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悯

来到这个劳改农场工作后，我还是第一次出差，带一个犯人保外就医。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干事，老刘和老陈。我们开了一辆押犯人的面包警车去地区总医院，我不会开车，就坐在后座。
　　 从监狱到市里去，有段比较长的山路。路道狭窄，路面被运煤的大车辗坏了。他们说，单是这段路，就得耗上将近三个小时。路面的柏油早就蚀光了，剩下一条曲折的、布满大小坑洼的土路。路面上那层厚厚的灰黑色煤屑，一过车就荡起来，遮住人的视线。一路上，我们也聊聊天，但大部分时间，只听见汽车在路上颠簸时发出的声音，有时是吱吱呀呀的金属部件磨擦声，有时像一头爬出深沟的牛发出的沉重吭哧和喘息。
　　 犯人躺在隔离栏后面，我一转头，就能越过那些细钢筋杆看见他，但我尽量不去看他。他在后面不时发出让人难受的呻吟声，我猜想颠簸让他的身体某个地方很疼痛。后来，车在一个山路转弯的地方乎和一辆运煤的大车打照面，于是干事老陈猛打方向盘躲闪，我们这些人差点被从座位上甩出去。这时候，我听见犯人发出一声尖厉的喊叫。车子稳下来以后，老陈和老刘一边痛骂大车司机，一边总结化险为夷的经验。我这时朝犯人扫了一眼，发现他的身体从刚才趴着的地方被甩到靠近车门的地方。他似乎想挣扎着回到原来的地方，于是费力地蠕动着躯体，铺在他身子底下的那条破毯子就被扭成了一疙瘩。看来这个人的脊椎病得很厉害。我当然不能叫车停下来，给他调整躺卧的姿势，但我看着那个徒劳无功地蠕动着的躯体有些心烦，就说：“你别再动了，你越扭越不舒坦。”
　　 “什么？他在干什么？”爱咋唬的老刘马上大声问道。
　　 “没事儿，他躺偏了，想挪回去。”我带着嘲笑的口气说。
　　 “你还挺知道舒服的，想舒服你别犯罪啊，你进了监狱还想舒服？躺好！”老刘从前面对犯人发威。
　　 老陈也冷笑了一声，说：“曹大余，你最好老实点，别以为你得个病就有优待了。因为要送你去医院，我们几个刚才差点搭上命，他妈倒霉着呢。你不想想，你是个什么坏东西？这时候你后悔了吧？你这种人就是坏事儿干太多，报应来了。要让你这种人都舒服了，那他妈就没天理啦。”
　　 犯人害怕了，他不再试图蠕动着爬回原来的位置了。他保持面朝下趴着的姿势，把小手臂垫在脸的下面。毯子已经皱成一团，他的大部分身体都贴在车厢的铁皮上。但他穿着犯人的冬衣，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仍然不时发出呻吟，我尽量置若罔闻。我想，老陈说得对，他现在忍受的一切不过是对他以往恶行的惩罚。
　　 这个曹大余从小死了父亲，没人管教，和附近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成了他村里谁也不敢惹的地痞恶棍，偷、抢、殴打其他村民、侮辱妇女，什么坏事都干过。据说，有一次他母亲劝阻他，他不知道怎么昏了头，竟然顺手拿一个耙子朝老人扔过去，把老人的脚严重砸伤。他的恶行在监狱里广为流传，于是，在他两年多来的服刑期间，其他的犯人都看不上他，时常要找他的麻烦。初来的时候，我不了解这回事儿。但后来，他们都告诉我，曹大余的事儿你不要管，这样的恶棍，该修理一下。
　　 有天下午，我刚走进办公楼的过道，有个老人朝我迎面跑过来，到了面前的时候，突然跪下了。我吓了一跳，她说：“别再打他了，别叫人再打我儿啦……”这时，从后面追上来的两个警卫把她拉起来，赶出去了。这个老人，就是曹大余的母亲。原来，她探监的时候看见儿子又被打了，就冲到办公室里闹，看见穿警服的就下跪，叫饶了她的儿子。后来，她又来闹了一次。我们只好叫为首的几个犯人收敛点儿。那以后，我感到安心了一点儿。不，我一点儿也不同情曹大余，可我是新来的，我觉得还是一切照规矩来比较保险。
　　 四天前，我们接到曹大余紧急保外就医的通知，要从厂部医院转到地区总医院去。有干事去厂部医院打听，得知曹大余的脊椎长了肿瘤，属正常疾病，排除了殴打所致的可能。我们去厂部医院接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走不成路了。护士给他在车后面铺毯子，把他面朝下安置下来。我们站在一旁冷眼看着。可能，其他两个人和我想的是同样的问题：这个虚弱得没法走路的人就是那个恶棍曹大余吗？
　　 我们谁也没和犯人搭腔，就开车上路了。
　　 山路就快走到头了，老刘建议下车抽烟透气，屁股已经颠疼了。我就要推开车门的时候，听见犯人嘟哝了一句什么。
　　 “你说什么？”我故意大声问。另外两个人此时都已经下车了。
　　 “王干事，报告……我……我想小便。”他嘶哑着嗓子说。
　　 “坐在后面真是倒霉”我想。
　　 “你等着吧。”我没好气地说。
