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烟

胶东乡下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喜欢把抽烟说成“吃烟”。一个“吃”字，形象地描绘出抽烟时的贪婪以及烟在生命中的不可替代。老黑年纪不算太大，也把抽烟说成“吃烟”。烟荷包天天拴在腰带上，口袋里总是揣着儿子北京用过的作业本，什么时候想抽烟了，就从作业本上撕下两指宽四指长的窄条，再从烟荷包里捏出一小撮烟末，在纸条上撒均，认真地卷出一个喇叭状的烟炮。然后他用火柴或者火绳点上火，深吸一口，让烟的浓香充满整个肺部。独特的舒适感觉迅速渗到老黑全身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丝肌肉每一个细胞，老黑眯着眼，尽量让这种美妙的感觉延长。多年后老黑对自己的儿子北京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喜欢享受的人——烟瘾大的人，都喜欢享受。他的话让北京的泪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
　　 北京三岁那年，老黑的媳妇桂莲得了一场大病。老黑推着地拱车，将她送到乡医院，几天后又把她送到县医院，热热闹闹地治了一个多月，病仍然没有治好。没有治好，却也死不了，天天歪在炕头上，低一声高一声地呻吟。那呻吟很有节奏，贯穿整个村子，村人完全可以用她的呻吟声当时钟。老黑的日子本来就紧巴，让她这一搞，更是雪上加霜。猪圈里的肥猪，鸡窝里的鸡蛋，打下的粮食，挖到的山货，全都变成一副一副的草药，让她的生命可以一天天延续下去。手里没有了闲钱，老黑抽烟就开始限量。最初他把烟荷包扔在家里，下地干活时硬撑着不抽，等回了家，手不洗水不喝，先卷上一炮烟“吃”。后来烟荷包越来越瘪，终于彻底变得空空荡荡。空了，他就不再去装。他把烟荷包翻过来，用指甲刮净上面的烟末，卷起最后一炮烟。那炮烟小得可怜，点上火，就烧到了手指；挪开手指，又烧到了嘴唇。老黑贪婪地吞吸着最后一口烟，直到把嘴唇烫出一个三角形的白色水泡。
　　 偶尔下地，村里人会递给他一支烟。卷烟。老黑接过来，用最快的速度点上火，用最猛烈的节奏吞食。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盒火柴，尽管这盒火柴能够用上的机会很少。老黑抽卷烟时，一定要把烟头朝下，拇指和食指捏紧靠近烟头的位置。青灰色的烟呛上来，两根手指于是被熏黄，烟味深深地渗进皮肤。晚上睡觉时，老黑一遍遍把两根手指放在鼻子上闻，闻到后半夜，仍然睡不着。老黑低低地骂一句：“这他娘过得什么日子？”披了衣服，来到院子。他就着月光，把院角的干东瓜蔓折成香烟的长短，回炕头坐下，点燃一段，深吸一口，呛得连声咳嗽。病怏怏的桂莲被呛醒，呻吟两声后，突然开始了破口大骂：“抽抽抽，你抽死算了！”骂两句后，就不再吱声。老黑掀了被子，见她满脸是泪，月亮下晶莹一片。
