求到娘的坟上去看一眼。爹像趟在深水里，忽然在他前面很响亮地、扭扭摆摆撒开手脚猛跑起来，怕跑慢了就会被谁抓住。他的整个姿势有些变形。行知看了不禁骇然。
　　 他赶上爹，见爹睁着眼睛，用手按着胸口呼哧呼哧喘气。
　　 他知道，爹和娘的关系一直不好。哪怕在爹天天被批斗的时候。爹从外面披伤挂彩地回来，娘打水来给他洗脸，或给他泡上一杯猴子叶，他始终面无表情。但是，他们似乎也从没吵过什么架。他们中间像是有一块铁，他们谁也不去动它，既相安无事又冷若冰霜。哪怕是冬天，他看到爹和娘也是各睡各的，一个朝里一个朝外。有一次趁他们出去了，他偷偷掀开他们的被子，想把那块铁扔出去。当然他并没有找到铁块，但僵硬冰冷的被子简直比铁块还硬，好像从来没有人的气息。好像整个床就是一块大铁。
　　 他猜想爹的心是很硬的。娘病在床上等死时，爹依然戴着老花眼镜躺在竹椅上看书。来了烟瘾，爹就把烟丝按进烟筒里，再把黄裱纸折成条子，放在日光下用老花镜照。爹眯着眼睛，专心致志的样子不可侵犯。他不用火柴也不用打火机。过了一会儿，裱纸开始冒烟，爹拿到嘴边吹了吹，它就完全燃烧起来了。听到娘在屋里呻吟，他的手也没有发抖的迹象。吸完一筒烟，他才进屋去察看一下娘的状况。那一天，他翻了翻她的眼皮，没做声，出来，继续看书。有几个人从门口经过，他仍没做声。后来行知的一个堂兄过来了，他才说，侄子麻烦你上一趟街，把行知叫回来，他娘死了。
　　 娘的丧事是行知一个人操办的。爹坐在那里，好像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有时候行知也很生气，觉得爹太冷酷了。但不知怎么的，一看到爹坐在那里不可侵犯地读书，他的火气又消了。
　　 他怜悯父亲。
　　 他在心里把“爹”这个词换成了“父亲”，喉头立刻有些哽咽。
　　 或许，他同情爹更多一些吧。还是，父亲的命运更容易引起他的共鸣？
　　 他把书从爹手里抽出来，发现爹还是保持那个姿势。
　　 他这才知道，中风的苗头已经在爹的体内发芽了。
　　 在他预想的那部长篇小说里，他没有安排娘的位置。他将交待：娘在生下他后不久，就得病死了。他发现，没有娘，他的叙述会避开许多不必要的纠缠，而变得流畅。
　　 当初，爹究竟是被什么纠缠住了？他本来都已经上船了。爹懂天文地理，知道沿长江往下，过安庆、南京就是上海，到了上海，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他可以去台湾也可以去香港甚至美国。如果那样，他的命运就完全得到了改写当然也可能早早死于非命，但至少不会大半辈子被关在笼子里，一个满腹诗书的才子，居然被一帮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家伙牢牢控制了数十年之久。据说他从船上下来的原因很简单，他想起家里还有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然后急急下了船。这事在村子里一直被当作笑话被流传着。小时候他也信以为真。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明白，那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是他的娘。娘当时怀着他的一个姐姐。只不过姐姐只活了两三岁，就死掉了。
　　 有一段时间，村里的人经常谈到台湾，说那里很多人开始回来探亲。附近村子里还真有人回来了，其中的一个还是爹的熟人。村里人都去看热闹，说台湾佬带回来多少钱，给每个人分了多少。大家都恨不得自己家里早年也有人去了台湾。行知记得那几天，爹坐在那里像石膏一样僵硬。大概拿凿子凿他，也只能掉下一些白色粉沫。行知也设想过，假如爹去了台湾会怎么样，那些当兵的都发了财，像爹这样有文化的，大概就更不用说了。听说在那里读书人还是很吃香的，而且用的也是繁体字。因为不肯写简体字，爹几十年再没拿过毛笔。但这些假想对于他自己却不起作用，假如爹真的去了台湾，爹也许会过得不错，可是决不会有他。他的生命就完全从时空隧道里落空了。
　　 县中学分给他的房子只是一个套间，爹住后面，他住前面。爹还像在乡下一样，不愿出门，除了睡觉，就是坐在那里看书。行知把家里的老书都带来了。大部分已经被毁掉了，留下来的，其实也就是那么几本。残缺不全的子曰诗云，诸子百家。所以行知有理由怀疑爹读书已经是徒具形式而没有实际内容了。爹需要活在那个形式里，不然他活不下去。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公共厕场在操场对面，他给爹在房里放了一只塑料桶当便盆，用完就盖上。即使这样，房间里也弥漫着一股很浓的氨气。
