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包怨

　　 大姐的坟终于寻着了！关里家园子哥刚来的信。心里的石头总算有了着落，却又忽地悬空起来：自己也摸不准到底是怎么个心气儿。
　　 “真打定主意要去么？”是儿子的声音。
　　 我微沉地点了点头。
　　 “别怨我拦着，老爷子呀，自个儿的身子骨还没个数么？眼瞅奔七十了，扛不起这么折腾呵！”
　　 “你的亲大姑，那可是！”
　　 “四十年念着亡人，回回家是有这讲究；可年头都这么久了，又不是近道，再说，您这腿脚……”儿子始终盯着我脚边那根破旧的老拐杖。
　　 “你若真是为我这老骨头好啊，就替我把那木匣子够下来；别的，甭管。”
　　 “那破匣子还没扔？不是我说您，爸，咱家还不至于跌到那份儿上吧！什么宝贝玩意儿藏了这么多年，还不叫我们碰……”儿子嘟囔着，支上凳子费了半天劲终于从柜顶翻出那个半尺见方的木匣，递给我便挟着怨气走了。我沉了口气，仔细掸去上面的薄薄一层灰尘。昏黄的灯下，一把爬满红褐色浓锈的铁锁头顽强地扣着，决不肯将多年来的心事轻易从匣里放出。我攥起钥匙，抖抖地伸进那粘着锈渣的锁孔——只听嘎吱一声钝响：锁开了，盖也开了，一股陈旧的味道随着漾了出来。
　　 空气凝住了。屋里，只有雨点隐隐敲打着窗子的声响，淅淅沥沥的。久久地，我木然凝视着那匣中的宝贝——那是个葫芦状的荷包袋，墨绿的绒底子早已褪成草绿色，有几处还癣一样地泛着微白；隐约还有几星淡黄色的绣花，并不新鲜，就像是春末的迎春花，早已萎去。
　　 足足六十年光景呵！我老了，你也老了！
　　 车窗外是一帘水做的朦胧——清秋的雨老是绵绵缠缠的，一天一宿了，竟从塞北跟到关里。拄着拐出了月台，是园子哥领着我回家的。好几十年过去了，枣核胡同还是儿时的模子。沏上热乎的花茶，无心去品，急着问大姐的事。园子哥说下雨路泞，歇几日再说吧。我却实在耐不住，第二日起了大早，加了件夹衫，便同园子哥坐上刚雇的三轮子直奔坟场。腥黄的泥浆很快就滚满了车轮。颠簸了十里地，哥平静地一指：就是这儿了。我不由一颤，只见那丛冢间隐约有一座无碑的孤坟，长圆形的坟包很小很矮，孤零零地趴在衰草丛中……
　　 蓦地下来了，我的泪！
　　 雨水与泪水掺在一起，缓缓滑进脖颈，不去顾了。我下意识地从怀里摸出那枚褪了色的荷包，还带着体温的，颤微微地将它摆在坟前。眼前早已模糊。绵绵细雨滴落在水泡子里，溅出一连串活生生的怨诉。
　　 我的本家是泊镇枣核胡同的大户。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是何缘故，这个运河边上的回回家族不复繁华，大抵到我曾祖父那辈，家里便只剩一个穷字了。父辈们大多都是老实巴交的船工，撑船摆渡，艰难度日，父亲本也想接老人的班，因着二娘的一句“水上活不好做，别跟你二哥争饭碗了！”一气之下闯了关东。就在爹临走的前一个晚上，娘领着我们姐弟俩扛着行李卷搬到了二大爷家。那天是个古尔邦尼，穷人家宰不起牛羊，就勒紧裤腰带炖了只小鸡，算是顿丰盛的送行饭。
　　 那一年我六岁。
　　 其实我原本是有两个姐姐的，还是双胞胎，可那小的刚落地便夭折，只抛下孤零零的一个，小名叫做香草。也许是没姑的缘故吧，大姐在我心中总扮着姑妈的角色，很亲。她长我十岁，立事很早，大抵从我记事时起就是家里的重劳力了。她的相貌我已记不得太清，反正不是二娘那样的俊脸蛋。能存下印迹的，只有垂到后腰的一条大辫子，黑里透黄，又粗又硬实，很像熟透的甘蔗棒；再就是眼角有颗黑痣，绿豆粒大小，二娘说这丫头命里头鼠迷——依着她，那痣子倘再往上挪两毫，不就是成了“眉里藏珠”的福相了？
