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威棒

啪的一声，啪的又一声，加起来是两声。
　　 尖锐的呼啸刺穿了板结的空气。这响彻在二十年前村学土坯教室里的声响，是教鞭抽打在甄文强同学后脖子上发出来的。教鞭是用一米长的竹棍做的，甄文强的脖子是用肉做的。甄文强的肉和我们的肉不一样。甄文强的肉白，我们的肉黑。甄文强是城里娃，我们是乡里娃。我们都习惯了挨老师的教鞭，但是教鞭抽打在这个城里娃后脖子上的声音，好像比抽在我们脖子上要清脆、凄厉、嘹亮得多。复式教学班是大杂烩，三、四、五年级都挤在同一间教室里，所以吓着的不仅是我们四年级的同学，全校多半同学都缩了脖子，一只只的，成了蜷在墙缝里的土蟑螂。
　　 十岁儿童甄文强站在土坯垒起来的课桌后面，像电影里某个狼狈的地主少爷。
　　 我的座位距甄文强不远，我发现甄文强后脖子上凸现的“叉”形伤口，青紫中浮泛着潮红的血珠子，像两只奄奄一息、交叉倒毙的的红蜈蚣。这是用甄文强的伤口组成的“叉”，甄文强像是道题，被我父亲判了个“叉”，而不是“钩”。当时我父亲还发出了一声怒吼，我让你尝尝杀威棒的厉害。
　　 这根蛇皮教鞭，就被全村人称为杀威棒了。
　　 抽甄文强之前，父亲使用的教鞭只是一根瘦长的竹棍而已。自打这根教鞭套了一层绿里透红、鳞光闪闪的蛇皮，同学们就乖爽了许多。蛇皮是怎么套到教鞭上去的，一度引发过我们莫大的好奇。后来全村就传开了一个段子，说是父亲多次好言劝说下乡知青，吃烤蛇太多，致使庄稼地里的田鼠有恃无恐，泛滥成灾，知青们对此充耳不闻。有次父亲听说知青们正在黄豆地里点起篝火，合力围捕一条一米见长的菜花蛇，就拎了教鞭摸了过去。当着知青的面，父亲用教鞭的一端摁住菜花蛇的脑袋，伸出左手，攥了蛇的脖子，用拇指死死顶住蛇的下巴。腾出右手，用指甲轻轻挑破蛇颈部的软皮，然后拇指和食指紧紧揪住外翻的软皮一角，像做抻面一样两臂一伸展，只听嘶的一声，蛇体和蛇皮迅速剥离，蛇皮像脱掉的筒裙一样从尾梢撸了下来。菜花蛇雪白雪白的裸体完全暴露在空气里，它徒劳的挣扎反而加速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归期。它眼睛圆睁，牙缝里发出吱吱的抗议。父亲把蛇体在头顶抡了几圈，一撒手，蛇体像一条白光闪闪的鞭子，抽进了火堆儿。火焰被扑得升腾起来，蛇体触电似的窜了一下，就软成了面条。父亲用教鞭的一端对准蛇皮的尾梢，反方向一捋，外翻的蛇皮立即还原，热乎乎地套紧了教鞭……
　　 谁也不晓得爱蛇如宝的父亲为啥偏偏要这么做，而且要做给知青看。但知青们把这理解为一场精彩的献媚，他们见惯了农民的献媚。只要有农民怀里揣着几个鸡蛋摸进知青点，必然是垂涎知青穿旧了的衣服和解放鞋，父亲也不例外。知青当时把最热烈的掌声给了父亲。父亲客气地说，剥了皮的蛇，熟得快，早吃，小心别烫了嘴。说完，拎起蛇皮教鞭，大步流星地回到了学校。
　　 教鞭变成蛇皮教鞭以来，甄文强是挨蛇皮教鞭的第一人。
　　 事由并不复杂。事情发生在知青教师返城后我们村学恢复的第一节音乐课上。当时，民办教师曹尚德——我的父亲正给同学们教电影《怒潮》里的插曲《送别》。山里人盼电影比光棍盼洞房还难，但电影插曲却总能曲里拐弯地传到山里。尽管是城里人吃过的剩饭，味道照样诱人。我父亲教歌曲当然不如知青顺手，顺嘴，顺眼，但力气还是卖足了的。唱到高调子，父亲的头顶仿佛有吊绳牵引似的，干瘦的身子自上而下被抻直了，脖子显得又细又长，脑袋像是从面团里撕扯起来的一个干枣；唱到低调子，头顶仿佛压了一顶石磨，身子骨像过了火的老菠菜叶子，打卷了，扭曲了，只看见暴胀的眼珠子，溜溜儿的，悬！上下眼皮再松一松，说不定就掉下来，让鸡啄了去。
　　 曹老师唱歌咋像驴叫呢。我听见旁边一位三年级的同学悄声说，是驮着麦捆子上坡的那种驴叫。
　　 我当然晓得驮着麦捆子上坡的驴是啥叫法，那是拼了命的叫，脖子上青筋都要爆裂的样子。等下课了，我非得把三年级这个狗日的揍一顿不可，他居然敢骂我的父亲。平心而论，我这个当儿子的，也觉得父亲干教师这行实在有些丢我的人。那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威风凛凛的班长。
　　 父亲继续忘乎所以地领唱：……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俊镖望君还……
　　 同学们也跟着唱：……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俊镖望君还……
　　 大家就这样浪漫地、摇头晃脑地唱着，唯独坐在第一排的甄文强坐立不安，很意外地哑了声。他不但哑了声，而且突然举起了右手。他的小手胖乎乎的，像知识青年那里才有的面包。
