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陷阱

2001年深秋，草木枯黄，繁华落尽，我从深圳回到了浙江老家。刚一回到家，母亲就告诉我胡萝卜病了，得的是癌症，已经做了两次手术，就要“不行了”。听到这消息，我一下子怔住了。记得一年前，我收拾行李去深圳的时候，还看见他赤着脚，挑着一担什么东西，看见我，还问道：“阿盖，你今天出门哪？”
　　 说起胡萝卜，跟我家的关系确实是不错的。因为我的父亲多年来患有较严重的气管炎，老是咳嗽，不能干重活，作为邻居，胡萝卜在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事上帮过我家不少忙。那时候，他是村里少有的壮汉，挑东西如果不满两百斤，他是不会过瘾的。所以他家的许多农具如米箩、簸箕，容量都比别人家的大一些。特别是扁担，厚实得像一根檩子。他喜欢干活，就像野马喜欢奔跑一样。天还未亮，他就会挑着一担猪粪或别的什么东西从我家屋后经过，那扁担的吱嘎声和咚咚的脚步声，往往会将我从梦中吵醒。等我起床吃早饭的时候，母亲总会说，阿盖，你到现在才起床，人家阿美爸都干了半天活了。确实，那时候的农活特别多，就是每天像牛一样地劳作，庄稼还是赶不上节气。
　　 胡萝卜跟我父亲同岁，还一块上的学，但他们的境遇是截然不同的：胡萝卜因为老爸是大队里的干部，每次去上学总能背上一小袋米，而我的父亲却只能躺在宿舍里挨饿。后来胡萝卜去当了兵，我的父亲却得了久治不愈的气管炎。后来我父亲生了三个儿子，胡萝卜却一连生了七个女儿。在这一件事上，我的父亲总算为自己争了光。
　　 胡萝卜的大女儿跟我同岁，那时候政府还鼓励大家多生，可到了胡萝卜生第四个女儿的时候，就开始计划生育了。可胡萝卜楞是想生一个儿子，从部队里带回来的党员身份也不要了，天天跟那些来抓他老婆结扎的乡干部争吵，打架，场面就像杀猪。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胡萝卜不但是一个爱干活、会干活的人，也是一个高嗓门、粗脖子、脾气很大的人，不怕死的人。
　　 母亲陪我去看望胡萝卜的那天，天气晴朗，天高云淡，在刚刚收割的稻田里有一群鸡在追来跑去。因为村里没有副食品店，买不到滋补品，所以我手里提着的是四瓶非常廉价的罐头。在路人的观望下，我还真的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怕别人说我吝啬。好在我们两家隔得不远，很快就到了。
　　 胡萝卜老婆是一个牛高马大、皮肤黝黑的女人，看见我和母亲，一改愁苦的神色，迎了上来。母亲问道，今天好些了吗？她沉重地摇一摇头，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又说，你们真要好，买了这么多东西来看他，他现在什么都吃不下了。对这样的寒暄，我和母亲都不知该如何应答。
　　 她家的堂屋里闹哄哄的，许多面目不清的人在热气腾腾中吃饭，都白着眼睛看我们。我跟妈妈来到了胡萝卜居住的小屋（胡萝卜生病后，搬到小屋里住了）。
　　 小屋昏黑，杂乱无章。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叫陈阿发的人，面相凶恶，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大鼻子，嘴很宽，正看着我。母亲去跟另外几个人寒暄。他们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农（后来才知道是胡萝卜的战友），戴着一副断了的、但用风湿膏粘住了的老花眼镜；胡萝卜的四女儿（坐在床上）；一个外村人，仔细一看才认出是胡萝卜的大姨夫（他始终沉默不语）；但让我不明白的是，屋里还坐着一个在村里没有多少人缘，极邋遢，在我印象中与胡萝卜没有什么来往的陈天柱。最后，我才看见坐在阿发身边、陷在沙发里的胡萝卜（他之所以坐着，是因为他已不能躺倒）。
　　 他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先前庞大的身躯蜷缩得像一个风干了的侏儒。他的脸色苍白，枯槁，正朝着我看，目光里有一种蓝幽幽、阴森森的东西。与他目光相接的片刻，我有一种在梦中的神思恍惚，还有一种掉进冰窟的阴冷。我赶忙避开了他的目光，找来一张小矮凳，在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农身边坐下。
　　 原来，刚才胡萝卜正在讲他的故事，或者说在回顾他的人生，因为我和母亲的到来被打断了。现在，他接着讲了下去。他说他在福建炮兵连当班长的时候，不服从领导，结果领导拿他毫无办法。许多人中，只有他的老战友一边点头，一边摘下眼镜擦泪……