　　 现在想起来，我的童年是因为有大姐才不至于像死水一样乏味的。她一去河边打水就叫上我，时常撷几束杏黄的小花别到我耳根子上；我也不饶她，扯下几绺毛毛狗插进她那粗粗的甘蔗棒里。这时，大姐总要刮一下我的鼻头，不支声，只是乐。
　　 在二大爷家，大姐啥活都得干。顶着星星下了炕，就担水、劈柴、洗衣服、喂鸡，夜深人静才睡，恍常还要熬夜纳全家人的鞋底子。这我是很有印象的，因为她一就着油灯做活，我总在边上盯着。把穿破不要的衣服裤子敛到一块，剪成碎布条，也叫蒲扇儿，用打好的糨糊一层一层粘，再拿到日头底下晒；把两个晒好的布层扣在一起，合成厚厚的一副，剪成鞋底状，罩上鞋面，最后用麻绳子纳。大姐的手是很巧的，做成的鞋子又好看又耐穿。可架不住做的太多，手粗得根本不像少女的，一摸我的脸，就觉着磨的慌。由于鞋底太厚针扎不进去，还需要先拿锥子钻个眼，油灯很暗，经常扎着手，而一旦出了血，她总是把手指头伸进嘴里，裹一裹就行了。
　　 寄生在别人家的日子不好受。二大爷做船工的那点老底一天天垮下去，二娘的白眼也越来越多。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是爹的！信上说他已经在辽宁营口落了脚，开了家叫做宾香居的饭馆，除了小吃，还请有手艺的同乡代做烧鸡，生意火得很。不久家里便收到第一笔寄款，厚厚的一沓呢。我和大姐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着实惊喜了一阵。
　　 知感主，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
　　 从此，饭桌上有了黄莹莹的苞米面，逢上节庆，还能来几碗白米饭尝尝——这在过去实在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大姐终归是永远闲不着的，水照样要挑，柴火照样要劈，鞋底子照样要纳，手照样老那么黑乎乎、粗裂裂的。
　　 秋后的一天晚上，约摸已是下半夜。我醒了，朦胧中听见有雨点敲打窗棂的音响，淅淅沥沥的。老油灯疲惫地泛着黄晕，在土墙壁上投出一个斑驳的身影，垂着甘蔗棒一样的大辫子，便知是大姐又在纳那怎么也纳不完的鞋底了。我模模糊糊地下了炕，撮到大姐跟前。那微细的油火忽地颤了一下，险些殁在我携过去的风丝里。
　　 “姐，又熬上了，多困哪！”我揉揉眼睛说，“不用给俺纳，穿得还好好的哩！”
　　 “好弟弟，知道心疼姐了，姐不困，精神着呢。鞋底都纳好了，有你一双——半大小子费鞋，替换着穿吧！”
　　 “那咋还不睡？”我问。
　　 “俺寻思就着这点油，给你做个……做个好玩意儿！”大姐说着用草棍拨了拨油捻子，那灯光就顿时精神起来。
　　 “啥呀？像个布口袋！”我把脑袋探过去，好信儿地巴瞧着大姐手中的宝贝；她依旧捏着针。
　　 “傻小子，这叫荷包，可不是啥布口袋呀！汉民过端午戴上它避邪，咱回回不讲这个，戴着玩玩！他们爱用大红大粉，太俗气，姐给你绣个墨绿色的，一样好看着呢。”
　　 我抿嘴听着，希望她接着描述下去。她却不讲了，又就着不多的油火仔细绣起来。那荷包真个是稀罕物，一打眼就像个绿扑扑、绒乎乎的宝葫芦似的，底下坠着流苏的吊穗儿，好像还绣着几朵杏黄的迎春花，就像姐在河边采来别在我耳根子上的一样。
　　 就快做成了，陪着针线的油灯也耗得差不多了。光渐渐暗下去，大姐眼角的一星黑痣竟从没显得这样慈柔、谐调。她绣着绣着，就压低了嗓音美美地哼起了小调来：
　　 “姐儿房中绣荷包，手拿钢针描上几描，显显你手段高。上绣星辰共日月，下绣凉船水上漂，黄莺站树梢……”
