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人间四月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英国作家沃尔特·萨维奇·蓝德的这首诗，被她抄下来，摆到自己的办公桌上。A4打印纸，碳素墨迹。那天我去得早，倒纸篓的时候路过，停下来，仔细看，有些懵，很费解，不是因为那率真、自尊的诗，不是因为看到一贯龙飞凤舞的她也写出了如此疏朗、周正的汉字，而是因为落款处那唯一的一行英文，也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那自然，就是她本人的署名A-P-R-I-L。
　　 她的英文名字我当然知道，可大多是听或说，看到别人或她自己写出来的时候也有，每个字母都如此清楚却是第一次。英文不好，许多单词经不得较真，是我彼时最怕人知的死穴，好在放眼望去，空旷的开放式大写字间，除了远处正闷头忙活的打扫卫生的大姐外，再无旁人。我便赶紧摸出快译通，悄悄检索，天，竟对了，四月，难道她的名字叫四月？
　　 每个汉字都是有温度、有色彩的，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当那汉字被用作人名，就会渐渐和其人的外貌品性混作一团。最起码，也该大致属同一温区、同一色系。可对英文名，我却不敢展开想象，因为常常要上当，要推翻从来。比如，当我知道超凡脱俗的精灵“费雯丽”，在香港被译作家常的“李慧云”，阳光不羁的帅哥“贝克汉姆”是冰冷的“碧咸”，比如，我去年追风去看张爱玲的《小团圆》，刚开始，前三章，劈头盖脸先遭遇上一个又一个战时香港拗口、香艳的的女子名，后经高人提醒，才顿悟，原来“九莉”是Julie（我们译成朱丽），“塞梨”是Sally（我们译莎莉），“茹璧”是Ruby（我们译噜比）……
　　 现在回想，2007年前的那个春天的早晨，站在她办公桌前发愣的我，所接受到的正是英文名汉译给我上的活生生的第一堂课。那感觉实在别扭，让我很难接受——怎么都喊了九个来月的April,竟可以是四月，怎么四月和她，竟可以是一个人？
　　 然而面对似是而非，甚至全然不解，都要努力不动声色，同样也是彼时初涉职场不久的我自以为最重要的必修课程之一。那天，到后来，我伸出了手，捂住自己已下意识洞开的嘴。及至手放下，我的嘴巴便已抿成一条两端略显上翘的细长弧线了。
　　
　　 我的嘴巴再次不雅地张开，是在当天下午。
　　 当天下午三点来钟，人事经理凯蒂陪同一群人，呼呼啦啦地穿越我们长长的办公区直奔会客室。因人群中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惹得正办公的不少同仁安静地朝他们行了好半天的注目礼。而我则在那一片呆若木鸡中猛然警醒，赶紧跑去茶水间泡茶，并端给他们。
　　 会客室里非常安静，没人讲话，大家都在看电视。电视里也没有任何声音，默片儿，图像还是黑白的。是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视频监控录像，愣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那图像是和自己有关的。原来，电视播放的场景就是我们的办公室，那上面的人就是April。
　　 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对着电脑屏幕，April不时低头、抬头，是在从电脑里抄写着什么。长方形的电视屏幕上，只正中的圆形处有图像，圆形周围则是团团的黑色，瘦小的April陷落在这黑色之中，被身边齐整密实的办公桌椅围绕，也被那团团的黑色围绕。她，还有她周围的桌椅，都中间鼓，两头尖，怪异地变着形。突然，她不写了，把纸揉成一团，然后，她的头突然变大，是站起来了，站起来，她走出画面，我看不到她了。
　　 “对不起，大家稍等，我调整一下。”凯蒂边说边站起身，走过去，轻轻点击鼠标，电视的屏幕顿时分解成无数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的内容都是不同角度下我们办公室的角角落落。我挨个儿给大家倒茶，注意力却粘在电视屏幕上，心里翻江倒海、七上八下。难道，我，还有在这儿办公室的每个人，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么？要被如此仔细地打量，并记录？
　　 终于，小方格子中的一个被放大了，还是April，在打印室。俯下身子，她拉开打印机的托盘，从中取出几张A4纸，很快又离开了。
　　 “谢谢你，莉莉，去做你的事吧。”
