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树

1
　　 相思树开始了奇妙的舞蹈，举手投足，婀娜多姿。
　　 初始，当午后的阳光像舞厅里旋转球灯的彩光片儿一样，经过相思树繁茂叶片的过滤筛选，碎细而活泼地在车内飞舞的时候，我还误以为是激情巅峰时刻的奇妙幻境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幻境。不！不是幻境，是现实。这应该是我们在一起最棒的一次。现实的陶醉，陶醉的现实。
　　 摇晃，震颤，颠簸……
　　 啊啊啊，怎么可能？我的判断立马失效，既不像幻境，也不像现实。不是的！不是平常在一起缠绵的那种。我和龚兆鹏都没有如此超越生理极限的力量。这不是来自我们自身的攻击和陷落。
　　 车体发疯了，像毫无节制的筛子，更像在一个巨大的跳床上做弹跳运动。是地震吗？天哪！真的是地震吗？我终于想到了地震。
　　 常态的生存和生活体验中，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恰恰就是来自大自然的反常脾性。试想，在我们凡俗的生活中，第一时间，我们怎会想到是地震呢？
　　 ——是地震。地震的恶魔正张牙舞爪地撕扯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龚兆鹏慌乱中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来，说，快！快！
　　 我也说，快！快！
　　 恐惧把我从似是而非的温馨和迷醉中拽了回来。我听到了一种类似于轰炸机群飞过的呼啸声，后来我才明白这声音来自大地的抽搐、梗塞、喘息和呻吟。
　　 你一定无法想象我们从车里出来的一刹那看到了什么。眼前的世界把我吓呆了。我们紧紧相拥，根本来不及整理胡乱套在身上的衣服。大山、小车与我们一起颤抖。山下的城市——我们的家园，那鳞次栉比的楼群和房屋，正像积木一样一片片倒塌，倒塌伴随着灰土和尘雾的飞旋、翻卷，在四下升腾、弥漫开来，湮没了街道、广场和公园。对面北山上仿佛正在经受着炸弹的袭击。炸点密布，千疮百孔，硝烟四起。飞扬的碎石，拖着长长的尾巴，狼群一样呼啸着直扑山下的城市……
　　 我俩变成了十足的哑巴。紧紧攥着的，是手，我的，他的。
　　 世界在最不可靠的时候，我们本能地靠近了相思树。相思树和所有的树木一样，像是生命中被强行注入了类似摇头丸的毒品，痛苦地摇摆，从树干、到树枝、到叶片儿。
　　 太不可思议了，一刹那，世界把最陌生、最恐怖的一面，和盘托出。
　　 我和龚兆鹏是上午下班前来到山上的，和平时一样，我们随车带来了可口的午餐和饮料。每次见面都会有赏心悦目的程序。今天中午的程序，从我们喝掉两瓶红酒开始。他轻轻打开了这个激情似火的女人：我，像是探究一个传说中的迷，让我们一起陶醉。
　　 更像打开一部美丽的诗集。我的每一页闪亮光洁的文字都毫无保留地为他眨巴着修长的睫毛，我飘逸的长发和洁白的肌肤写满了他喜欢的诗句。这是在车里，宽窄适度的后座像一张温床，更像一叶泊在湖心的小岛，承载着一个风光旖旎的二人世界。窗外，山坡上茂密的小草在齐刷刷地吟唱，葱茏的树木拥抱成天然的屏风。车旁的相思树显得挺拔颀长，亭亭玉立，翠绿舒展的叶子把夏日的阳光筛成散玉碎冰，透过车窗玻璃，和我们自由的身体一起在春夏之交的温情里摇曳。
　　 出发前，我给办公室的对桌杨芸芸打了招呼，我说，我出去一下，如果有我工作上的事情，烦劳受理，回头，请妹妹去酒吧。
　　 单位人际复杂，只有死党才会有这种口气。杨芸芸诡秘地朝我笑了笑，说，去吧。从她诡秘的笑里，我的秘密一览无余。
　　 都说相思树是一种太脆弱的树种，它对水分和营养的要求过于奢侈，如果非得把它栽在野外，无疑于剥夺它的生存权。事实上，我只在袁黛莉所在的县园林处苗圃基地见过它。当时我和袁黛莉的关系并没有后来那么尴尬。我曾好奇地问过袁黛莉，嫂子，这是什么树苗？怎么没见过。
　　 袁黛莉说，这叫相思树，象征爱情的树，我们刚从外地引进的。
　　 我从袁黛莉的介绍中听出了一种久违的憧憬和诗意。只是，如我这个离过婚的女人，即便够不上人老珠黄，爱情这个东西早就夭折在心灵的墓场荒草萋萋了。我好奇的不是爱情这个生硬的概念而是相思树本身的生活习性。相思树长在我们这里的苗圃，它不会委屈，也不会寂寞。这里有袁黛莉们慈母般的呵护和丰足的营养，似乎没有什么植物在这里可以不无忧无虑地生长。在风靡以栽树作为纪念的年代，我和龚兆鹏之所以选择这种充满挑战的树种，不仅出于对我们感情萌芽的呵护，对感情生命的叩问，更在于感情成长的象征意义，或者为我们感情寓言定义，它使我们约会的理由具象化了，成为一种冥冥之中的吸引和召唤。
　　 可是，你一定想不到，我们只在相思树幼小的生命恢复元气之初浇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水，因为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完全小觑了相思树，在野外，它生命的姿态和原动力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豁达得多，即便是长期疏于管护，照样容光焕发。它把自己融入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漫山遍野的叫不上名堂的乔木、灌木之间，分明在验证什么叫坚强和实力。它和我们的感情一样生机盎然。