　　 把东瓜蔓当烟抽，是胶东乡下的孩子们常玩的游戏。秋后农民们摘光东瓜，将东瓜蔓割下，随便堆在墙角，当成做饭的柴火，便有顽皮的孩子将干东瓜蔓折下一段，点着火，吸一口，从鼻孔喷出白色的烟，很有些抽烟并且是抽卷烟的样子。老黑自从断烟，就天天抽它，在夜里，偷偷摸摸，像做着亏心事。有时桂莲被他呛醒，他忙说：“我能从冬瓜蔓里吃到香喷喷的烟味。”他的话也许是真的，因为他抽冬瓜蔓的时候竟不再咳。他眯着眼，大口吞吐，真有了非常享受的样子。后来他不断试验，抽麦秸管，抽松柴油，抽辣椒叶，抽地瓜蔓……他抽过乡下所有能够点着的东西，甚至包括干燥的牛羊马粪。最后他得出结论，只有两样东西可以代替真正的烟，一是东瓜蔓，一是辣椒叶。“东瓜蔓劲小，烟滑，有香味；辣椒叶劲大，烟硬，不过不香。”老黑笑着对桂莲说。于是桂莲在呻吟的间隙里哭着骂他，说他再这么抽下去，肯定会死在自己前面。骂两句后，又把头扎进被子。
　　 可那些毕竟是冬瓜蔓和辣椒叶，代替不了真正的烟。馋极了，老黑就出去串门。老黑常去的是老七婆家，老七婆有一杆长达两尺三寸的旱烟袋。旱烟袋紫铜烟锅，白玉烟嘴，刷着紫红色油漆的细细的竹烟杆。它倚在炕头，就像一杆威力强劲的枪。这杆烟袋让老黑羡慕不已，他常常对桂莲说，如果能用这杆烟袋美美地吃够烟，少活个三两年，都值。旱烟袋是老七爷生前的专用，他死后，这东西就成了老七婆的宝贝。老黑来了，坐在炕沿上，大着声音和老七婆说话。老七婆的屋子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那气味像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腐烂发霉，又像在她的被窝里藏着一只死去多日的肥硕的老鼠。可是当老黑为老七婆点上一铜锅旱烟，屋子里便立刻充满了诱人的浓香。老黑的脑袋扎在烟雾中，两眼一点一点地闪着光芒。老七婆说：“大侄来两口？”老黑说：“好！”——心里早盼着这句话。老七婆把烟袋递过来，老黑两手接了前端，在老七婆的帮助下，把烟袋划出一个美妙的半圆，然后那玉烟袋嘴儿就被他含在嘴里。老黑抽烟时喜欢眯上或者干脆闭上眼晴，他说只有这样才像享受的样子。有时老七婆会慷慨地给老黑装上满满一锅烟，并帮他点上火。老黑贪婪地吸着，似乎要把长长的烟杆都吞到肚子里。
　　 到北京能干些农活的时候，赶上星期天，老黑就会带着他下地。北京很懂事，他的作业都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他对老黑说这样可以帮家里省些煤油。有个星期天正赶上镇上大集，早上老黑对北京说：“今天不用你下地了，你去集上拣些烟头回来吧……偷偷拣，别被人看见……”北京不解地问：“怎么能不被别人看见？”老黑说：“你自己想办法吧。”就扛着锄头出了家门。他走得很快，步子迈得很大，腰弯得很低。——最后一次抽烟，还是半个月以前，在老七婆家，满满一铜锅。那锅烟让老黑抽了整整半个钟头，直到把旱烟杆里面黏糊糊的烟油子都吸出来吃掉。白天老黑一遍遍嗅着自己的手指，可是那上面已经没有了一丝烟味。老黑坐在地头，把手指在石头上搓热，再闻，还是闻不到烟味。太阳还没有落山，坐立不安的老黑就扛了锄头回家。老黑在院子里闻到一股烟的浓香，他扔下锄头，急匆匆冲进屋子，就看见灶台上堆着的二三十个小烟头。北京坐在灶间的板凳上，手里擎着烧火棍，嘴里叼一个冒着烟的烟头。见老黑回来，他指指灶台，兴冲冲地说：“看，拣了这么多！”话说的快，嗓子被烟呛了一下，人剧烈地咳嗽起来。老黑走到北京面前，一脚将他踹倒。老黑大声吼叫：“谁让你学吃烟？”北京从地上爬起来，委屈地说：“我没吃烟！我只是想尝尝。”嘴里仍然含着那个烟头。老黑上前一步，再一脚把他踹倒。北京的脑袋重重地磕上板凳，殷红的鲜血顺着耳根流淌下来。北京吓傻了，他不明白他爹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为什么打他。