　　 胡萝卜的经历从表面看，并不复杂，但一落实到细节，还真有点跌宕起伏，或者说传奇色彩。譬如当兵，先是经常受批评，最严重的违纪是禁闭十五天，而后来又常常受表彰，上升到了班长。譬如恋爱，先是岳父母反对，后来又出现一个强大的情敌，到结婚的时候部队偏偏遇上了大演习，结果没有赶回来，害得黑黝黝的妻子伤透了心，要投河。为了婚姻，胡萝卜在70年代初，不得不放弃他的戎马生涯，回到故乡吴村，供销社请他去他也不去，化工厂请他去他也不去，一门心思用在生儿育女上。可你瞧，别人的女人一撇腿是个男的，一撇腿是个男的，只有他妻子生一个是女的，生两个还是女的，怎么也不能如愿。结果把非常器重他、准备选拔他当村干部的乡干部、区干部全得罪了，最后上面不得不派来一个排的武警，才将他躲到深山老林里去的妻子拖走结扎了……
　　 胡萝卜的故事冗长、乏味、充满不幸与挫折，听得一屋子人面色阴沉，很不是滋味。但是很显然，胡萝卜不是在诉苦，在求得同情，隐隐之中，他是在向我们炫耀他的光辉史，他的“打不败”，也就是某一种不死的精神。他在向我们证明：他是出色的，死而无遗憾的。他显然是要在生命的最后，向我们灌输一个形象，一个不灭的形象，并且希望我们能永远记住这个形象。
　　 他说：“我不后悔，如果真生了一窝儿子，就没有七个女儿。七个女儿多好哇，比儿子好。儿子都听媳妇的，还要给他们造房，带孩子，还凶你，打你！现在我最小的女儿也念高中了。大女儿嫁给了大牛，是个好后生，会做皮鞋，每年能从温州赚回一万多块钱。二女儿嫁在城里，女婿在工厂当干部，很有出息，我二女儿二女婿的工资都很高。三女儿没有嫁人，在广州做生意，打算开公司，她的心高着呢，一般的小伙子她是看不上眼的。我的四女儿在杭州开裁缝店，嫁在萧山，公婆家有的是钱，三层洋房住十户人家都宽敞，这两次手术的钱，一共六万块，都是她掏的，她真是我的好女儿，生了这样的女儿，真是我胡萝卜前世修来的福……”
　　 这时，一直坐在床上的四女儿，一个颧骨上长有一对胎记的姑娘，怀着六、七个月的孕，不好意思起来：“爹，你累了吧，想不想喝果汁？”说着，就爬下床，趿了拖鞋，要给父亲倒果汁。这时，听了太多故事的一屋子人都松了一口气，舒展了一下身体。屋子里的凝重味被驱散了不少。
　　 但胡萝卜推开了女儿的果汁，要继续讲下去：“我胡萝卜这辈子没做过孬包，我活到今天，念过书，当过兵，在大海里洗过澡，在长城上撒过尿，跟天安门合过影，有一大群后代，不像吴村的一些人，连汽车都没坐过，我知足了，人活着，不就图这些吗？”说着，疲惫不堪的胡萝卜突然偷笑了一下，露出了一副金闪闪的假牙（他的真牙在部队演习时被弹片炸掉了），很有一些嘲讽我们这些活人的意思。所以他的话弄得在座的都有一点不以为然。
　　 这时，坐在一边的陈天柱终于探起脖子，问我：“阿盖，听说你老婆也是山东人，是吗？”我不假思索，答道：“是的。”我的妈妈一直默默无言，这时却突然插嘴道：“我家阿盖呀，他的老婆好，不然还要在家里种地呢。”
　　 母亲的话引起了胡萝卜大姨夫和阿发的注意，他俩都直楞楞地盯着我看，仿佛这不是事实。我真想说：“是的，我老婆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确实比我强，这一年在深圳，还多亏了她。”但陈天柱似乎是要给妈妈一个下马威，抢着说：“我家阿尿的老婆是城市户口，阿盖，你老婆呢？”还没等我开口，妈妈早就说出去了：“是的是的，也是城市户口。我家阿盖已经到乡里登记过了，你家阿尿呢？”陈天柱听了这话，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唉，说到登记，我的脑袋就大了，我家阿尿已经跑了二十多趟了，不说这中间坐的车费、撒的烟和糖，你们没结过婚的人不知道……”
　　 听了这话，到目前为止还打着光棍的陈阿发不高兴了，带着挑衅的口吻问天柱（因为只有他没结过婚嘛）：“这有什么难的，难道国家还有法律规定你家阿尿不准结婚？”陈天柱一直将脖子仰过去，直到仰到能瞪着阿发的地方：“阿发，你说得轻巧，我说的是阿尿和他老婆的准生证，因为他老婆是城市户口，得到女方那边去领。”“可你刚才明明是说结婚证！”阿发反驳道。可陈天柱单是瞟了阿发一眼，竟叹了一口很长的气，仿佛阿发从此没治了，就好比胡萝卜得了癌症。
　　 而胡萝卜呢，趁他们争论时已经恢复体力，所以这时慌忙用手扶了扶自己，不服气地说：“城市户口不就是吃皇粮吗？我二女儿已经吃了十多年了，考的是中专，十六岁那年就迁出去了。她给父母争光啊，每天读书到天亮，别人考50分，她考100分。老师们都对我说，胡萝卜，你家阿贞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栋梁的，果然被他言中了。我的女儿中专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信用社，天天跟钱打交道，那钱堆得像小山似的。我就问我女儿，每天从你手里过那么多钱，你就不会偷头地留一点，自己用？……”