　　 这是一棵不可思议的树。护林员感慨。
　　 那次撞上年迈的护林员纯属意外，我们的车刚刚开到这里，护林员恰恰巡山路过。护林员说，不知道这棵纪念树叫啥名字，也不知道是谁栽的，能长这么好，我没想到。一般来说，这样的树很不适宜于生长在我们山上的，这几年栽树的人爱树的人多了，有许多懂树的义工在维护着他们。这种树，你们小两口也是第一次见吧？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别人用小两口为我们的关系定义。老人一定不知道，他这种顺理成章的惯性思维给了我内心多大的甜蜜和回味。老人的话，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说，相思树的生命力，是不是得益于某位义工的精心呵护呢？
　　 我们首先礼貌地回答了老人的问题，实质上是回避一种关联。我说，是的，是第一次见这种树。
　　 龚兆鹏干脆说，我们也叫不上这种树的名字。
　　 面对一位素不相识的长辈，龚兆鹏把谦恭和欺骗同时做到了头。
　　 真是难为了我们，该怎么答复呢？多情的少男少女时代早从黏稠而厚重的岁月中遁去，为人父母的滋味让我们眺望到了抵达中年彼岸的淡定、宁静和曾经沧海般的世俗。相思树啊相思树，相思二字，更像我们心泉里悄然分泌的糖汁儿，如若从我们的口里轻易地流淌出来，会矫情得成为一杯没有颜色的凉白开。
　　 在以后的六年里，我们在相思树下频频相约。偶尔，我会下意识地朝林荫深处眺望，因为是下意识，说不上是期待还是担心，总觉得会邂逅那位未曾谋面的可敬义工。六年了，零零散散见了不少义工，唯独没有发现他们与相思树的某种关联。相思树分明是在自觉生长，无意识地展示着它天然的魅力，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收获着温馨和感动。相思树的无私和胸怀，冥冥之中坚定了我们的恪守和承诺。尽管，我们早就忘却或者忽略了对相思树浇上哪怕是一杯水，施上一勺肥，驱赶一次害虫。在浪漫和陶醉中，我们其实早就忽略了相思树和义工有什么必然联系，我宁可认为，相思树是用自然和本能的力量为我们而存在。
　　 山上到底有多少纪念树，恐怕连山上的护林员都说不清。能说清纪念树的，恐怕只有栽下纪念树的人。
　　 这是春夏之交五月中旬的正午，相思树一如既往地见证着我和龚兆鹏的相约。但谁也不会料到，此刻，在这里，在周边，一场旷世灾难不期而至。
　　
　　 2
　　 死亡8万人，失踪2万人，伤残18万人，倒塌房屋……
　　 关于我们这座城市经受的创伤，我无论怎么表述也会显得罗嗦无力，媒体时代让这里发生的一切一目了然。天哪！罕见的八级地震，让活生生的8万人，去了，去了，永远地去了。去了那边。
　　 人们在悲情的诗歌里，把那边称作天堂。
　　 如今看来，我们大脑中不可思议的认识误区，真的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总以为对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了解和默契。你一定想不到地震改变我们乃至世界的手段、方式是多么的干净利落、不讲情面，一瞬间，所有的既定模式会乾坤颠倒，它的威力远远超过了我们心中的上帝。可不是吗？假如，现在聊这个话题只能是假如，假如我那个不要脸的先生邓秉恒和无辜的儿子此刻不是在英国而是仍然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西南小城，将面临怎样的生死劫难？如果说地震让许多死亡、流血和伤残成为一种宿命，那么蕴含其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转换是多么的毫不经意而又斩钉截铁。再举个例子吧，不管这个例子恰当与否，但你有一万个理由不得不服从这样一个现实逻辑：如果地震那一刻，我和龚兆鹏不是在山上而是在各自的单位——县邮电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我们还会煞有介事地睁着眼睛，呼吸在人间吗？
　　 那次地震，在邮电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上班的大部分职工，都……都没了。
　　 ……
　　 灾后大约半个月，交通、通讯基本恢复，我接到邓秉恒从英国打来电长途，他说，茹玫，你好吗？
　　 好。我说。
　　 能听到你的声音，我放心了。他说。
　　 是吗？我说。
　　 你知道吗？这半个月，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我们的故乡。我的心，都要碎了。他说。
