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追悼会

能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你一定会觉得很荒诞。
　　 我的躯壳此时僵硬地卧在追悼会大厅花丛中，两脚被一根丝绳捆住，挺别扭。我却游离在外。我怎么感觉不到死亡的恐惧和绝望呢？真怪！我从来没这么清醒过，我能听见为我演奏的哀乐，我完全是居高临下在俯视，我能从容地环视环形摆放的花圈，辨认缎带上的字，花圈造型一致，缎带上的字也是同一笔体，我知道，不管署了谁的名字，都是公款支出。我太空人一样穿越在每一个身佩白花的素服吊唁者中间。第一排的站位，是按惯例的排法，办公厅插手的，不会错。不至于让省市两级要人站错位置，生前友好、群众代表都在后排角落里不显眼的地方，我还听到告别大厅外的呼喊声、啜泣声，那是不能登堂入室的草根一群人。
　　 我从太平间被推进大厅的时候，听戴白手套的殡仪工在感叹，这种规格的葬礼好多年不见了，真是空前！
　　 我得承认，我享尽了哀荣。但我更知道，多风光的葬礼也都是给活人看的，我不过是个道具。如果他们知道，这一切程式化的东西都在我的注视下一本正经地发生，那会不会让一些人很尴尬？
　　 在我被撤掉呼吸机宣布不治那一刻，我就听见市委书记李安重对组织部长交代，马上整理、报送我的模范事迹材料，尽快追认党的模范干部称号，全国的暂时批不下来，先办省级的，限期是追悼会前必须办妥。李安重对我一百个放心，终于可以“盖棺论定”了。我当这么多年市委常委，我知道文件呈报、周转、审批的旅行有时是马拉松式的，但既然李安重强调了“特事特办”，我预想超常规的奇迹也会出现。这不，在他念悼词结尾时，已经代表省委宣布，追认我为“模范纪检干部”了。如果我还能站在大学生面前，我现在就能准确地回答他们的调侃式的提问，为什么我们的模范人物总是在死后才“发现”。当时我觉得学生提条子是挑衅，不屑于回答，其实是我心里没底，难道我能说，人只要有一口气就可能变坏，万一树了又倒下，岂不是影响我们的声誉？死人还是保险的，掘墓鞭尸的事虽有，到底不多见。譬如我，现在无论怎祥大树特树都是零风险了。
　　 李安重是个很能干又很实际的人，他告诉过我，他爹给他起的大号本来叫李安生，念大学时他感到浑浑噩噩地安于生计太中庸，太小市民气，他便稍加改动，改成了安重，取《追思录》里“人安重，则学坚固”之义，雅且彰显进取之心。
　　 可以说，李安重对我有知遇之恩，他当县委书记时，我是办公室的秘书，他升任副市长，我也被他带到市里，不过没再让我当秘书处的笔杆子，却送我进了纪检部门，我当时并不乐意进这个衙门，我爹就一口咬定，纪委是“整天给人办丧事的衙门”，一年到头扳着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不招人喜欢，还不如干民政，给人发发结婚证，还能吃块喜糖，虽没权，好歹是天天办喜事。
　　 但我没学会跟组织讲价钱。李安重对别人说过，说我这人“死性”，脖子上没有转轴，可以放心，干纪检，适得其所。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也认真琢磨过是褒是贬，尽管听起来不怎么顺耳，但我还是挺感激他的，其实，说我“死性”，发明权还是我爹呢，他说我这种人即使干不成什么大事，也坏不了德性。“死性”，难免六亲不认，秉公执法，这确实是纪检干部起码的素质，也许李安重真的选对人了，我在纪检岗位上一口气干了二十年，从办事员、科长、处长、室主任，一直干到纪检委书记，在查办大案要案上，我一直是先进人物，被老百姓称为“黑脸包公”。
　　 一队队的人走过我的灵床前，我躺在党旗下，我承受着一拨又一拨人的深深鞠躬，有郑重其事的，有走过场的，有泪流满面的，有惋惜我英年早逝的，有真哭的，也有演戏的。这我看得特别清楚。我一死，有人暗自庆幸逃过了一场劫难，我心中有数，那不是臧大光走过来了吗？他鞠躬的幅度最大，显得最虔敬，别人只把手里的一支黄菊花放在我灵前，他是一大束。他再明白不过了，可惜呀，天不假年，老天再给我三十天阳寿，他肯定被“双规”，我跟他斗法非止一日了。他利用掌管审批土地的大权，不止一次向开发商索贿，得到风声，为了对抗审查，竟与行贿人伪造证据，补借款条……但现在他可以松口气了，我活着，想“捞”他的人也有三分怵惮。