　　 甄文强同学在我们班上举手提问是出了名的，他真的和我们乡里娃不一样，除了爱干净，皮肤白，重要的是我们从他的书包里发现过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饼干、水果糖和彩色玻璃球，听说了好多电影的名字。从他这里，我们就懂得了一个人生在城里和生在乡下的区别，都是共和国的人，人和人却是不一样的。他之所以爱举手，当然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搞明白。曾经，我们的语文、算术、音乐、美术等课目都是知青教师担任，只有体育课、劳动课由土著的民办教师担任。知青教师们似乎特别喜欢这个甄文强，并经常以此引导我们说，希望大家在课堂上，都像甄文强那样举手。
　　 我们对甄文强的感情挺复杂，可以说又爱又恨。爱，是因为我们实在经不住他的饼干、水果糖带来的诱惑；恨，是因为我们实在看不惯他挂在嘴角、眉梢的傲慢。我们没有勇气得罪他，惹了他生气，他会当着你的面，扬起脑袋，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种含法，像山外的整个世界全部在他的嘴里，让你不得不败下阵来。城里是啥？那是我们梦中的世界，同时又是压在我们心头的碾子。听大人们说，各村各户上缴给公社的公粮、生猪、鲜蛋、棉花、油料啥的，最终都被运到城里，供应给城里的居民。城里人真是比猪还要幸福，用不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照样可以有吃的，有喝的。
　　 这是甄文强第二次在我父亲的课堂上举手。
　　 甄文强同学，你有啥事儿？我父亲说。
　　 曹老师，您教错了。甄文强礼貌地站了起来，蛮有把握地说，不是“我持俊镖望君还”，应该是“我持梭镖望君还”，“俊镖”应该是“梭镖”。
　　 甄文强脸上的自信风生水起，眉梢上克制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期待着父亲的定论。他一定像往常一样期待着一次表扬，然后在大家复杂的目光的火力中，让自己肥大的屁股轻轻落在土坯座位上。期待的过程是他持续站立的过程，他在等待父亲允许他坐下。
　　 我的农民父亲当场愣住了，脸色像受灾的土地，所有的庄稼被冰雹蹂躏得一塌糊涂。他并没有发令让甄文强坐下。
　　 那时候我们曹家咀子的部分知青已经返城，知青返城对于我们那里的农民来说不亚于一个重大事件。咋能想到呢？连我们这些娃娃们都晓得，知识青年到农村来，说好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要扎根一辈子的，是信誓旦旦到我们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来的。咋像一阵风，刮过了，就没了？最让乡亲们措手不及的是，代课的知青像刑满释放的冤家一样走得理直气壮，走得义无反顾，把农民下一代生生地哄下了。反正城里人都占理儿，有理儿来，就有理儿走。农村的学生娃算啥？谁让土包子们生在广阔天地呢。
　　 在大队当记工员的我父亲只好硬着头皮鸭子上架了。父亲在我们曹家咀子的中年农民里算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曾断断续续上过两年学，经常把发展的“发”写成万岁的“岁”，要让他把全村人的名字都写全，难了！你可以想象他当记工员有多尴尬。这次请他出山为人师表是大队研究决定了的。大队书记说，过去，我们曹家咀子没有小学，学生娃都在十几里外的牛家窑小学将就。知识青年来了，我们借势办起了小学；知识青年撂摊子走了，咱不能泄气，咱不能让自己的娃娃都变成没娘娃……
　　 于是大队的支部会成了对知识青年的声讨会。
　　 大队书记一声叹息，唉！咱当农民的，又上当了。
　　 我刚才说过，甄文强是在我父亲的课堂上第二次举手，既然是第二次，我有必要顺便交代一下第一次。第一次发生在我父亲赴任后不久，那是父亲的语文课。父亲朗读到一个叫啥湖湾的海上地名时，突然噎住了。这样的停顿来得突然，来得莫名其妙，同学们紧张地盯着讲台上的父亲。父亲说，大家咋这样看我呢？以为我不会念是不是？我难道连啥湖湾都不晓得吗？那我考考大家，同学们，谁晓得这个字咋读？叫啥湖湾？甄文强就举了手，说，叫澎湖湾。父亲当场表示回答对了，说，看看看，只有甄文强同学回答对了，大家应该向甄文强同学学习。澎湖湾这个地方啊，在宝岛台湾，你们长大后都当兵去，给我把它解放了。