　　 我下了车，发觉外面冷得很，空气也好得多。那两个人正说笑着，老刘也递给我一根烟，我们就站在那儿说了一会儿闲话。看他们都把第一根烟的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我才说：“那家伙要小便。”
　　 “事多儿！”老刘不耐烦地说。老陈却没有搭话，又拿出一根烟燃着了。
　　 我等了一会儿，又问：“怎么办？我看他自己不行。”
　　 “怎么办？叫他憋着。”老陈高声说，是要叫曹大余听见。
　　 我们都笑了，但我笑得有点儿难看。我知道，因为犯人是向我报告的，事情就变成了我的。他们的意思是叫我自己解决。
　　 我问：“要开手铐吗？”
　　 “像他这种病，开不开都一样。”老陈模棱两可的说。
　　 于是，我从他那儿要了手铐钥匙，走过去拉开后面的推拉门，要犯人坐起来。
　　 “王干事，我不能坐，坐不起来，我后面……太疼了。”曹大余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瞪了他一眼，拉着他的双腿把他半个身子拉出来，打开了他的手铐。这时候，他的两条腿挂在车门外，上身却还是使不上劲儿。我懊恼地看着那晃荡在车门外的两条瘦腿，我知道老刘和老陈也在看着我。这时，我又听见犯人急促地哀求：“王干事，我快忍不住了。”
　　 我上去抱住他的腰，把他拖下来，身子斜靠到车门上。可能我拖拉时用力太猛，他哀号起来。我的心竟然揪了一下。随后，我在一边厌恶的扶着他。等我再度把他的手铐起来，面朝下推进车里时，发现他把尿洒在棉裤上不少。
　　 “王干事……”他又想说什么。
　　 “进去！”我生气地喊，“老实躺着！”
　　 我脸色阴沉地走过去把钥匙还给老陈。他还开玩笑说：“那家伙没尿裤子吧？”
　　 我笑了笑，没回答。
　　 老刘说：“是其他人我就帮，这个坏蛋就得治他，就让他尿裤子。”
　　 我说：“说得容易！尿到车里不还是你刷车？”
　　 老刘嘿嘿笑了，说：“这我可没想到。你小子脑袋灵光着呢。”
　　 又坐到车里继续赶路的时候，我对刚才的行为有些后悔。我不应该那么粗暴地拖拉一个病人。但我知道，我的每一个同事，每一个知道他所犯下的罪恶的人都可能这么干，或者会更糟。老刘和老陈把烂包袱扔给了我，如果我不接，他们可能任由曹大余尿在车里、泡在自己的尿液里。
　　 我看着坐在前面的那两个人的沉稳的背影，觉得和他们比，我确实有些幼稚、软弱。
　　 将近中午的时候，我们在途径的一个县城下车吃饭，两点钟左右到了地区总医院。医院的门诊楼里异常拥挤、嘈杂，我和老陈跑来跑去地找医生、挂号，老刘在车里等着。病房确定以后，一个护士领着两个护工来抬犯人。老陈一拉开后车门，护士就叫起来：“你们怎么让他这么躺着？”老陈说：“怎么让他躺着？我们又不是医生，不知道怎么躺着好。”护士不满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叫护工把犯人抬到担架上去。这时，我看见她眉头猛然皱起来，用手掩了一下鼻子，显然，她看见了犯人裤子上那片尿渍。
　　 我们跟在担架后面，走在阴冷的、散发着药水、针头、棉球、碎玻璃和各种古怪气味的走廊里。老刘习惯性地掏出一根烟，还没有点着，就被护士喝止了。她说：“病房楼是无烟区，要吸到外面吸去。”
　　 老刘嘟哝了一句“说话真好听”，就转身往外走。
　　 犯人被护工们安置到床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我和老陈坐在对面那张铁床上。又一个护士进来，拿了一个吊输液瓶的木架子。两个护士嘀咕了几句话，突然都用有点儿怪异的眼光瞅了我们一眼。
　　 “你们给病人带了替换的衣服没有？”把老刘赶出去的那个护士生硬地问。
　　 “没有。”我说。
　　 “他的衣服不是好好的？”老陈说，“别说他了，我们自己还没有带替换的衣服呢。”
　　 “病人的裤子尿上了，你们最好再给他找一条裤子。脏衣服容易污染伤口。”拿木架的护士态度还比较平和。
　　 老陈说：“我们怎么想办法？这不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儿。我们就是来看管犯人的。我们给他买一条棉裤，谁给我们报销啊？上面也不会……”
　　 脾气不好的护士打断他，嘲讽地说：“你们把病人看管得真好。”
　　 老陈纠正她说：“是犯人，不是病人。”
　　 那护士还想说什么，被另一个劝阻了。我也对老陈说：“算了。”老陈脸上还微笑着，一副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的样子。我看看曹大余，他闭着眼睛，五官有点扭曲，脸色灰白，像蒙着一层脏兮兮的油汗。
