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

“我的朋友李朝阳逃离那个千年古村是在他十九岁那年的一个中午。”他刚写下这么一句，手机就响了。
　　 父亲说，是家训吗？你们今年回不回来过年？
　　 他说，回啊，再过两天就去买火车票。
　　 父亲说，我和你妈明天就下乡，明天过小年。
　　 他说，是啊，过小年。他又说，妈还打牌吗？叫她少打一点。
　　 父亲说，没打，这段时间没打。
　　 他说，牌打多了伤颈椎。
　　 母亲跟父亲住到县城里后，居然迷上了打麻将，前不久颈椎出了问题。他对母亲说，尽量少打牌，长时间坐在那里不动，对颈椎是最有害的。母亲总是否认她打了牌。一个在他的印象里曾挑着湿重的谷担、头发上沾着金黄的草屑、在田埂上快步如飞的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忽然变成了一个不打麻将就像掉了魂的人，他觉得不可思议。
　　 父亲挂了电话。父亲是个没多少油盐话的人，从不问你们在那边好吗孩子们还好吗。有几次，是儿子接的电话，父亲在那头问你爸爸在不在家？儿子说爸爸妈妈到超市里去了，父亲二话不说就把电话挂了。父亲当过兵，说话的风格跟枪杆子差不多。哪怕父亲打的是他的手机，也仍然要问：是家训吗？是家训吗？他打父亲的手机，父亲也总是那么一句：喂，哪个？他很奇怪，即使父亲不看来电显示（父亲的视力出奇地好），怎么连他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呢？他说话的声音其实很像父亲，不但说话，连走路、穿衣、甚至一些饮食习惯都像。那些遗传性的东西经常像小动物似的从他身上跳出来，每看到它们，母亲便拿一种别样的、有些洋洋得意的目光望着儿媳方玉莲，仿佛它们是她特意喂养出来似的。这时，奥地利人弗洛伊德的部分理论在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村妇女身上得到了强烈的体现。可父亲怎么连自己的声音都认不出来了呢？于家训不禁怅然若失。
　　
　　 父亲今天打这个电话是有渊源的。去年，他和老婆孩子没有回去过年。本来是准备回去过年的，但方玉莲忽然跟他说，家训，我们来试一试，就说我们今年不回去过年，看看你爹娘怎么说。方玉莲这样想是有原因的，因为前年在乡下过年时，孩子们觉得乡下不好玩，没有电脑游戏也没有体育频道，便说下次不回乡下过年了。母亲说不回就不回，刚好被方玉莲听到了。本来，母亲随口的一句话，她是没必要记在心里的，这又是有渊源的，那就是，方玉莲觉得他父母对儿子还有两个孙子根本不关心。不但不关心，简直称得上冷漠。方玉莲说他们对我不好情有可原，毕竟我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可对你和儿子不好就说不过去了，俗话说隔代亲，可他们，隔了代也不亲。于家训说，那爷爷怎么办？祖父八十多岁了，由于和家训父母处理不好关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乡下生活。方玉莲说反正我们过年后还是会回去的。于是他跟母亲打电话，说在省城过年，没想到，他一开口，母亲就答应了，仿佛她一直在等着他这句话似的。他暗暗吃惊。看来，方玉莲真的比他更了解他母亲。母亲怎么会答应得这么快呢，按道理，她是要用很蛮很重的口气要他们回去的。但马上，他又为自己的想法内疚，毕竟是父母，他怎么能在他们头上使心眼子呢？他觉得自己过分了。这种内心的矛盾也由来已久。他既想知道父母是不是爱他们，但每次验证之后又深感后悔。方玉莲说，怕什么，他们把爷爷扔在乡下不管，我们没向他们学习，对他们这样，已经算是不错了。他在心里说，不，这绝对不算好的。那么，究竟怎样做才算好的呢？在内心里，他还是想暗暗给父母一点惩罚，因为他们对祖父太不像话了，可他有这样的权力么？有时候他只有通过自虐来求得心理平衡。仿佛他是父母所生，虐待自己，也就从某种程度上惩罚了父母。
