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的关键词：胃

我有一个坏毛病，生活无忧无虑时爱奢谈思想。仿佛人活在世上，就是靠空洞的思想支撑着的，否则，我们的肉体就会像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一样轰然倒塌，成为一滩泥。然而，当我回到故乡豆村，和饱经沧桑的老人坐在一起聊天，偶然翻动五十年前的那几页乡村野史，竟把“高贵的思想”忘到爪哇国去了。此时，胃囊里翻滚的全是食物：野菜、树皮、糠团、浮萍……
　　 由此我想，食物和胃往往比思想更深刻。一部中国农民史，每一页上都记载着与食物有关的苦难与暴力，而非什么思想。
　　
　　 一
　　 1958是一道坎。
　　 1959又是一道坎。
　　 翻过这两道坎的人们，已经元气大伤，走起路来像秋风中的芒草，头重脚轻，身子摇摇晃晃，似乎风力再稍大一点，就会倒地永不再起。但是，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梦想：前面或许是一马平川了。
　　 在一片呻吟声中，1960缓缓降临。
　　 这年的春节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足有尺把厚的积雪，把大地上所有能够掩盖的东西全部掩盖了起来，包括人们惊悚的记忆。也许因为还活着，人们自然就多了几份侥幸，还有几分不可名状的期待：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吃饱之后即便倒下了，也是个面容安详的饱鬼。饿鬼的面目实在太可怕，眼窝深陷，严重塌陷的两腮更突出了嘴巴的空洞和幽深，仿佛能吞下一头猪或一头水牛。
　　 我骨瘦如柴的爷爷已经具备了饿鬼的形态，他躺在稻草铺就的床上一动不动，有几次我们都误以为他死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听见簌簌的落雪声，挣扎着爬起来，让我搀扶着来到门口。他要亲眼看一看新年的第一场大雪。也许是他的最后一场雪。面对着银装素裹的世界，爷爷泛着菜青色的脸上露出几丝隐秘的笑容。我问他笑什么，他说有救了。我奶奶冲了他一句，又不是下面粉！爷爷含混不清地咕隆道，这不等于下面粉嘛。那时我还不满六岁，不知道大雪和面粉有什么关系。爷爷摩挲着我的脑袋说，豆子，你就等着吃白面馍馍吧。
　　 没有了大红对联，没有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和一拨又一拨拜年人的身影，年是沉闷、死寂的。所有的村庄仿佛都像坟场一样安静。也许是有了这场象征意义的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爷爷，他让我姐姐取下挂在山墙上的那杆锈迹斑斑的猎枪，往枪管里胡乱装填了些黑色的火药，几番想把枪举起来，终因体力不支而未能如愿。姐姐说，今年就免了吧，放不放(枪)都是一回事。爷爷摇摇头，固执地将枪管搭在院子的土墙上，煞有介事地朝飘雪的天空扣动了扳机。响声是巨大的，想必十里八村都能听得见。这是1960春节唯一的响声，不然，村庄就真的死了。也许是很久没有闻到反草的香味了，火药散发出的硫磺气味就显得特别诱人，我和弟弟不停地抽动着鼻子，想把那幽幽的香味全吸到肚子里去。据说，野鬼是害怕声响的。此时，那些潜伏和游荡在村庄周围伺机劫命的鬼魅们，是否被爷爷的枪声所吓跑，也就不得而知了。
　　 年夜饭终于做好了。其实这顿饭我们已经巴望了很久，用奶奶的话说，舌头馋得都快打脚面了。奶奶说的是实话，我们家已经几个月未见油星了，缺盐少油的糠菜进了肠胃，像缺少润滑油的汽车，开起来嘎嘎响。奶奶心疼两个孙子，刚揭开冒着腾腾热气的锅盖，便一手抓起一个白面馍馍塞到我和弟弟的手里。见了这等美食，弟弟哪里还顾得了刚出锅的馍馍烫嘴，迫不及待地猛咬一口，那滚烫的馍馍就梗在了喉咙里，既无法下咽，又舍不得吐出来，噎得他白眼珠子直翻，眼看着小命难保，急得我姐姐又是给他捶背，又是灌冷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姐姐便将一根指头伸进弟弟的嘴里，乱抠一气。一番折腾之后，那团梗在喉咙里的馍馍终于被弄了出来，上面粘满了唾液和鲜红的血丝。姐姐将它托在手掌里，正犹豫是不是丢掉它，谁知弟弟一把抓了去，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
　　 馍馍的确很烫，我不停地将它从右手换到左手，再从左手换到右手。在捣腾的过程中，我的眼珠子就这么来回滚动着，一秒钟也没有离开馍馍。此时，那只饥饿的黑猫就将它的前爪搭在我的膝盖上，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我的失手。我捧着雪白的馍馍，仿佛有无数只手从我空洞的胃里伸出来，但我却没有舍得立马吃掉，而是伸出被野菜汁液染绿的小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每舔一次，就在馍馍上留下一些涎水。