　　 你放心吧，我是幸存者，现在是成千上万抢险救灾志愿者中的普通一员。我就要挂电话的时候，儿子在那边抢过了电话，儿子说，妈妈，我想你！
　　 我哇地一声哭了。半个月来，见多了流血和死亡，我干瘪、灼热的眼睛里早就无法潮湿。但儿子的一句话，竟让我浑身颤抖了起来，我感觉眼睑处还是湿了。我说，宝贝儿，你专心读书，你不是听到妈妈的声音了吗？妈妈活得好好的。
　　 那边，邓秉恒又接过了电话。我不容他继续抒发什么，斩钉截铁地挡了回去，实话告诉你邓——秉——恒，如果不是我和他的感情，不是我和他栽的相思树的召唤和护佑，我也会葬身废墟，此刻，我的声音主要是给我儿子听的，与你无关。
　　 不容邓秉恒有所反应，我连续呛了他两句，第一句：混蛋！
　　 第二句：为了我的儿子，我感谢你！
　　 然后就撂了电话。我是在防震棚里中断这次越洋电话的。成千上万的防震棚，是所有幸存者和抢险救灾人员赖以栖身的唯一场所。我所在的防震棚挤满了表情呆滞的妇女和孩子，没有人在乎我此刻眼泪的颜色和味道。
　　 邓秉恒最后一次给我下达离婚通牒是在七年前，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在英国和那个牧师的女儿搅在一起。我去英国探亲的时候，他们只是合作伙伴儿，后来就混得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婚前的所有誓言至此变成了谎言。当爱情在长期的两地分居面前廉价得不如一碟咸菜的时候，我还能相信什么呢？当生活的另一种程序和原则需要我来遵循时，我理智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又不得不同意送儿子到他那里接受教育。儿子是我唯一的希望，明知儿子离开身边我是多么的不甘，但为了儿子，我又不得不一次次舍弃，舍弃的，其实不仅是儿子，而是我自己，包括我的后半生。
　　 你一定想不到，那个月色惨淡的夜晚，当抢险队员在清理一所坍塌的学校时，我的目光像挂面一样被拉直了。挂面易折易断，见水就会软的。我大脑里死硬地镂刻了一生中见到的最惨烈的场面：几百个穿着校服的小孩子的遗体用塑料布缠裹着，摆放成好几排；摆放成好几排的，还有浸透了孩子们鲜血的书包、脱落的鞋子、帽子、红领巾……
　　 一瞬间，我想到了我的小豹子，我的孩子。
　　 一瞬间，我拉直的目光似乎被风干了，眼眶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水分子。
　　 一瞬间，王八蛋——我的先生邓秉恒生硬而丑陋的影子骤然在我心目中变得无比清晰和亲切起来，这种亲切更像感激、感恩，因为他太混蛋，反而让我的儿子侥幸远离了地震那得意而狰狞的冷笑。
　　 邓秉恒是我当年在省城邮电学院读大学时的同学。他从大三的时候就追我了。当时追我这个班花儿的男生很多。在这个日趋物欲的社会，物竞天择的市场规则让校园爱情早已变得世俗不堪。追我的男士中，有年轻教授、教师，更多的是同级或者高一级的师兄，他们当中，有省市高干、大款的子弟，而有的早在大一时就显现出了卓越的搏击市场潮头的才能，一边求学一边在校外公司中承担各种项目。先对而言，邓秉恒的条件最差，一个下岗职工的儿子，父母都在享受政府的低保。自己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凑的。许多同学都见过邓秉恒利用课余在外打工的匆匆身影，记忆最深的，是听说他在校外的餐馆里给人家刷盘子。
　　 在许多同学看来，我是爱情的幸运儿，天生的容貌、气质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注定了属于我的爱情和未来家庭的品质品相。
　　 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几乎享受遍了省城所有的酒吧、咖啡屋和歌厅。毫无疑问，都是追求我的男士请客。来回多是乘坐出租车，有几次是男士亲自驾车。学校的青年教师，购买私家车早已成为时尚。
　　 并非来者不拒，也不是自己花心。青春期的我，一切为了选择。
　　 说来好玩，最终选择了邓秉恒，其实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不是因为他的诚实勤奋，也不是因为他的不事声张，更不是因为他追求得如何苦。他是唯一没带我去过酒吧、咖啡屋和舞厅的男生。现在看来，首先是他把我吃透了。他懂得雨天的一把小伞、冰雪地里的一次帮扶、寂寞中的一本有趣的书、枯燥日子中的一个神秘的玩笑，如此等等，对我意味着什么。有一次，他乡下的亲戚来学校看他，给他带来了两个好吃的烤红薯。烤红薯只有趁热吃才有滋有味，他送走亲戚后，在第一时间，不辞劳苦地送到了图书馆。当时，我正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接过香喷喷的红薯，满屋浓香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