　　 结果那个年就过得没滋没味的。那是他们在外面过的第一个年。他仿佛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从腊月三十到大年初八上班之前，他哪儿也不愿去，只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其他时间就呆在那里看碟子。最终让他同意方玉莲的决定，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也嫌回去过年麻烦，挤车不说，还有许多应酬。他早想把这个陈规打破。就像他和方玉莲结婚时那样，叫来一帮同学，废除了村里野蛮地闹新房的陋习。可人就是这么怪，回去过年嫌烦，在外面过年又怕冷清。除了看碟子，他就是打电话。他莫名其妙地打出了许多电话。有的是可打可不打的。他的突兀一定会让对方觉得奇怪。他跟方玉莲说，不管怎样，今年下半年还是一定要回去过年。
　　 方玉莲可能也感到委屈和无趣，后来在跟他妹妹通电话时不免把没回去过年的原因透露了一点点。消息很快传到了母亲耳朵里，她马上打来电话，又是哭又是闹的。于家训也很生气，讲了以往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并讲到在祖父和父亲的矛盾里，母亲起了很坏的作用。最后他根本听不清母亲在说什么，只听见歇斯底里的一团。他摁了电话。再听下去他担心自己会疯掉。他早就想心平气和地跟母亲谈谈家里的事，没想到却是以这种方式。事后他又很自责。过了一个多月，他才跟父母打电话，虽然彼此间，慢慢恢复了以前的那种正常语气，但似乎都在小心回避着什么。
　　 决定回去过年后，在放假前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每天吃了晚饭，他就拉着方玉莲到各大超市和商场去买东西。祖父、父母、岳父母、姑妈、妹妹、外甥等等，都要买一点东西给他们。岳父母好说，他们从不挑剔。祖父也好说，只要买酒就行。让他为难的是母亲。她现在不但迷上了打牌，还迷上了商场里那些五花八门的口服液。她曾多次向他暗示了这一点。虽然于家训对这类保健品不以为然，但和方玉莲还是买了其中的一种。仿佛在和母亲赌气。
　　 每天买一点，结果到准备动身时，已经有了一大堆东西。他和方玉莲看着发愁。他还带了两本书，一盒速溶咖啡。他把手提电脑也带上了，预备着回去写点东西。方玉莲说，像以前一样，拿的好看，结果什么都干不了。他说这次是下定决心了，尽量减少应酬，有空就看书，写东西。他想利用过年这段时间，把李朝阳的故事写出来。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背景和道路都差不多，分别在不同的地市师范毕业，在乡下教过书，又从乡下走了出来。李朝阳的事情又是发生在过年的时候，或许，这样更容易找到感觉。
　　 放假前半个月，县里一个叫童子京的朋友打来了电话，问他要不要车，他说到时候再说吧。方玉莲怂恿他给童子京打个电话。他想了一下，给童子京发了一条短信，问他这两天是否来省城，如果来，他一家人想搭个便车回去。他觉得还是发短信好，可以让对方考虑，也显得自己不是那么火烧眉毛。如果对方万一不想来，还可以装作没收到短信。果然，童子京回短信说，这两天忙着跑上面，没空去省城，但市里是随时可以去的，他可以派车到市里去接。于家训后悔发了那条短信，但现在，既然开了口，不让对方来接一下，似乎又不好，会让对方以为自己生了气，于是他回复道：那好，我们坐明天的火车，到时再打你电话。
　　 第二天，他们一家人拎着大包小包挤上火车。不用说，人很多，那么冷的天，他居然出了一身汗。还是当官好，不用挤车。是啊，他怎么就没有当官呢？他给童子京发短信：火车十点半到站，我在出站口等。
　　 他们站在出站口。风很大，他们想找个避风的地方，又怕对方找不到。从乡下到县城要十五分钟，从县城到市火车站要二十分钟，如果车已动身，很快就会到的。不停地有人来问他们要不要车。车站广场上全是包裹和人，有的看上去不像是人在背着包裹，而像是包裹自个长了脚在顶着风移动，行人脸上都是那种焦虑而急切地扑向什么的神情。按道理，车子半个小时内会到，但足足过去了四十分钟，还没见影子。他后悔不该要这个车。马上过年，人人都很忙。如果他们到汽车站坐中巴，说不定早到了。那他为什么要麻烦人家呢？他并不是一个喜欢麻烦人的人。早在他教书的时候，二叔就跟他说，现在机遇这么好，我和教育局柳局长建立了联系。但他一直懒得去做。可这次，他麻烦人家，一是路上车多人挤，二则，或许他潜意识里希望有一辆小车送他回去，把他们送到村口，使他们不必像普通打工仔一样背着大包小包狼狈不堪地出现在村里人面前。
　　 说起来，他还是有虚荣心的啊。