　　 弟弟的馍馍很快就吃完了，奶奶又给了他一个。这个馍，他以为还像那个馍，举在手里向我炫耀了一番，可是一口咬下去，便“哇”地大哭起来。原来那是一只包皮馍，馍的表皮是一层白面，内里竟是难以下咽的糠菜。大年夜的哭声是一件犯忌的事。日子穷也好，富也好，过年图个吉利，再不顺心也得忍着。弟弟可不管这一套，不仅哭，且是嚎啕大哭。这时我母亲走过来，从她愠怒的表情可以看出，本来是想狠狠教训一下弟弟的，可是，她举起的手迟迟没有落下，最后却用手背抹起了眼泪。弟弟一边哭，一边紧紧盯着我手中的馍。见此情景，我犹豫再三，还是将自己的馍掰成两半，这才终止了弟弟惊天动地的哭声。
　　 这顿年夜饭，除了我和弟弟一人一个白面馍馍，家中其他人吃的全是包皮馍。奶奶吃馍时，把馍的表皮揭下来，让给弟弟吃，自己只吃糠菜。我见了于心不忍，就把自己的那半个白面馍送给奶奶吃，奶奶说她年纪大了，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没啥要紧的；并且装作吃的很香的样子。其实奶奶已经摔过几跤了，都是因为饿花了眼。奶奶又说，还是豆子懂事，将来肯定会过日子。听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酸。
　　 记忆中的那半个白面馍馍，是母亲替我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的，说是等我饿极了再吃，谁知第二天它却不翼而飞了，为此我曾暗自流了许多眼泪。我母亲也特后悔，她说当时吃了就吃了，怎比比老鼠偷吃了好。凶年饥岁，村里人家养不起猫，因而老鼠特多，这在后文我会写到的。
　　
　　 二
　　 人常说春天是希望的季节，可是，1960的春天却是一个泥沼，许多生命深陷其中，他们想抓住一根稻草，显然一些人没有抓住。
　　 这一年的春天姗姗来迟。
　　 年后，天上一连现了几个暄透的好日头，晒得草垛子直冒热气，接着就被一场凌厉的寒流扑灭了。躲藏在云层后面的太阳，就像一堆被雨水打湿的干柴，总是燃烧不起来，偶尔窜出一点火苗子，很快又被湿漉漉的浓烟盖住了。于是，阴冷就成了这个春天的表情。
　　 如果不愁吃穿，天冷一些也无妨。冷也有冷的好。可以下河破冰逮鱼，回来熬一锅鲜汤；可以到野地里下夹子捕黄鼬，换点零钱花；最惬意的是走亲访友，当堂生一堆成年的树兜火，就着火堆划几拳，几两小烧酒下肚，即使走在刺骨的寒风中，身子也是暖和的。可是现在不行。人的胃是空的，肠子也是空的，皮肤紧紧贴着骨头，受不得冷。
　　 在那个阴霾的春天，地里的麦苗缩瑟着，一天是那个样子，十天半月还是那个样子，节令捱到清明，看上去依然黄巴巴的，比寡妇的脸色还难看。村里许多人就开始诅咒天，他们即使骂得再难听，天依然面无表情。于是，人们对天彻底失望了。有人扳着手指头，开始计算离麦收还有多少日子，预测着自己还能不能够撑到那一天，吃上一顿饱饭再走。我爷爷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吃过年夜饭就再没有下过床了，只等一死。我家隔壁的草虎，原来身体壮得牛似的，下地干活时，左肩扛着梨，右肩扛着耙，后背上还搭着半袋麦种。就是这样一条汉子，年前来我家串门子，只能扶着墙壁走路了。我母亲见他瘦得脱了形，就手盛了一碗野菜穇子粥递过去，草虎头也没抬喝了个碗底朝天。他用舌头把粘附在嘴边的?粒子打扫干净，劝我爷爷想开些，说捱过这个春天，或许就有活路了。我爷爷说，死不怕，饿怕。草虎就说他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去了那边(阴间)的人，吃的可好了。爷爷问都吃些什么，玉虎说山芋窝窝头，外加白米胡萝卜稀饭，不限量，放开裤带海吃。他们说话时我在现场，看见说者和听者的眼睛里都流露出羡慕的光芒。
　　 送走了年，农活就上手了，不是修水渠就是挑塘泥盖麦地，都是些死沉的重活。第一天出工时没有草虎，第二天还是没见他的人影儿，第三天生产队长打开草虎家的门，发现他已经死了，身上仅有的一点皮肉已被耗子啃噬的不像样子，许多地方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草虎生前没儿没女，谁替她安葬呢？生产队长隋克独为了图省事，说人都死了，留着那间破草房还闹鬼呢，结果就点了一把火，把死者带房子一起烧掉了。
　　 现在想来，草虎算是我们豆村第一个实行火葬的。