　　 这是我记忆中大姐唯一一次唱歌，唱得实在不怎么好听，可我听得快要醉过去了。一曲终了，那荷包也绣得了。“过来，戴上叫姐瞧瞧！”大姐把荷包轻轻地套在我的脖子上，我就顿时感觉胸脯上面沉甸甸、暖乎乎的。她笑了，笑得好像跟大姑娘要出门子一样，拍着我说：“赶明儿再上河边采把香草塞进去，往后哇，你闻着这香包包，就想起大姐来了！”
　　 雨还在下。雨点敲打着窗棂，淅淅沥沥的。
　　 荷包塞上了香草，果真就鼓起来，香起来，就像日子。然而我早该知道，其实那香草是注定不会永久香下去的，日子也一样。也就才一年多的工夫，鼠迷的事就来了。一天，家里又收到爹寄来的钱，比往日厚一层，还附着封书信。我万万没料到，好端端的，这竟是爹最后一次寄钱来了。原来，自打日本鬼子占了辽宁，宾香居就一天比一天不景气。老百姓来的少了，汉奸走狗又从不付帐，更糟的是，狗日的还经常把大肉包子带进馆子，逼着爹给热。就这样，曾经红红火火的宾香居，黄了。爹耗光了全部的积蓄，窝囊地离开了那座乌云笼罩的小城，北上哈尔滨去谋生路。
　　 鬼子的马靴也踏向了老家。那一天，枣核胡同的回民听到怦怦两声枪响，像受惊的鸟雀，惊慌失措地朝清真寺里拥去。大姐紧紧攥着我的小手，生怕我被惊恐的人群挤坏。不多久，诺大的正殿里就怯生生跪满了一地人，男女老少，白花花的一片。我吓得呜呜哭起来，大姐一个劲地哄道：“不怕不怕，一会儿就好了，等鬼子走了，姐还给你绣荷包，绣个更俊的！”可是，我仍然啼哭个没完。我怎么能不哭呢，我分明听得见鬼子的马踢声缓缓地住了，接着便是响当当的脚步声。主啊，这些穿着乌黑的大马靴的魔鬼把爹逼上了绝路，还要在我们回回的家门口撒野么？孩子心底的恐惧早就被愤怒占据了，我愤愤地咬着嘴唇：要是现在我有把刀，一定把这些强盗统统给宰了！
　　 不久，听说爹在哈尔滨又张罗起一个下水铺子，勉强维持生计，娘便去信问能不能过去。爹不想让我们娘几个受委屈，也只好应了。尽管到那边以后能不能吃上饭还两说着，不过，总是个奔头的。然而路费是绝对的难题，依目前状况是一分钱也挤不出的。娘成天为盘缠愁得唉声叹气，不知道该咋办才好。
　　 一天，大姐去河边挑水，娘又盘腿坐在炕席上，没精打采地叹着气。这时，二娘从门外跨进来，突兀地甩出一句：“看把你愁的！那还不好办，不是还有个闺女么？聘呗！”
　　 原来，坟场子边上的老张家早就托二娘帮着寻媳妇了。他家本也是枣核胡同的人，因为这些年出了几个胡子，不招回回家待敬，才搬到十里外的坟场子去了。二娘给搭搁的这个人排行老五，游手好闲是出了名的，都快三十了，还没娶着媳妇。
　　 娘叹息道：“那怎么行呢，亲闺女，骨头连着肉哇！”
　　 二娘掐着嗓子喊：“有啥不行的！聘闺女又不是卖闺女，儿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家香草都十八了，还不该出门子啦？”
　　 “那五子不是规矩人……”
　　 “啥叫不规矩，啥叫规矩，吃干饭就叫规矩？不顾人家死活就叫规矩？”
　　 我藏在门口偷听着，八岁的孩子已经能从大人的交涉里听出些眉目。难道，难道我真的要与大姐身处两地了么？一这么想我就急了，哭着冲进屋，一头栽进娘瘦弱的怀里：“娘啊，要去咱就一块去，别把大姐撇下呀！要那样，还不如别走了……”
　　 娘后来是怎样答应了人家，又是怎样劝说的大姐，我忘记了；张家送过来多少聘金，才算凑足了娘俩的盘缠，我忘记了；我们何时搬出了枣核胡同，又是走了多少天的路才到达遥远的冰城，我也忘记了……
　　 真的都忘记了。