　　 结果童子京弄了一大桌人来陪他。童子京一个劲地向人介绍这是省里来的作家，让他很不自在。他想，以后再也不敢麻烦这位仁兄了。童子京又说，他前不久其实去过省城，找省政府的一个秘书长，他们关系很好。于家训点点头，他觉得童子京这话不是说给他而是说给其他人听的。在座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乡长股长局长和办公室主任。他们一个劲地敬于家训的酒，如果不是方玉莲监督着，说不定他就喝多了。好不容易吃完了饭，童子京才放他走。从县城到村子里还有二十多里路，离村子里越近，路越不好走。如果下了雨，车子根本无法进来。他不停地听到泥沙和石子飞迸的声音。车子几乎一直开到了家门口。孩子们喊叫着，围着车子看稀奇。大人也从屋子里出来了，倚着门框或站在路口。他带着老婆孩子在村里人的注视下从小车里走了出来。
　　 虽然为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可耻，他还是不自觉地把动作放慢了一点。
　　 祖父见到他们，一个劲地擦眼睛，好像担心看不清楚。祖父的粗布袖口，很快就把眼睛擦得红红的，像兔子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不敢正面看他。母亲在和方玉莲说话。他问母亲，爹呢？母亲说，今天给单位上的退休职工送工资。他和方玉莲把给祖父还有父母买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看到了口服液，母亲的眼睛亮了一下。方玉莲笑着朝他努了努嘴，他装做没看到。
　　 晚上，几个邻居来坐。于家训知道，表面上他们是来问祖父一些事情，实际上是来打听自己的情况的。他们抽着他敬给他们的烟，小心翼翼说道，家训啊，下午送你们来的车子是县里的吧？我们村里，还没有谁让县里的小车送过，你是第一个，为村里争了光，你在省里嘛，就是比他们大。
　　 父亲想再次给大家续茶时，被母亲用眼色制止了。大家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祖父每天这时候早已睡了觉，今天高兴，陪着坐了这么晚。送走村里人，家里人也陆续上了床。于家训冲了一杯咖啡。方玉莲说，今天你不早点睡啊？他说，我睡不着，你先睡吧。方玉莲往火钵里加了两块炭，说，别弄太晚了。
　　 于家训用力吸了吸鼻子，闻到了记忆中熟悉和想念的家的气味。那是童年的气味，过去岁月的气味，亲情的气味。他小时候在梁柱上画的人头像还栩栩如生地在那里。将近三十年了，头像居然一点没变，像是隐藏在岁月深处的一个顽童，以恶作剧般的顽皮神态看着时间流逝，人物生疏和衰老。于家训觉得鼻根发涩，但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的多愁善感。这天似乎过于漫长，从省城到乡下，从成年到童年，时空交错恍惚，真有一日百年之感。他迟疑着打开了那台手提电脑。
　　
　　 “我的朋友李朝阳逃离那个千年古村是在他十九岁那年的一个中午。”他重新看了看这个开头，觉得形迹可疑，让人想起曾一度流行的先锋小说。
　　 李朝阳的那个千年古村，他也去过。那次李朝阳跟他打电话，说于家训，你不是一直想到我们村里去看看吗？刚好有一个机会，你跟我去吧。它有没有一千年我不清楚，反正现在一提到古村就必然要在前面加一个“千年”，好像也成了一种级别似的。这几年到我们村去考察、拍照的人不少，县里的领导经常带人过去，用的是公安局的那种越野吉普，其他的车子根本进不去，只能停在山外，听说那些专家把我们古村的研究已经提到了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高度。去吧，你去看看，说不定也会有些收获。他说，别以为我在跟什么风，我可不是一个喜欢跟风的人，我想考察的是另一种东西。李朝阳说你想知道什么？他说我想调查一下你们那里的孩子是怎么上学的，老师又是怎么教书的，然后写一篇类似于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那样的小说。前不久他去了一个被称作“桃花源”的深山里，作协组织大家去采风。他对那些牵强附会的景点没有兴趣，却忽然被一件事打动了，他听说因有的人家不肯迁到山下，交通极为不便的半山腰上还留有一所小学，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民办教师已经在那里呆了大半辈子。他当时很想去实地查看一下，无奈其他人的兴奋点都不在这里，他一个人又不熟悉路径。回来想到李朝阳的老家也是在深山里，便跟他打了个招呼，要他回去时带上他。他想两者肯定有相似的地方，再说那里不也走出了李朝阳这样的人物么？他把自己的打算一五一十告诉了李朝阳，谁知李朝阳忽然有些不耐烦地问，艾特玛托夫是谁？