　　 很显然，陈天柱已经不买胡萝卜的帐，或者说胡萝卜根本就没有资格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女儿，因为真正有出息的应该是陈天柱的大儿子，所以他打断了胡萝卜，把凳子又朝前挪移了一些，说：“阿盖，我还问你个事，你去年不是一直呆在深圳吗？你有没有碰到过我家老大——阿权？”
　　 说实话，我此时倒更愿意听胡萝卜讲话，毕竟，他活着的日子已屈指可数，随时都有可能离我们而去，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呢？但陈天柱紧紧抓住我不放，仿佛他儿子的命运就操纵在我的手里。再说，我也确实想知道他大儿的联络地址，等下次回深圳的时候可以去找他，就说：“阿权是在深圳的哪个区？是关外还是关内？”陈天柱一听这话，就像落水者抓住了一根稻草，他有些急不可耐地说：“我家阿权是十年前去的深圳，刚开始给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办了一个印刷厂，有五十多名工人。我留一个电话给你。他呀，有一辆自己的轿车，一定会开车去接你的。我家阿权气量大，一年光请人吃饭就不下10万！那里的派出所所长，税务所所长，银行行长，都是他的好朋友。阿盖，你再去深圳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他，有什么困难，只管跟他说……”
　　 可是我的耳朵里又分明听见胡萝卜在跟我说话：“阿盖，我的五女儿阿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你还不知道吗？听说你在北京念过书（他指的是我曾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我不知道你学的是不是电脑？她写信回来，告诉我她念的是电脑，很深奥的，跟国防都有关系。想当年咱们国家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就全由电脑操作。那时候，我刚入伍，从新昌核实验场传来消息，发射成功了！我们那个高兴哪，都激动得哭了。老战友，你应该还记得吧，部队里为了庆祝这件事，还杀了两头猪……”
　　 那个戴着老花镜的老战友一听部队里的事，就来了兴趣，他快速从陈天柱那边扭过了头，跟胡萝卜忆起了往昔。可是陈天柱的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在跟谁赌气：“阿盖，前年我也去过深圳，是我家老大接我去的。都冬天了，咱这儿都穿棉袄了，可深圳，好家伙，草还是绿的，到处开着花。有一座饭店，听阿权说，里面用的碗和盘都是金做的。还有，你应该记得，在边防站的大门口，有两棵大樟树，据阿权说，这两棵树是深圳花100万从别的地方买的，当然，得把它们种活了才给钱，不然，可不给，还要你赔呢……”
　　 胡萝卜几次想开口，但每次都被陈天柱气势汹汹的“深圳”、“深圳”、“深圳”打断了，好像他儿子是深圳市的市长。胡萝卜终于蜷缩在破烂的沙发里，紧紧拽住棉大衣，显得很无助，很无奈。我的心里不禁泛上了一阵同情，想讨好他、夸奖他、让他高兴高兴。毕竟，胡萝卜是吴村少有的正直人，真正的汉子，是我所敬佩的。更何况，他就要死了！我想了想，刚准备说：“阿美爸，你在艰苦年月养活了一大群儿女，都供她们上了学，真不容易……”
　　 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坐在沙发另一头的阿发却突然很激动地问我：“阿盖，听说深圳‘鸡’很多，舞厅里跳光屁股的舞，可真有此事？”我一下子被他问呆了，倒不是我羞于回答，而是我又看到了胡萝卜那一双充满哀怨、无助、甚至愤懑的眼睛。我知道此刻，只要我顺着阿发的“鸡”字插上一句嘴，场面就会变得不可收拾。可我又想，如果我不理阿发，又分明是瞧不起他，真是左右为难。好在这时，枯坐多时的妈妈站了起来，她要回去了。我连忙站了起来，想趁机溜走，可阿发却一把将我拉住了，又问：“阿盖，别走呀，你还没告诉我光屁股舞女的事呢！你这么不肯说，是不是你跟她们睡过觉？”
　　 他的话说得我脸都红了，我决定留下来澄清一下，因为别人误会我不要紧，就怕胡萝卜也误会我，因为胡萝卜就要离开人世了，我可不想让他带着对我的误会进入坟墓。那样子，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将永远是一个可耻的形象，一个跑到深圳去嫖妓的形象，那样子，就是跳到黄河里去也洗不清了。我说：“阿发，你可不能瞎说，我可从来不到那些地方去，再说，我老婆就在深圳，像守财奴守着宝贝一样守在身边，我怎么会有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