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读记

我爹叫张平志，出生在农村，高中文化，是县水利局的股长，他一辈子都在做着当副局长的准备。我叫张坚强，粘我爹的光，于1980年进县城关镇水管站当了一名水管员。虽说是计划内临时工，但和正式工拿着一样的工资标准，每月四十二元零八角。那时的猪肉七角钱一斤，鸡蛋五分钱一个，四十二元零八角，可办不少事情。
　　 那时，我有个对象，叫贾美丽，人漂亮，瓜子脸，一边一个酒窝，眼角有点朝上吊，是一双凤眼。贾美丽在县委招待所当服务员，她找对象很挑剔，一般人家她看不上。贾美丽不是我搞上的，是别人给我介绍的。我们小地方找对象大多都是介绍，两家大人和双方本人同意这事就算定下来了。平时双方不见面，也不谈恋爱，有时在街上偶尔相遇，双方都还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擦肩而过。所以我和贾美丽真没恋爱故事可写，要是硬写那只能瞎编了。我们小地方就是这习俗，只订婚，不恋爱，到时候要么结婚要么解除婚约。当然我和贾美丽也不是那么纯净，我们俩偷偷亲过嘴。
　　 在我们县，我属于干部子弟。不要笑，我们推算一下，县里股级干部的地位，相当于市里的科级干部，相当于省里的处级干部。处级干部子女在省会城市毋庸置疑算是干部子弟，相比较而言，我在我们县也算是干部子弟了。
　　 1980年高考失败，对我打击很大，本来我打算复读，正巧遇到县水利局有招计划内临时工的指标，我爹就说，这种机会不多，再说你高考也没个准头，还是先抓住机遇参加工作吧。我说，万一复读考上了呢？我爹嘴一撇说，球！
　　 就这样，我在县城关镇水管站工作了。在我们县每个乡镇都有水管站，但是水管站和水管站不一样，有离县城远的有离县城近的。离县城近的局里信息灵通，下手快，好处多。离县城远的信息就闭塞，等跑到局里黄花菜都凉了。城关镇水管站离县城最近，就在县城边上，而最远的水管站离县城有好几十公里，甚至在山区，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大家都争着往离县城近的水管站调，这就需要努力了。
　　 城关镇水管站在县城南郊，在连接上游水库的干渠边上，和县高中隔渠相望。城关镇水管站是个老式的四合院，院子里有菜园、鱼塘，楼房上下两层，下面作办公室，楼上是工作人员的寝室。这砖木结构的楼已经很残破了，楼板裂开了缝，楼上跺脚，灰尘从那板缝里纷纷落下去，似一道烟。城关镇水管站一共五个人，站长老张是我表姑父，我是外勤，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测量一次我分管的支渠里的水位和流量，为农户放水浇灌农田。因此，站里给我发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后挡泥板上用白油漆写着城关镇水管站，农民一看到这种自行车，就知道放水的人来了。
　　 有天，做饭的老崔拿着电话记录本子在楼下喊，张站长，水管所来了电话通知！我表姑父最烦的就是上面来通知，不是开会，就是防洪。就探着头往楼下问，又是什么事儿？！老崔就拿着电话本子，在楼下照着念了一遍，一要加强水位和流量的测量，不准虚报。二要注意防汛，今年雨水多。
　　 老崔五十多岁，是个计划外临时工，一年四季都在站里住。站里除了我和老崔其他人都是正式工。正式工屁股尖坐不住，有事没事总喜欢乱跑，所以老崔除做饭还兼职守值班电话。值班电话一般不响，响了都是上面来通知，通知自然都很重要，不能漏接，漏接出了问题，那帽子可得往头上扣。所以每次值班电话一响，老崔就哆嗦一下。有次正在做饭，这边锅里油刚烧热，厨房对面值班室电话响了，老崔自然是先哆嗦一下，一手掂勺，一手抓着一把葱花，正要把葱花往锅里扔，犹豫一下还是往外跑，跑出去发现两手都有东西，就往回跑，锅里油哧啦啦地冒着烟，老崔不敢往锅里撒葱花，怕炸焦了。那边电话还催命似地响。老崔急了，干脆扔掉葱花，掂着勺子往值班室跑，由于跑得太急，他被值班室门槛绊了一下，一头栽到地上，等他打个滚爬起来，电话不响了。
　　 那天，我正巧路过，老崔就喊我，小张，来帮我守会电话。我不敢怠慢，因为老崔儿子崔文昌是我高中同学。我守着电话，看着老崔一瘸一拐跑回厨房，厨房灶台上锅里的油已经着火了，火苗快窜到了房顶，我有物理知识，就大喊，快用锅盖，盖住！老崔一锅盖扣下去，火灭了。我眼前的电话这个时候响了，铃声很尖厉，我抓起电话，是贾美丽打来的。贾美丽说，请张坚强接电话。我真没想到贾美丽会给我打电话，我高考落榜后她就把我甩了，所以我很生她的气。我给贾美丽交待说，值班电话不能打。贾美丽说，电话不让打，那还是电话吗？我说这是值班电话，不是一般电话。她说，不是一般电话，是什么电话呢？我说是值班电话。