　　 我突然听见凯蒂在同和我讲话，讲的是英文，和刚才对大家讲中文时一样，温和、郑重、有板有眼。她轻轻启动自己因涂了唇膏，而晶莹闪烁的双唇，慢慢地对我讲着话，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一本初级英语听力磁带，开始了匀速的运转。
　　 凯蒂姓王，我那时刚毕业不久，学万金油的中文专业能进入这家外企，简直是撞上了大运。面试时我就知道，自己是作为行政部的人员被招进来的，培训过后，凯蒂将是我的直接领导。当然，在彼时我见过的公司所有中方雇员中，凯蒂也是我眼底心中最能代表职场高层白领气度的高人，我每每要折服于她不怒自威的尊严。
　　 低头走出会客室，我发现大办公室里简直像要过节一样热闹——或端着杯子，或抱着肩膀，许多同事都走出了自己的小格子办公区，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或嘀嘀咕咕，或叽叽喳喳，就连平时做工间操，人都没有那么齐过。
　　 默默地穿过喧腾唏嘘的众位同事，走回自己那一方小格子，我听明白了那则消息，是她，April，她死了，是自杀……
　　
　　 “April是个美丽、勤奋、工作业绩优异的女孩子，22岁大学毕业就进入我们公司，已在这儿服务了将近四年，她的热情、细致、时时为客户着想的工作作风，使得和她打过交道的客户无不交口称赞；她的认真、努力、奋勇争先的工作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同事的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所有有幸和她共事的每一个人，都爱她，永远，无论她和我们在一起，还是已离开……”
　　 距那个早晨大约两、三天后，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曾聚到大会议室，为April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
　　 到网上下载哀乐，替代我们这层写字楼的楼宇背景音乐，设定好时段，让它如期播放；到处收集同事手上留存的有April形象的数码照片，按年份编辑整理，再用投影仪将之打到会议室的大屏幕上去……据说凯蒂是在当天中午午休前才通知自己属下员工下午三点要举行此仪式的，时间紧，没经验，这项由行政部员工和我们几个实习学生来具体来操持的工作，边想主意，边采取行动，出现问题都没得请示，因为，负责人凯蒂在下达过命令后，就把自己关进了她自己那间用幕墙玻璃隔出来的独立的小办公室。她是在以公司代言人的身份，在撰写上述措辞。
　　 举着它，站在大致站成了一半圆形的我们中间，凯蒂在仪式开始不久就用中文把那段文字念了出来。而在她身旁，有我们的总裁秘书尼娜，在为她做着同步口译。号称金领，说英文一贯行云流水的尼娜，那次却露了怯，凯蒂念一句中文，她磕磕绊绊地跟上一句英文。有好几处，连我都听出来了，她只翻了个大概，一些内容被她偷工减料地省略了。站在那儿，瞪着眼睛，尼娜的表情别扭，很不在状态。而站在我们中间的几个老外呢，也呆头呆脑地瞪着眼睛，是因为听尼娜的翻译感觉吃力么？他们的表情也很别扭。
　　
　　 不过，再怎么说，这些人都算还好。那天，这仪式的所有参与者中，直至今天，我依然永远难忘的是April的母亲。
　　 原来April竟然是乡下人！山东乡下。她是长女，根本就不是独生女！她下面还有个刚读高中的妹妹。她的家还是单亲家庭！她上小学时就没了父亲！现在出了这种事，家里能到上海来的人，只有她的母亲。
　　 在见到她母亲之前，有关April的家事先悄然在我们普通员工间迅速流传。我听到时，爆料者小着声音，瞪着眼睛，我们听者也是，一句话都没回，眼睛却越瞪越大，听完了，木在那儿，大眼儿瞪小眼儿，面面相觑。然后，很快，当天下午，当她的母亲走进了我们的办公室，我发现自己的反应依然是瞠目结舌。因为，在她母亲的身上，我看不出一丝自己平日印象中乡下人该有的特征。
　　 她母亲四、五十岁的样子，黧黑，干瘦，高挑，自来卷儿的齐耳短发，梳得一丝不乱，斜背着个黑黑亮亮色很扎眼的的小坤包（我对那款包是有印象的，记得我读书时曾很兴过一阵子，但那时我是穷学生，只是眼热，看过，摸过，没买过。）第一眼看到她，只觉得她整个人都显得利落、精干，也赏心悦目。当然，仔细再看，她的穿着倒是普通的，但显然用了心，那外套、长裤、皮鞋、包，所有的款式色彩都搭配得极细致、讲究。