　　 在那个阴霾的季节，豆村和比邻的松岗、柏凹村的人，像赶集似得，一个接着一个上了豆青山。依然活着的人，眼睛里闪着可怕的绿光，到处找吃的，连只青蛙、蚱蜢也不放过。这时的野菜就成了救命的灵丹了。然而，野菜毕竟有限，况且已经连续挖了两年，味道好点的都快被挖得绝了种，譬如野萝卜苗、小蒜、九头蒿、甜菜头、面条菜、草鞋酸、豆瓣菜、牯牛筋、马兰头、荠菜等，在这个春天已经难得一见了。于是，人们便将目光聚焦于一种叫刺刺芽的野菜。现在我知道它的植物学名叫大蓟，卵形的叶片边缘长满锯齿状的刺，特扎手。人吃下这种东西，轻则反胃、呕吐，重则浑身水肿、抽搐。但为了填饱肚皮，明知不能吃也得硬着头皮吃。大概是三四月间吧，村里的人个个拉黑屎，这里一滩，那里一滩，连狗见了都绕道走。
　　 渐渐地，春天就坐稳了江山，池塘里无端地冒出了许多浮萍，随风忽东忽西地飘泊，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浮萍属水生植物，有青萍与红萍之分。红萍叶片比青萍厚实，吃起来味道也好些。于是，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地捞浮萍，成篮成筐地捞。在那一段时间里，村里到处晒的都是浮萍。人们将浮萍晒干之后，放在石臼里舂成粉，掺一些红薯面做成窝窝头蒸了吃。
　　 说起浮萍，松岗村小禾姐的形象就渐渐从时间深处浮现出来。这个约莫十三四岁相貌俊俏的女孩子，爹娘饿死后，得了一种浮肿病，躺在家中吃了几天枕头里的蒲絮，最后使劲全身力气向她家门前的池塘慢慢地爬去，也不知爬了多久，在到达池塘时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人们发现死去的小禾姐时，她的一只胳膊伸在水中，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半把浮萍。由于饿死的人太多，人们见了这种场景，显得很平静，反正我没有看见有人落泪的。
　　 浮萍吃光了，树木也开始发芽了。不是吹，原来我们豆村的树可多了，有许多树比爷爷还老，离村庄四五里根本看不见房子，可是都在两年前被砍光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小树和不好烧的树种。像榆树、桑树、柳树之类，就侥幸躲过一劫。这是豆村的幸运。现在春天来了，榆钱、榆叶一冒头，就被人们捋个尽光。然而榆树毕竟不多，哪里经得起无数张嘴吃呢？还是柏凹村的老引子脑筋活络，他在人们正一筹莫展时，悄悄剥了许多的榆树皮。现在看来，老引子的这个发现不啻于一次革命。时髦一点说，他延伸了人类的食物链，若是哪级政府和民间组织，为老引子颁发个创意奖，也不是不可以。其实，老引子的“创意”非常简单，他把剥下的榆树皮用刀剁碎，炒焦，舂成粉，不需要添加任何粮食，搓成一个个元宵，吃起来不仅活腻可口，还有淡淡的清香，简直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1958，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整天挂在嘴边唱，可是又有谁见过呢？倒是老引子的独辟蹊径的“创意”，为饥饿的乡村渡过劫难，赢得了一段喘息的时间。其功莫大焉兮！
　　 剥榆树皮风声一经泄露，犹如三更鸡叫捂都捂不住。霎时间，村里的大人孩子个个手持刀斧，精神抖擞地杀向榆树，似乎转眼之间，一棵棵榆树顿成白骨。我家门前有一棵合抱粗的百岁老榆，在被剥光了皮之后，矗立在风雨中达数年之久，每当我看见它那一副白灼灼、惨兮兮的骨架，就想掉泪……
　　
　　 三
　　 我曾经问过自己的孩子对饥饿的感觉，他想了半天说，肚子咕咕叫呗。我一听，差点儿笑出来。但我没有笑，也笑不起来。假如肚子咕咕叫就叫饥饿，那离真正的饥饿还远着呢。真正的饥饿肚子是不会发出叫声的，像钝刀子在刮，每刮一下，五脏六腑就痉挛一下，反复地刮，反复的痉挛，最后人就如同注入了过量的麻醉剂，变得麻木了。
　　 我外婆家离我家仅有一里多路，有一次，她挖塘泥时挖出了几条泥鳅，自己舍不得吃，用干荷叶包了好几层，特地送给我这个外甥吃。其实，外婆饿得走路都走不稳当了，整个人像薄薄的皮影子，那短短的一截路，她走了个把钟头，路上还摔了几跤。母亲见外婆的身上有血迹，捋起裤腿一看，两个膝盖都摔破了，母亲急忙从土墙上抠下一些经雨水凝固的细灰，敷在伤口处，并问外婆痛不痛，外婆说，摔倒时觉得身体就像稻草个子似的，轻飘飘、软绵绵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松岗村的牛倌岳秋桐老汉也是如此。他在豆青山上放牧时，发现有棵枣树梢头缀着一枚干枣子，愣是够不着，于是就站在牛背上，手臂刚举起来，不成想牛受了惊吓，岳老汉一头从牛背上重重地摔下来，枣子没摘到，反把腿骨给摔断了。那天岳老汉拖着一条残腿来到我家，我奶奶问他疼么？岳老汉回答跟我外婆如出一辙。是的，饥饿使人从疼痛走向麻木，死亡也就并不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