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修课

今天坐门诊。泡茶，穿白大褂，整理检查申请单和诊断床，摆听诊器、笔和处方笺，一切就绪，只等时间一到，就屁颠屁颠忙得口干舌燥。
　　 就在这时，诊断室虚掩的门被人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一条缝，探进来一颗脑袋。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一边嚷着“是云医生，是云医生，快进来，进来”，一边闪了进来。
　　 一个，又闪进一个。先是女的，后是男的，大概四十几岁年纪，估摸着是夫妻俩。而职业的敏感性，使我一看到男人那张与众不同的，晦暗黝黑的，眼窝深凹的刀子脸，还有用手托着的“孕妇肚”，就明白了八九分，又是一个肝硬化病人。
　　 只是纳闷得很，听他的口气，该是老病人，可在脑子里怎么搜索，都没有关于他的任何痕迹。
　　 男人踌躇着坐到我面前的椅子上，女人紧挨着男人站着，两人巴巴地望着我，“云医生，你不记得我们啦？我们可是专门来找你看病的。”
　　 我再次按了搜索键，进行全盘扫描，还是没认出他们来。女人有些着急，大着嗓门说：“云医生，就前年，西坪医院感染科，12床，想起来没？”
　　 短暂的停顿后，我依然茫然地摇了摇头。男人身子往前挪了挪，凑近了说：“云医生，13床，就那个只带了2000块钱，住了一天就哭着回去的小姑娘，你还记得不？我就她隔壁床。”女人怕我还想不起来，一边比划一边说：“就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好像13岁还是15岁来着？她没回家的路费，你不还给她塞了300块钱吗？”
　　 说完，两人一齐望着我，两张嘴张成“O”型，在我面前黑洞洞地摆着，呼出潮热的气体。
　　 “哦——”我封冻的记忆一下子遇热解冻，露出了蛛丝马迹。这个男人，就是那年碰到我就朝我伸大拇指，说我是大好人的那个12床？
　　 两年前，喷火的七月，我到西坪医院感染科进修刚好半年。
　　 那天，我值24小时班。天气闷热，哪怕是在空调24小时不停歇的室内，戴着口罩，套着长袖工作服，二楼、三楼地跑上跑下，还是汗沥沥的。厚实、密不透风的白大褂就像一床湿漉漉、粘乎乎的毯子，紧紧地裹在身上，我都捂成了一条臭咸鱼，郁闷得很。没办法，西坪医院感染科工作性质特殊，纪律又严明，一年四季都是长袖的厚工作服，不像其他科室，有冬装和夏装之分。
　　 我刚到三楼临时处理一个发热的病人，护士站的电话就响了。值班护士接起后，冲病房里大声叫唤：“云医生，电话，楼下收病人！”拖得老长的声音在长长的走廊里荡来荡去，到得我耳朵里时已经荡得变了形，刺耳，聒躁，更加烦闷：讨厌，就不能让人喘口气，还让不让人活？
　　 如此想着，埋怨着，还是赶紧结束了手里的活儿，噌噌噌地向楼梯跑，一股烟似地窜到了二楼护士站。值班小护士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嗨，云姐姐，病人收进来了，在13床。你今儿运气貌似很不好哦，这是收第几个啦？”
　　 我喘着气，无奈地比划了个“八”。小护士嘻嘻一笑，说：“云姐姐，医嘱慢点开啊，再有一刻钟我就可以下班啦，留着给下一班啊！”
　　 “好哦，你倒消遣了，我至少还要熬到明儿上午十点，苦哦，比黄连还苦哦！”我长叹一口气，真不知自己哪根筋出了毛病，上班都十年了，还跑出来进修，受这份窝囊罪。
　　 到病房一看，我傻了。病人是个小姑娘，头发枯黄，颜面青黑浮肿，瘦弱纤细的身子骨就只有中间部分夸张地向外画着圆弧线，枯瘦如柴的一双小手轻轻地托着弧线的底端。她身子斜倚着床头栏杆，微微喘着气，一双无神的眼眸转不动似的，慢吞吞地，又怯怯地，瞟着我。一旁，一个黑不溜秋，老实巴交的男人，搓着手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我示意小姑娘躺下作检查。查看：皮肤、巩膜无黄染，角膜、巩膜交界处无K-F环；无颈静脉怒张，肝颈静脉反流征阴性；锁骨上窝可见蜘蛛痣三枚，肝掌阳性；右下肺呼吸音基本消失，心脏无扩大无杂音；腹膨隆，腹壁静脉曲张，有脐疝，腹水征、移动性浊音均阳性，肝脏叩诊体积缩小，脾脏下缘过脐水平线；双下肢凹陷性水肿直至膝盖……
　　 诸上信息和判断一一在我脑子里闪过，胸口偏左的地方便犹如裂帛般疼痛不已。我把床头摇起来，让小姑娘出气好顺畅一些。寻思了一会儿，转过头问身后站着的男人：“她这样子有多久了？看过没？”