　　 贾美丽感觉我不热情，就说，你上班也不告诉我一声。我说我是临时工。贾美丽说，别瞒我了，你可是计划内临时工，有转正的希望哟。我说那可比大学生差远啦。我记得我高考落榜那几天，心情特别低落，就去县委招待所找贾美丽，她正在收拾客房，我说我没考上大学。贾美丽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头也不回说，我早知道了。你打算咋办？我说，不知道。贾美丽就说，你别在这里站着，我们领导看见不好。她过去从没这样对待过我，我感觉到了她的冷淡。我欲言又止，叹口气，扭头就走了。没走多远，贾美丽撵上我说，咱俩的事，还是说清楚的好。当初谈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考上大学，现在你没考上，咱俩就吹了。你以后别来找我。
　　 我挂掉电话，回头见老崔拿着电话记录本子问我，啥通知？我说打错了。老崔一脸狐疑，正巧这个时候崔文昌来看他爹，老崔才没再追问我。吃饭的时候，我和崔文昌交谈起来，崔文昌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一点也不羡慕我的工作，反而问我，你就打算在这里干一辈子？他还不屑地用手指点点院子四周接着说，根本没有一点发展前途。我说，那咋办？崔文昌说，回县高中复读呀，只要读书就有希望，不读书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被崔文昌说动心了，给我爹一汇报，我爹心疼了，我知道他是心疼我丢掉这份工作。不过我想好了，反正我工作也不忙，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复读。现在就需要我爹给县高中打个招呼，我就可以去读书了。
　　 没几天，我爹就托关系把我塞进了县高中复读班，还把我的特殊情况说了。都在一个小县城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老师很照顾我，特许我不上早自习。我在复读班遇到不少过去的同学，不时和中间的某个人打声招呼，互相打听几个人名，有考上大学的，还有一个跳河自杀的。大家都知道我身份特殊，是个有工作的人，所以都不太看好我，认为我高考还要继续落榜。
　　 其实他们都不了解我，我从小就渴望出人头地，我自认为我比班上许多人都要优秀。我上小学、初中都是班干部，读高中我还得过地区物理竞赛第十一名。
　　 当然了，大家早读的时候，我也没闲着，正骑着水管站的自行车，迎着朝霞在干渠沿上疾驰。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样子很滑稽，骑着自行车，斜背着书包，一手掂着两米多长的测量杆，就像挥舞着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由于我是新手，我只分管两个支渠水位和流量的测量，一般正式工最少要分管十个支渠的工作量。我发现我分管的支渠少，正式工都没意见。我就问我表姑父，他说，你以后就知道了。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人家还笑你傻呢！谁都不会把自己分管的支渠让给你！我想这不正好嘛，腾出时间可以读书呀，看来这个工作还真不错，即不耽误工作也不耽误读书啊。
　　 那时，我有一串支渠闸门的钥匙和一根杆可以伸缩的测量议，杆子中间套了个测量仪。测量仪有一圈塑料桨叶，放进河水里就可以旋转起来。塑料桨叶连着流速传感器，所测的流速和流量值由显示器以数字形式直接显示出来。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把测量杆插到水底，让塑料桨叶在河水中平稳而且均匀地旋转，然后把水深和显示器显示出来的数字记录在本子上，并签上我的名字和日期。
　　 一天，我正在上课，一个农民满头大汗地跑到学校里来找我，那个农民拍着教室窗户喊，张水利……张水利。我不认识那个农民，我怕影响大家上课，就跑出来问，啥事呀？农民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破布鞋，头发乱蓬蓬，额头上有三道深深的皱纹，手里掂着一个提篮，上面盖着白菜叶子。农民见我不高兴，就赶紧赔笑脸说，没办法，急等着浇地……。我就问他，你的地在几号支渠边上？农民放下手中提篮，伸出双手比划着说，九号，就在九号支渠边上。九号支渠是归我管，可是我在上课，于是我就说，等下午放学吧。农民焦急地说，不是我一家急着浇地，是好几家都急着浇地，大家公推我来请你。说着，农民弯下腰把提篮上面盖着的白菜叶子拨开，露出一提篮鸡蛋来，指给我看说，这是我们几家兑在一起的鸡蛋，送给你的。我看农民都急出汗了，我就把闸门钥匙从腰上取下来说，你自己开闸浇水吧。