　　 护士走了，老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现在的护士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医生还拽，态度他妈差得很。”
　　 我说：“应该到咱们那儿去，好好管教管教。”
　　 老刘也进来了，我们又把刚才护士找茬儿的事儿说给他听。老刘评价道：“这些东西，就是缺乏劳动改造。”
　　 很快，那护士又跟着医生进来了。我和老陈仍然坐在床上，老刘靠床头站在窗户旁边。护士拉长着脸，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医生说他已经看过厂部医院转来的病历了，会尽快安排手术。这时，犯人睁开眼，医生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回答的声音很微弱，发音又混浊不清，医生只好俯下身去听，而我们什么也听不清楚。犯人显出很痛苦的样子，到后来就低声哭起来。老陈对我耳语道“见了医生跟见了他爸似的”，我竟然笑出了声。医生和护士都很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过后，我听见医生说：“先给他打一针吗啡。”
　　 打了吗啡之后，犯人的五官不再拧得那么难看了，也不再发出那种哼哼唧唧的声音。过一会儿，我发现他睡着了。这时候，外面的天也快黑了。于是，我说我出去买些吃的。
　　 外面刮着猛烈的冷风，病房楼区前面的大树树杈在风里面猛烈摇动、噼噼剥剥地响。路灯的灯光像一团黄雾。突然从暖和的房间里出来，暴露在外面凛冽的寒气里，我冻得直打哆嗦。走到医院门口时，我踌躇了一会儿，转身去附近的一家小卖铺打听哪儿有卖饭的地方。
　　 “哪儿都有，看你吃什么啦。”老板冷漠地说，他那张脸在瓦数不够的灯泡底下显得枯黄、浮肿。
　　 “家常便饭、小吃，什么都行。”我想发火，但忍住了。
　　 他又从上往下打量了我一会儿，讥讽地说：“是警察同志啊？往前走，到路口左转，再往东走，有一条斜街，都是卖吃食的。”
　　 我快步走着，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厌恶-黄昏时候沉淀下来的散发着臭味的废气，路灯下倦怠地翻转着的烟尘，鲁莽地、快速蹬着车的市民，表情呆滞的路边小贩儿，紧贴着人行道护栏的垃圾堆……肮脏、凌乱、漠然。我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好感，尤其不喜欢医院里那股让人憋闷的怪味。我明白出差是怎么回事儿了。
　　 我很快又回到医院，我们就在病房里吃买来的炒面条和小菜，还喝了一瓶半斤装的白酒。我们吃饭的时候，犯人醒了。他的眼睛盯着桌角那儿看了一会儿，又闭上了。我想到犯人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任何东西，但我又想，这不是我一个人应该操心的事儿。
　　 喝完酒，大家的心情好了一点儿。老刘又从下面买了一副扑克，我们三个人就打斗地主。玩得正兴起，一个年龄较大的护士进来，叫我们不要吵闹，影响病人休息。
　　 我说：“病人不是睡得好好的？”
　　 老护士不满地说：“你的病人睡得好，隔壁病房的就不被影响吗？”
　　 我们输了理，就不和她争辩。看看表，也到该休息的时间了。照先前商量好的，他们两个回招待所去睡，我睡在病房里值班儿。
　　 他们走了以后，我去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回到病房里的时候，我发现曹大余醒了。
　　 “王干事。”他喊了我一声。
　　 “什么事儿？”我仍然用平常管教犯人的腔调问。
　　 “今天在车上，谢谢你啦。”
　　 我没搭腔。我猜想在我要拉上车门时，他想说的也就是这个事儿。
　　 后来，我把灯关了，对他说：“有急事儿你叫我。”
　　 灯熄灭之后，屋子里渐渐充满了从窗外透进来的墨蓝色光线，就像玻璃一样透着冰冷的意味儿，但酒精使我的身体温暖。我在这光里睁着眼想了一会儿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睡着了。
　　 半夜里，我听见犯人在床上动弹。
　　 “什么事儿？”我坐起身问。
　　 “想小便。”他很怯懦地说。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摸过去把灯打开，按墙上的值班铃叫护士。很快，那位老护士推门进来。
　　 “怎么啦？”她问
　　 “病人想小便。”我说。
　　 “病人想小便，你不能扶着他去吗？”她很惊讶地瞪着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