　　 他说，你当然不一定知道艾特玛托夫，但前苏联就是那么一个奇怪的地方，既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布尔加科夫那样的作家，也出瓦西里耶夫和艾特玛托夫那样的作家。用我们的话来说，是非主旋律的东西写得好，主旋律的东西也写得好。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高尚的、理想化的东西同样让人着迷，就像音乐中的高音。他是喜欢听西洋歌剧、宗教音乐，喜欢听高音的。李朝阳对文学了解得不多虽然他也曾幻想过当作家。现在他感兴趣的是法律，是省城少有的最具市民意识的律师之一。他是这么评价李朝阳的。正如李朝阳有时会跟他一起探讨文学问题，他有时也会跟李朝阳一起探讨法律问题。他说，促使司法的进步除了国家机器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法律的蛀虫，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揭示了法律的盲区和漏洞。现在我们中国人缺乏的不是精英意识也不是平民意识而是市民意识，最有害的是农民意识和小市民意识。市民的数量虽然在急剧增长，市民意识却没有增长，甚至整个还处在萌芽状态。在他看来，市民意识的核心就是积极参政议政，关注公益和公共事业。没有强大的市民意识，所谓的民主与法制大概只有词语学上的意义。因此他一直很看重李朝阳这个朋友。作为一个律师，李朝阳没有背叛过自己的职业道德，向来以两类事情闻名省城，一是和政府部门打官司，二是义务帮民工打官司。法院和一些单位的领导看到他都头痛。尤其是那些企业老板和工程承包商。有一次，他听说一个民工在给一个老板卖了三个月苦力后，不但没拿到一分钱，反被老板叫人打了一顿，饥寒交迫，只有在立交桥下过夜，他怒不可遏，给一家报社打了电话，并协助民工要回了工资和相关赔偿。还有一次，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农村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被医院赶出去耽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他找到受害人，提出义务帮对方打官司。为此他受到了医院的威胁和来路不明的袭击，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头部。李朝阳曾这样说道，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民，虽然许多时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感情还是很特殊的。去年五月份，他几乎和城管大队打官司。他下班时看到一位卖菜的农妇被城管人员在地上倒拖着，脸上有血，衣服也被撕被了。城管人员认为农妇卖菜有碍市容，会影响到创建文明卫生城市。李朝阳上前干涉，结果城管人员的拳脚雨点般落在身上，而那位农妇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他冒着危险再次为农妇讨要说法。让他没想到的是，农妇和她的家人怎么也不肯跟城管大队打官司。本来市报要报道此事，但不知怎么的，忽然撤了版。于家训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题为《幸亏城管手下留情》的讽刺文章发表在广州一家报纸上，大意是说，城管人员大概认为那位农妇卖菜后不应该挑着担子而应该打的回去，不管怎么说，他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手下留情，没有把李朝阳打死，不然我们这座城市，会失去一位优秀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