　　 男人摸了摸脑袋，一脸苦相地说：“娃儿老说不舒服，吃不下东西，有个一两年了吧。熬不住就到村卫生室看哈，说是胃病，给几颗丸子，开几副中药，吃了也能好点儿。这半年就凑合不了了，腿子眼看着肿了，开始睡了还消，后来怎么都不消了，肿得发亮，肚子也大了，尿也解不出来，走个路都喘不过气。村里说怕是不好，叫到县里看。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血也输了，钱也花没了，还是没得效。他们说是肝病，叫我们到这儿来，说这儿是治肝病的老大。”
　　 “那你们在县里检查的结果带了没？给我看看。”
　　 男人走到墙角，蹲下来，拉开一个编织袋，在里面摸索了半天，才摸出一个卷折在一起的小塑料袋，站起来，颤着手递给我。
　　 我大致翻了翻，乙肝标志物阳性，小三阳。遂抬头问男人：“你们家还有谁患过肝病？你们那儿可有水田、溪沟？”
　　 男人又局促地摸了摸耳朵，想了一会儿说：“家在老山上，水都没得吃的，全靠挖坑蓄积天河水，哪有水田、溪沟哦！家里穷得要命，哪个没事去检查花冤枉钱嘛。就是娃儿她妈，去的时候也是腿子肿，肚子老大，跟娃儿这差不多，不晓得是不是你们说的肝病。”
　　 唉，如此说来，真是有乙肝家族史。十几岁的人，就得了这么严重的肝硬化，太少见了！我看着可怜兮兮的小姑娘，一朵卑微的小花，想着花儿也还是有春天的，可人呢？不敢往深里想，脑壳疼，心也疼，沉默。临离开病房时，招呼男人去我办公室，找他有事情谈。
　　 在办公室，我跟男人说：“你女儿的病，初步考虑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导致的肝硬化，已经到了失代偿期，换句话说，也就是到了肝硬化晚期。病情相当严重，随时可能出现出血，肾脏没得用，少尿甚至没尿，或者精神恍惚，甚至昏迷……所以，我得给她告病重，你要是听明白了，就在病重通知单上签个字。”我尽量放弃专业性术语，选择男人能听懂的解释说给他听，自始至终，不敢与他的眼睛对视。
　　 男人一听就愣住了，垂下头又搓起了手。我注意到他脑门上忽地就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它们好像一群先就埋伏好了的夜行者，只等一声令下，全现了出来。而黑鼻梁上，汗更细更密。好半天，像打了一场大仗似的，男人用力扬起头，抻着脖子，因为消瘦分外突出的喉结，像一只调皮的小老鼠一上一下来回跑，上下嘴唇配合着，使劲挣脱对方勉强挤出低沉的话语：“医生，不瞒你说，娃儿的病我心里有数。我卖了年猪，又想办法从亲戚那儿借了点钱，总共才凑了2000块。把娃儿带来，一是讨个确切的说法——娃儿到底得了啥子病，二是多少让娃儿少点痛苦。要怪，也只能怪娃儿生在我们穷人家。能早死早托生到富人家，也是娃儿的造化……”
　　 后面的话男人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的眼睛跟着涨潮。都说穿白大褂的是铁石心肠，我却总是做不到，每到这种场合，就显得脆弱、敏感又多思，往往没等别人落泪，我的泪倒先滚下来了，而且伤感的情绪还能持续好多天，折磨得人茶不思饭不想睡不眠。
　　 2000块，在我工作的医院，倒还能支撑个十天半月，可在这样一家全省有名的三级甲等医院，估摸着一天就给花光了，到底是减轻还是加重痛苦呢？关于这个，我不好跟男人明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就暂时避着没说。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不重复检查，做确实必要的检查，开有效价格又不太贵的药。
　　 下午，他们本院的一线医生来上班。我问同组的医生：“老师，这个病人经济状况很不好，她在当地检查了乙肝三对以及甲肝、戊肝等病毒标志物，结果都有，我们可以不用再检查了吧？”
　　 他嘿嘿一笑，反应强烈地说：“咦？那怎么行？对于我们肝病科，三大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血脂血糖、甲胎蛋白、肝纤指标、肝炎标志物、病毒复制指标、彩超、胃镜、心电图，等等，都是必须查的项目，不然，你的病历就是丙级病历。”
　　 听他一口气列出这么多必查项目，我苦笑着说：“她父亲东拼西凑才弄了2000块钱，这样一查，她药还没用不就没钱啦？”
　　 “哎，医生只管治病，不管钱不钱的事。没钱，就不要到西坪医院来，这儿又不是收容所！”他忙着在电脑上敲打病历，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
　　 丙级病历可不是好玩的，只要有一份，我在西坪医院的进修生涯就会画上句号。故而，纠结了半天，我才忐忑地打了一定折扣，在所谓的必查项目中，选择了一部分先查。剩下的，视情况补查也来得及。