老黑抓起灶台上那些烟头，填进灶坑。灶坑里的火烧得正旺，那些烟头竟像鞭仗一样“噼噼啪啪”地响起来。桂莲挪下炕，捂着北京的脑袋，脸色苍白。“你犯什么神经？”她大声骂老黑，“北京像个要饭的一样在镇上给你拣了一天烟头，中饭都没回来吃，你怎么下得了手！”一个遗落的烟头滚到她脚边，她伸出脚将它搓得稀烂。“再让你抽再让你抽！”桂莲骂着烟头，“你抽死算了抽死算了！”老黑不理桂莲和北京，转身去了院子，在一个树墩上坐下。他坐了很久，一滴泪挂在眼角，硬撑着不掉下来。
　　 夜里老黑再一次爬起来，端着萤火般的煤油灯去到灶间，把那个踩烂的烟头仔细地收拾起来。他用那些可怜的烟丝卷成一只跟牙签差不多大小的烟炮，在煤油灯上点着火，急急地吸一口。只一口，就烧到了牙齿。烟吸到嘴里，并不吞下去，老黑含着这口烟，重新爬回炕上，闭上眼睛，一丝一丝吝啬地吞咽。一口烟吞了很长时间，老黑从睡梦中醒来，腮帮子仍然是鼓着的。
　　 有时桂莲对老黑说：“我的病别治了。”老黑急忙说：“这是说的什么屁话呢？”桂莲说：“不治了，你和北京还能过几天好日子。”老黑笑笑说：“等北京初中毕业了，咱俩就轻松了。到时你去大医院，我吃好烟。”桂莲叹一口气，端起碗，喝一口药汤。桂莲的面前雾蒙蒙一片，她盼望北京能够早点初中毕业。
　　 可是北京初中毕业后，又考上了高中。老黑咬咬牙，决定再熬三年。可是北京高中毕业后，又考上了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欣喜若狂的老黑请了全村人到家中吃饭。那天老黑买了两整条卷烟，全部拆开，一张桌子上扔两盒。老黑说乡村们使劲吃使劲喝使劲抽。他反反复复说着这一句话，说到最后，下巴几乎掉到了腋窝。那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村里人都说老黑有福气。他们听了老黑的吩咐，使劲吃使劲喝使劲抽，待他们离开，老黑只从桌子上收起了小半盒香烟。那几根香烟被老黑塞到枕头底下，一直抽了三个多月。
　　 大二那年暑假，北京为自己找到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上推独轮车，把砖头一块块搬到车上，推到不远处，再一块一块卸下，摞整齐，可以赚三分钱。后来头儿看他干活挺卖力，人又老实，就让他晚上睡在工地上看着工地，一晚上给他七块钱。头儿嘱咐他一定要看好每一包水泥每一根钢筋每一块砖头每一粒沙子，北京拍拍胸脯说：“您就放心吧。”前两天夜里，工地上安静得很。第三天，正睡着觉的北京突然听到拖拉机的“突突”声，忙爬起来，看到两个男人正往他们的拖拉机上装着沙子。北京跑过去，大声喊：“住手！”一个男人停下手里的铁锹，不满地对他说：“你嚷什么嚷？”北京说：“不准偷沙子！”男人就从口袋里摸出两盒香烟递给北京。北京看到烟盒上写着“红塔山”，他知道这是高档烟，可是他不敢接。男人说：“这沙子是你家的？”北京说：“我在这里看工地。”男人不麻烦地说：“我是问你这沙子是不是你家的？”北京说：“那倒不是。”男人说：“这不就对了？既然不是你家的，谁用了不是用？”他们说话的时候，另一位男人始终没有停下手里的铁锹，一拖拉机河沙很快装满。男人晃晃手里的香烟，问北京：“还要不要了？”说完去取摇把，做了要走的样子。于是北京伸出手，接过那两盒“红塔山”。北京的心怦怦地跳，跟着拖拉机的节奏，一直蹿到很远；他把烟揣进口袋，口袋又跳起来；把烟塞到枕头底下，枕头跳得更快……