　　 大部分时间，行知是呆在办公室里，或到同事家去串门。如果同事要到他这里来，他说别去了，我房间里味道可不好闻。
　　 爹虽出现了肢体中风迹象，但脑子并不糊涂。平时总把中间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怕有人来找行知。行知说没什么人来找，不要紧。爹似乎很生气，仍固执地把门关上。
　　 这时行知还是单身，谈过几次恋爱都没成功。不是别人嫌他年纪大没有背景，就是他嫌别人素质不高。他最长的一次恋爱谈了五年，最终还是因为对方家长反对而告吹。家长？是啊，那女孩子是他的学生。他教了她三年，女孩子考上了师专，毕业后分到了郊区一所中学教书，他们接着谈了两年。女孩子的父亲有一次带人找上门，说，你要是再去找我女儿，小心你的双腿！那几个人朝他瞪了一眼，还示威性地摸了摸怀里，好像那里藏着什么凶器。
　　 他选择了放弃。他对那个学生说，生命毕竟比爱情更重要，他不能冒这个险。女学生满腔热血，说，我们逃走吧！他说，逃到哪里去？逃走了，我就没有工作了，你知道我的工作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吗？女学生就捂着脸跑掉了。
　　 那时人口的流动还不自由。如果是现在，他会不会跟对方私奔？这个问题他似乎从来没想过，由此可知，答案是否定的。对于他来说，恋爱和结婚是人生的必需，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他不是浪漫主义者，也不是伤感主义者。虽然他读的那些书很容易把人培养成浪漫主义者和伤感主义者。
　　 恰恰相反，他从里面只学到了实用。
　　 他书教得很好，不然进不了县城。当然光靠书教得好也没用，还要看人际关系。可一个把巴尔扎克、萨克雷和莫泊桑读得那么熟的人，处理这些关系还不是小菜一碟？一个人，如果跟单位上的人搞不好关系，那简直没法活下去，要么滚蛋，要么被逼疯。这是他的切身体验，以前他在村子里为此大吃了苦头。
　　 行知读大学之前在生产队里当过好几年“社员”。因此他的皮肤一直是黝黑的，仿佛被太阳烤焦了。后来，可以参加考试了，他去学校“复习”，不敢说是去读书，而是说去外面学手艺。为了让村里人相信，他还真的带着一只木匠箱子，里面刨、凿、锯、墨线都有。他不敢在本乡里读，而跑到很远很偏僻的一个学校去。到了学校，把木匠家伙往床底下一放，就去上课。到了星期六，又扛着木匠箱子回来，把课本藏在箱底下。要看书，让爹在门口打掩护，手里拿一本老书吸引村里人的目光，他躲在屋子里看书，窗子小，别人看不到。只是光线暗，又有很多蚊子，把身上叮出很多红疱来。
　　 但报考时，要生产队和大队里盖章。第一年，他们不肯盖章，不但如此，还要他写检讨书，说他不该满着队里去读书。不能再到学校去复习了，只有在家里偷偷干。怕灯光从窗子里漏出去，他用纸把窗子严严实实糊上了。为了防蚊子咬，他把脚浸在水桶里，这使他得了脚气。同时这也使他后来根本不怕蚊子，无论蚊子在身上叮咬多久，他都没反应。第二年他考上了，大队里把通知书瞒下来了。他不能再等了，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不然他的精神会完全崩溃。他不得不改变了策略，打通了关节，第三年，终于把通知书顺利地拿到手。村里人知道他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几乎被气疯了，他们名义上来贺喜实际暗暗在他家的桌凳茶碗上使劲，像是练了一种传说中的厉害功夫，他们走后不久，刚才还站得稳稳的凳子忽然瘸了一条腿摔倒在地，茶杯忽然尖叫了一声把剩下的茶水吐了出来。事情还没有结束，几天后，公安局的人找上门来，说他是小偷。原来村子里有人想阻止他上大学，便跑到公安局去诬告他。幸亏当时公安接到类似的举报较多，处理起来也比较谨慎，最终在他去大学报到前查明了真相。
　　 那年春节，他在大门两边写了一幅对联：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让村子里的人看去。他不怕得罪他们了。
　　 可村子里的人是那么好得罪的么？娘死的时候，村里人发威了，不肯出力。谁家不会死人呢？人死了，都是村子里的人帮忙抬上山。谁有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背得动棺材？可村里人不肯抬他娘上山了。他气得浑身发冷。后来还是爹说了话，爹站在塘边，对老天呼号：村里人要是不抬死人上山，他就把尸体停在门口，让它发臭，反正村子里还没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