　　 第二天早晨各组分开查房。我所在组由梅教授带领，一线医生、进修生、实习生，跟了一大堆在后面，闹闹哄哄地进了病房。首先查看重病人，新病人，便到了13床。
　　 我递给梅教授病历夹，小声汇报着小姑娘的病史和相关检查结果：“……病人母亲去世前双下肢水肿，腹部膨出，结合病人在当地医院乙肝三对的结果，初步考虑有乙肝家族史……昨天下午做了超声，双侧胸腔有积液，右侧居多，腹腔大量积液，行了右侧胸腔和腹腔穿刺，胸腹水均提示为漏出液……”
　　 梅教授边听汇报边翻看病历，眉头渐渐皱了起来，最终拧成了“川”字的沟壑。他指着临时医嘱单，鼓着眼睛问我：“你就开了这点检查？没查尿铜、血清铜蓝蛋白？没查病毒标志物？没做CT或磁共振检查肝豆状核？没做骨穿排除血液病？没请眼科、血液科会诊……”
　　 一连串鱼钩劈头盖脸地砸来，根本容不得我插话、辩解。所有人，包括小姑娘和她父亲，以及同病房的病人，都望着我。齐刷刷的目光犹如金钢罩，我脸憋得通红。长吸一口气，稳了稳心神，方答复说：“教授，她在当地县医院输了5次血浆，有输血前检查结果，就没再查肝炎病毒标志物；我想着她有肝病家族史，体格检查没有K-F环，又是小三阳，而且她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所以……”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梅教授就把病历扔了过来，怒道：“马上给我补起来，没得商量！13岁的肝硬化，你看到过么，啊？”我心里嘀咕，《肝脏》杂志上还报道了9岁、11岁的肝硬化呢，这算啥？不是有那么多证据支持么，我又不是信口开河！
　　 看着梅教授发怒的样子，就像一只须发直竖的老猫，我根本不敢嘀咕出声。“这是医院，又不是慈善机构，就你有同情心？一个进修生，还不得了了，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就想当然的，怎么，要翻天哪！”他又扔过来几句话，比病历夹子不知重了多少倍，我接着都有些站不稳了。
　　 话里有话。
　　 一同来查房的，有人幸灾乐祸地轻笑起来；也有人抱着手臂，不怀好意地等着看热闹；还有人用单薄的同情的目光，躲躲闪闪地，不带多少温度地，抚慰着我。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死死地咬住嘴唇，把委屈的眼泪生给逼了回去。
　　 我听出来了，梅教授在借此言彼，发泄积攒了许久的不满和恨意。想来，这样一个让我当众出丑的机会，他该是寻了好久，等了好久。而今好不容易逮着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又怎么会心软，怎么会错过呢？
　　 与梅教授结下梁子，我想，该是那一次吧？
　　 彼时，我刚到西坪医院感染科进修不到一个月，春节刚过不久，天还是乍暖还寒之时，我对进修科室的规矩刚刚摸清，对快节奏高强度的进修生活刚刚适应。
　　 感染科收病人有自己的规矩，除非自己的老病人或是新病人点名要某教授那组管床，否则，都得按事先排好的顺序各组各医生轮着收治病人。中午和晚上轮收病人的医生不在时，由值班医生处理病人，写首次病程记录。
　　 一天晚上，值班医生收了一个高热的女病人，四十几岁，以“发热待查”轮到了梅教授组。临床医生都不愿收发热病人，能够引起发热的原因数不胜数，如果不幸碰上没有一点头绪的，得分几大系统逐一讨论，光是首次病程记录就要写上洋洋洒洒几千字，而且常常还要做骨穿、腰穿等操作，麻烦得很，自身风险也大。值班医生对这种晚上收的病人，首程多是敷衍一下，根本不会用心去写，所以，接手的管床医生必须修改完善。和我同组的一线医生是个大滑头、大懒虫，一看是“发热待查”病人，干干脆脆地推到了我的头上。
　　 一大早我提前去查看病人后，觉得发热原因明确，就是麻疹，根本不是什么“发热待查”，所以，我按自己的判断更改了首次病程记录。
　　 等梅教授带着一组人员去查房时，那个女病人高热40度，双眼赤红，眼睑浮肿，眼泪汪汪，鼻涕、喷嚏接连不断，嘴唇跟烧红的火炭一样，裂口、起皮甚至渗血、结着血痂。家属急得像一头困兽，在病房里转来转去，时不时地冲医生护士咆哮几声。病人也娇气得很，一个劲儿地哼哼：“老公——我…我…我不行了……”
　　 梅教授皱着眉头做了查体，又问询了几句，就回到办公室，吩咐我：“这个病人发热原因不明，你得把各种可能性都想到，相关的检查都做到位，骨穿一定要做！还有，叫护士给她把氧气吸上，心电监护上上，把家属喊来告病重，跟他把病情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