　　 我只记得张家院门外面就是回民的坟场，我本家的坟地也在那，大姐过去了就成了看坟的人；只记得大姐经常在夜里抽泣，把眼睛哭成了血葡萄，还一遍遍叨咕着“你们在那边撑死，我在这边饿死”的气话；只记得二大爷送我们渡河的那一天，泊镇正泼着几年来罕见的大雨，风硬得像宰牲节前的牛刀，一向温顺平静的运河水也掀起了怨愤的黄浪。胡同的老街坊们都来到河边送我们，我找得眼睛都疼了，也没找到大姐的甘蔗棒，只有一枚墨绿的荷包袋揣在孩娃冰凉的心口。
　　 关东是个冰窟窿，冬天干脆要把脑袋冻裂，日子也一样是兵荒马乱的不安生。吃不饱窝头我不叫唤，我就是看不着大姐心里空落落的不好受。有时想得厉害，我就掏出荷包来细细摸一阵，也会贴在鼻前，狠狠地抽抽里面的味。爹娘也想闺女，多次说等这边安定下来，就想办法把大姐接过来。可说归说，出门子的女人就是泼出去的水，咋能说回来就回来呢？我于是也死了心思，不再提这件事情。谁成想一年以后，老家那边突然来信，说香草她生孩子难产——无常了！当时正是战火纷飞的年景，又凑不出多余的路费，关里是回不去的。爹娘捧着那信，眼泪哗哗往下掉。“你们在那边撑死，我在这边饿死！”大姐的气话一次次在我的耳边挣扎，心如油煮一般。那荷包，我也不敢再碰，叫爹打了个小木匣，锁在里面，也永远锁在记忆深处的暗角中。
　　 再后来，就没见过老家的信了。直到解放后我重回故里，欲给大姐走走坟，才发现已根本找不到了。原来在大姐无常后，张五也因为跟汉奸赌钱输了命。张家人因为大姐没儿女，就草草地埋了，压根没立碑，这么多年一直无人惦着，坟就丢了！
　　 雨停了，泪却没停。许久的雨水，早将那坟前的荷包洇湿，散发出古旧的味道。
　　 我问园子哥坟是怎么找到的，他说前些日子老张家迁坟，只剩这一个无碑的没人领，寻思来寻思去，才想起好像埋过一个叫香草的外姓媳妇，又找了好多老人过来回忆，才算终于确认了。
　　 几天后，地干了，我和园子哥的几个儿子一起将大姐的坟迁到了土道另一头的石家坟地，立上碑，并请阿訇开了经。运河的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河边的香草和蒿叶还在秋风中苦苦摇曳，我弯下腰采了一把，添进那褪了颜色的荷包里，看着瘪了六十年的荷包又一次鼓起来、香起来、新鲜起来，心里稍稍慰藉了些。只是，我看在眼里却不愿说明白，那绣在荷包上的小黄花怎么也新鲜不起来了——就像是春末的迎春花，早已萎去。
　　
　　 【创作手记】
　　 自我对家史文化燃起很浓的兴趣后，便一直渴望出几部象样的小说。遗憾的是，几个构思都没能付诸实践，至高中毕业前，唯一完成的就只有这篇《荷包怨》了。
　　 那年早春，伯父千里迢迢从深圳回到哈尔滨。当晚，祖父将家人叫到一起，不知何故讲起了几十年来从未提起的家史，讲着讲着，不禁老泪纵横。当时我就敏锐地意识到，作为石姓亲族中唯一的从文之人，我是有责任将这段沉甸甸的历史记录下来的。
　　 这是我继《月下墙》之后的第二部短篇，但我更愿意将其称作我真正的处女作，因为它是我在正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而且是作为头题的。那一年我十九岁。
　　 应该说，作品在章法上尚缺乏匠心，很多小说的特质还没能表现充分，但对于语言我是很满意的——至少已摆脱了恼人的学生腔。《回族文学》的王勇编辑曾在电话中委婉地问我小说是否全部原创，可有家长代笔的成分——他大抵很难相信如此古旧的文风会出自一个高中生之手，但事实真的就是如此。我在《荷包怨》中找到了一种属于我的表达方式，这种沧桑甚至带有些迂腐气的风格，能让我回归到一种静穆的境界中，超然自若地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