　　 农民赶紧摆手说，使不得，真使不得。过去遇到过这种事，被张站长发现，还罚了我们款。没办法，我只好去给农民浇地。农民跟在我身后喊，鸡蛋——我说你拿走吧。说着，我骑着自行车一溜烟跑了。
　　 从学校后门出去，有条小路通向干渠。先是土路，离干渠近了就变成了石头路，铺路的石头不整齐，有大有小，而且都是光滑的，圆乎乎的，自行车轮子跳来跳去，不好走，我就推着自行车走到干渠桥上。这是一座闸门桥，比较狭窄，仅供一辆驴车通过。这个闸门也归我管理，启动闸门的是一个摇把，这个摇把平时就在我宿舍放着，需要的时候我就拿来，塞到卡口里，把闸门摇起来或是放下去，随着闸门的启闭，河水可大可小，可急可缓。从桥上过，可以看见水从下面流，偶尔还可以看到一片芦席片呀什么样的东西从桥下悠悠地飘过去。
　　 我一口气跑到九号支渠，这里是一片蔬菜地，看到一群菜农正在那里等我。那时，遇到灌溉高峰期，干渠里水就不够用，为了保证下游粮食产区能浇上地，水管所就会通知我们上游水管站不许给支渠开闸放水，保证干渠里水的流量，等下游浇完了上游再浇。上游浇地时，就需要分段落闸，把上游水位抬高，这样水才能流到支渠里，流到农田里。
　　 九号支渠有好几里长，支渠两边有许多小螺杆闸门，开哪个闸不开哪个闸，都是水管员说了算。那天，我听见河水在脚下哗哗地响，流得比平常好像更急，这说明支渠里水很充沛，于是我掏出闸门钥匙，这是一种三角形的特制钥匙，插到卡口里，就可以让螺杆松开，旋转螺杆就可以升降闸门。那天，我把所有闸门都打开了，也没要菜农们采摘给我的新鲜蔬菜，就跑回学校上课去了。临走交待菜农们浇完地，自己把闸门落下去，等有时间我再来锁上。
　　 我跑回学校，大家正在上自习课。我的同桌陈康用胳膊肘碰碰我，又用下巴朝讲台上指指。我一看，脸就红了，讲台边上赫然放着一提篮鸡蛋，全班人都看到了，都知道那是农民送给我的，搞得我很难堪。后来，我把那提篮鸡蛋送给学校食堂，才平息了大家对我的不好评价。
　　 当时，我非常珍惜我的复读机会，我知道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又一次意义重大的开端，我一到教室里就像一匝一匝拧紧了发条的座钟，满腔热诚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当中，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犹如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前几天，我们班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全班60名复读生崔文昌考了第二名，我只考了第四十七名，第一名是我们班的班长，是个叫谷雅的女生，他父亲是我们县的武装部部长。谷雅是随他父亲从地区调到我们县的。她1980年考上省里的一所大学没上，目标是冲击更好的大学。我记得那时谷雅的两根辫子上结了两个在我们县罕见的红蝴蝶结，辫子轻轻摆动，那两只红蝴蝶结就像蝴蝶一样翩翩飞舞了，让我着迷了好久。
　　 那次，我们班考倒数第一名的是陈康，他长着一张瓦刀脸，八字眉，嘴角向下拉，一副倒霉相。有次课间活动，大家打乒乓球，轮到陈康，他抡了一拍子，乒乓球越过对方头顶飞了出去。飞到哪去了呢？大家都抬头望，就看见我们班主任正在人群后打哈欠，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我们班主任嘴巴奇大，据说他可以将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嘴巴里，得外号“河马”。
　　 怎么会这么巧呢？那天，那个乒乓球不偏不斜就飞进了班主任的嘴巴里。问题是班主任差点把那个突如其来的乒乓球吞下去。当然没吞下去，只是卡在了嗓子眼里，结果班主任一仰脸栽倒了。大家一哄而上，有的卡住班主任脖子，阻止乒乓球下滑，有的用手指试图把乒乓球从班主任嘴巴里掏出来，结果适得其反。这个时候班长谷雅挺身而出，让班主任脸朝下，捶打班主任的后背，猛拍几下，那只乒乓球从班主任嘴里跳出来了，先是落在地上，弹跳几下，居然滚到了陈康脚下。这个时候班主任出口长气，在众人搀扶下站起来。他站起来，四下张望着，哑着嗓子说，差点要了我的命，谁干的!
　　 众人都看陈康，陈康拿着刚捡起来的乒乓球说，我不是故意的，就是随便一打，没想到就出事了。班主任很生气地说，不会打，就不要凑热闹！说完，气哼哼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