　　 而这次，甄文强从音乐课上主动杀出，却是以纠正老师的错误为目的，有点像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意思。记得当时父亲站在讲台上，脸上变成狂风掠过的麦田，一浪一浪地翻滚。上嘴皮和下嘴皮像错位的剪刀一样铰合了一会儿，说，谁告诉你叫“俊镖”？
　　 我叔叔教过我的。甄文强说，我在城里的电影院还看过一部电影，叫《枫树湾》。插曲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歌词里有句“梭镖亮堂堂，农友来武装”。这个梭镖的“梭”和那个梭镖的“梭”是同一个字儿，我印象很深。
　　 我父亲说，你不要在这里提你们城里、城里、城里啥的，城里有电影看就怎么了？我问你的是，谁告诉你叫“俊镖”？
　　 这会儿，甄文强一定听清了，父亲问的是谁告诉他叫俊镖，也就是说，父亲唱对了，是小学生甄文强错了，是甄文强把“梭”和“俊”混淆了。
　　 我的脑袋气球一样撑大了。我们四年级还没有学过梭镖的“梭”这个字儿，连我这个当班长的也对“梭”和“俊”两个字儿的区别缺乏直观的印象。我真的听到父亲教我们的是“俊镖”，而甄文强斗胆向父亲提出挑战的是“梭镖”。父亲的质问显然让事情掉了个个儿，使问题的性质从源头上就开始改了道。但是，作为人人羡慕的曾经的堂堂记工员的儿子，我怎能怀疑自己的父亲呢？我首先怀疑的是自己的耳朵。那个年代，我们的耳朵往往比大人们的耳朵更值得怀疑，因此我宁可相信，是我的听力从甄文强开始举手那阵就出了问题。就像假如听信知识青年是来扎根的，不如把耳朵剁了喂狗。
　　 甄文强似乎还在为自己寻找辩解的机会，但底气已经泄了不少。他说，我叔叔教……教……
　　 甄文强说的他叔叔，就是我们曹家咀子的知识青年甄逸夫。大多数知青都陆续返城了，剩下的几个据说都是有问题的。据说甄文强的爷爷生活在狗日的美国，给资本主义当差，属于阶级关系上说不清楚的那种。甄文强的父亲在工厂理所当然属于被监视的对象，为了儿子甄文强不被同学株连欺负，他父亲就委托弟弟——甄文强的叔叔领他跑到我们穷山僻壤来了。甄逸夫在我们村非但没有上讲台的命，而且被发配到了背运队。所谓背运队，就是从几十里外的山下集镇里给生产队背运各种农用物资，或者把生产队的产品背运到山外。这是力气活，客观上也是最炼红心的差事。
　　 甄文强。父亲断喝一声，你给我起立！
　　 其实甄文强从举手开始，就第一时间离开座位站着了。听到父亲的断喝，他赶紧挺胸、抬头、收腹、提肛，呈标准的立正状。
　　 杀威棒就是在这时抽过去的，带着呼啸和愤怒。
　　 你个兔崽子！父亲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看你还敢骄傲！
　　 那年月，各村教师体罚学生就像吃风放屁一样正常，学生挨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长们疼在心里，却笑在脸上，反而对教师感恩不尽。你一定不晓得，父亲打了城里娃甄文强，全村人的感受高度一致：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放学后，大队饲养员拽住我父亲，说，曹老师，听说你把城里娃甄文强给打了？
　　 父亲说，是打了。
　　 饲养员说，这城里娃太傲慢了，就得挨打。
　　 父亲纠正一句，不是傲慢，是骄傲。当老师的管不了傲慢，但管得了骄傲。
　　 饲养员说，骄傲？听说这城里娃并不骄傲啊，谦虚得像孔老二似的，学习好得像司马迁似的。只听说傲慢得很，常让咱农民的娃娃感到是二等公民。
　　 甄文强的后脖子必是疼到心窝子了。有次，他拽住我，说，班长，咱去茅坑后面说个话。我料定他不会报复我，论打架，他决不是我们山里娃的对手。我一声令下，大家会把他包了饺子，那才叫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为了他的彩色玻璃球、饼干和电影故事，我还是跟去了。我以为他要为“梭镖”还是“俊镖”的问题和我争长弄短。事实证明我判断错了，他引出的话题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你是班长，而且还是曹老师的后人，我只想问你，曹老师凭啥说我骄傲呢？如果说对你们农村同学傲慢，那倒是真的。那是因为农村吃的差，穿的破，还脏兮兮的不讲究卫生。其实，我还是热爱农村的，你知道，我是因为在城里受欺负才跟着叔叔跑到曹家咀子来的。我和知青叔叔阿姨们不一样，我宁可不吃饼干，不看电影，也想一辈子当个农村娃。
　　 我说甄文强你别吹牛啦，城里来的知识青年都说要来扎根，扎根，扎根，当一辈子农民，结果呢？还没发芽呢，全跑光啦。你连个知识青年都不是，还敢吹这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