　　 瞪着眼窝深陷的大眼睛，抿着薄薄的长嘴唇，她母亲被凯蒂引领着，到总裁办公室去，到April的部门经理苏珊那儿去，到大办公区April的办公区去，每到一处，她点头，招手，或上前一步，去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或不停用手悄悄拉扯自己那本来已很平展的衣襟，虽始终沉默，不发一言，倒也显得得体、周到，和周围的气氛协调，也让身处其中的我们宽心。这状态一直维持到后来，后来，她早早坐进会议室，等待告别仪式的开始。
　　 开始我们都进进出出地忙，只见她安静地在角落里坐下，就没大留心。但当我们开始调试，当音乐响起，当April的照片开始一桢一桢地闪现时，我突然发现远处的她正在低头抹泪。那沉默的母亲显然是要尽力不打扰我们的，她没发出一丁点儿声响，却也很快被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你拉我一把，我碰你一下，大家陆续都发现了她在哭，都渐渐都把头朝她扭了过去——在我们的注视下，我看见，在她的脸上，泪水瞬间已如决堤的河，让她无法如何涂抹擦拭都无济于事……后来，她到底放弃了徒劳的努力，捂了脸，一声没吭地一头趴到面前的桌子上去……
　　 这隐忍的哭泣惹得刚踏进会议室的凯蒂瞬间就红了眼圈儿，径自走过去，凯蒂把蜷缩在那儿越发显得干瘦的母亲搂在怀里，小声劝慰她，并一个劲儿地表态说一会儿不必再做发言了，但那母亲是不肯的，她后来挥动手臂胡乱蹭了把脸，在凯蒂刚宣布仪式开始，未来及进行下一个程序的时候，第一个就站了起来。
　　 我注意到她的脸略肿，潮红，不知是哭的，还是在为自己的失态而羞愧。“谢谢！谢谢！”她先表达感谢，头低着，声音也低，语速更快，我们只大体知道她的意思，因为根本听不清，话都含混在一起。但没一会儿，她的脸就抬起来了，仰起满是泪的脸，控诉般地高喊：“你们可都得学学好人，别学她！华子，宋华！她真没出息！真给我丢人！鬼迷了心窍了！她小时候，跟着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谁不说她好，学习好，干什么都好强……”
　　 这话讲得很大声，且只这么一句话，被她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讲了好几遍，让本来听她讲方言很费劲儿的我们都听懂了她的意思。但这意思却显然不是我们的仪式所需要的，她的念叨没能再继续下去。后来，她被凯蒂搀扶着坐回去，坐回去，听凯蒂的朗诵，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或员工代表按程序各自发些类似死者安息，生者珍重之类的简短感慨。虽然还在流泪，但她却不再低头了，她仰脸坐在那儿，目光空茫地直视前方，看着渐次登场的我们，看着，看着，直到仪式结束，被凯蒂安排司机送走。
　　
　　 可即便她走了，仪式结束了，悲悯的情绪也依然在我们中间持续着。不止凯蒂，人群中有不少人或红了眼睛，或默默拭泪。这悲伤不久就转化成了具体行动——我们为此捐了款。捐款倡议是在告别仪式结束的当天下午下班前，由凯蒂发布到公司内部网站上去的，大家响应踊跃。第二天，April的母亲还没离开上海，三万多元现金及捐款人的姓名、数额等明细资料已被归整好，由几个员工代表一起，送到了她手上。
　　 那时我们公司有六十几名员工，据老员工讲，捐出那些数目并不容易。因为公司以前从未组织过捐款。当然，现在说起来，后来倒是有过一次的，那就是去年的汶川地震，彼时我们的员工总数也还没到七十，但大家捐献出的金额不过也只是和为April捐的那次，大体持平。
　　 我当年当然也给April捐了款，五十元，我知道这很不多，且捐的时候，也知道每位捐款者的姓名、所属部门、所捐金额等都将被如实记录，并贴出公示，但我依然捐这些，是因为觉得自己毕竟是和别人不同的，我想，只要我捐了，不拘多少，都足已表态。
　　 是的，表态，一个人在集体中生活，因为参与者，干涉者、旁观者众多，所言所行，常常成为表态，成为自己内在情感外在化、公开化的手段。这条金科玉律，我在许多职场秘笈中都读到过，懂得该时刻谨记，但其实，我捐出如此之少的金额，也正源于对此的谨记——因为在我们公司，差不多每个人都是知道的，我和April，是死对头，曾彼此怨恨。我能想象得到，出了这件事，公司里一定有许多同事，在关注我的反应，而我，绝不想因为这突然而至的死亡，而传递出自己立场上的暧昧，尽管在得知她死讯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要扪心自问，到底半年多前发生在我们间的战事，我有没有错？
　　
　　 “干工作是要用脑子的！你见过谁像你这样，一大早就嬉皮笑脸地拎着张纸跑来跑去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