　　 寒假时回家过年，北京把这两盒烟捎给了老黑。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老黑接烟时的样子。老黑的手哆嗦着，脸上却是经过夸张的蛮不在乎的表情。他盯着烟盒上的字看了很久，才小心地拆开封口，提出一根，让桂莲帮他点上火，慢慢地抽。那个下午他再也没说一句话，那个下午他只抽掉三根烟。晚上他揣着那盒烟去老七婆家。他第一句话就是：“北京给我捎了盒好烟，你也尝尝。”
　　 第二天老黑还揣着那盒烟，在村子里到处逛。碰上人，他就会递上一支，说：“北京给我捎了盒好烟，你尝尝。”有村人抽完，说：“味道不大对。假的吧？”老黑就火了，他说：“就你那鸡屁股能抽出啥叫好烟？”村人不识时务，回了一句：“‘红塔山’我以前抽过，不是这个味。——烟肯定是假的。”老黑就和他争吵起来，到后来越吵越离谱，竟然动起手来。老黑把村人摁倒在雪地上，抡起巴掌左右开弓。“让你再胡说八道！”老黑一边抽他的耳光一边说，“让你再说烟是假的！”
　　 另一盒烟，老黑一直留到了过年。过年他也舍不得全部抽光，大多时他会把一根熄灭的香烟夹在两指间，那只是一种抽烟的象征。他不知道最后一根烟抽完以后，下一次抽烟，会是什么时候。
　　 终于熬到了北京大学毕业。北京最终留在城里，成了城里人。桂莲在他毕业前的一个月里死去，临死前她不停地叫着老黑的名子，叫着北京的名子。桂莲熬了二十多年，终于没能熬到“去大医院”。二十多年来，桂莲按时喝老黑为她熬制的药汤，按时大声地呻吟，按时对老黑展开一轮又一轮声泪俱下的叫骂，却并没有按时死去。那些药汤让她多活了二十多年，二十年多里，她是老黑的希望和累赘。
　　 北京在毕业后的第二年里赁款买了房子，然后通过对老黑的思想工作，把老黑也接进了城。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老黑来他这里住，每天都有两盒香烟抽。北京说到做到，接来老黑当天，他就为老黑买了整整一条香烟。烟是好烟，放在茶几上，老黑随抽随取。那天老黑坐在沙发上整整抽了一天，一根接一根，中间没有停顿。晚上北京回来，眼睛就睁不开了。客厅里腾云驾雾，他几乎是摸到老黑的。“又没有人跟你抢，你慢点抽。”北京心痛地说。“我抽得不快。”老黑说着，又点起一根。老黑一边抽一边咳嗽，一边咳嗽一边抽。一开始北京以为他是烟抽得太多，没太在意，可是几天过去，老黑的烟抽得不再那么凶，咳嗽反而更加厉害。于是北京跟老黑商量，说领他到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没事，就放心了。老黑一听就慌了，头摇得像拨浪鼓，“不去不去不去。”他点着一根烟说，“花那些冤枉钱干啥？”
　　 可是老黑还是被北京硬拽去了医院。那是十几天以后，那几天夜里老黑咳嗽得几乎睡不着觉。医生忙了一个下午，然后郑重地对北京说：“只要按时服药，暂时没什么大事。——不过，烟是不能再抽了。”那时老黑就坐在旁边，他急忙对医生说：“家里还有三五盒好烟，等我抽完再戒，行不行？”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如果想多活几年，一根也不能再抽了。一口也不能再抽了。”说完给老黑开了药方，又忙别的去了。北京去窗口抓了药，和老黑坐出租车回家。车上的老黑叹一口气，说：“不让吃烟，多活一千年还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