　　 我觉得有点冷，哦，是了，灵堂里温度是有意调低的，怕尸体腐坏。可我现在已经跳出皮囊游走在客观世界里了呀，为什么还怕冷？是孤独引起的吗？
　　 李安重曾告诫过我，孤独并不应当成为纪检干部的职业病。
　　 我何尝愿意孤独？别人可以吃请，参加官场内外各种名目的应酬，可以在各种“潜规则”游戏中如鱼得水，我行吗？拉拉扯扯是职业本身所排斥的。平时，我能感受到人们对我敬而远之的目光，有问题的人如此，不想惹麻烦的人也不想跟我走得太近，更有一些普通人，随处表示他们的不信任。记得前年我处理交通局一起腐败案件时，在小型调查会上，有人讥笑我只会打苍蝇，不敢打老虎。我表态说，苍蝇要打，老虎更要打，那人便“幽了一默”：“您太自信了，若是苍蝇落在老虎屁股上你敢打吗？”我当时好不尴尬。
　　 让我欣慰的是，我刚咽气那天，我看到了闻讯聚集在市医院门前的普通人，他们哭喊着，想见我最后一面。我认识他们当中一些人，他们向我提供过信息和线索。也有不少生面孔，我知道他们是泪出痛肠，不是假哭，他们没有伪装自己的必要，我帮他们伸张过正义，得到过实惠，用跪在台阶上那位戚大娘的话来说，青天还在，老百姓还有活路。
　　 现在想起这话，我还是免不了激动，泪水直流，谁说干纪检的人铁石心肠？谁说我没有感情？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伤心处罢了。
　　 这位是谁，脚步这么重，像在我灵前敲铁锤！噢，这是高竞，走步如打雷，他为官也以雷厉风行著称。他一表人才，口才也好，口碑也不错。可我不想原谅他。他现在是市长了，八年前他当政法委书记的时候，我经手查办药监局局长林一的案子，林一受贿过千万，一路买官，但查到关键阶段，我感到他快把上头那人交代出来时，我突然被重用，抽调支援江苏一个中央督办的大案，不得不把办了一半的案子移交出去。等我回来，药监局局长已被执行死刑，我惊讶，是什么理由这样急不可耐地置他于死地？当然，没有证据证明高竞曾受过他的贿赂，也不能说他对我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奇怪的是，后来高竞对我异乎寻常地好。他是个城府极深的人，越是看不透，越危险，这些直感难道不该向组织说出来吗？活着时，一来因为纪委书记并非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不能不有所顾忌，更何况感觉代替不了证据，而不得不三缄其口，难道你可以凭感觉来臧否他人吗？现在不同了，死了还有什么禁忌？
　　 又一位走过来行礼，我好感动，他也赶来送我了。他叫宋存正，应当说也是我的好上级。他多站了一会儿，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纰漏，哦，是我的一绺头发梳拢得不好，挡住了左部面庞，他伸手默默地把头发理顺，又专注地看了我一会儿，轻微地摇了摇头，似是惋惜的表情。他是邻省副省级市的一位书记，六年前我曾“交流到”他那里，级别职务没变，但被交流名声总不好听，我父亲怪我没干好，你怎么解释都没用，他有他的笨理儿，啥“交流”，谁家有好孩子往庙上舍？
　　 你还真无话可说。也不能怪李安重“甩包袱”。我被“交流”，也是他保护我的良苦用心，我明白。事出有因，由于上级纪检部门下来督察工作，无意中发现了我的一些事迹，认为很感人，要求市委总结我的材料，想树立典型。凭良心说，李安重不持异议，而且马上成立了事迹调查组，随着越来越多不为人知的事从底下搜集上来，李安重已有动议，想给我“扶正”，提拔我为纪检委书记，此前我是副书记。
　　 不提拔倒还相安无事，树典型、提拔的风声一传出，机关大院里的平静和平衡同时被打破了。但那是藏在深水处涌动的暗流，你能感受得到它的汹涌存在，却没有可以拿到桌面上来的东西。揭锅的时刻终于在波澜不惊的状态下来到了，那天省委组织部部长下来考察，副处以上干部都来参与考评，当然同时被考核的还有一些人。结果叫我大为惊异、极度伤心，事后李安重透露给我，我的得票率最低，几乎就是不称职的干部！还谈什么树典型、提拔？这不是一出闹剧吗？
　　 不要以为李安重犯自由主义，他不告诉我实底，怎么动员我到外省去“交流”？李安重那天显得心事重重，像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一样，一脸歉疚，除了安慰、鼓励，他还能说什么？说“交流”是重用？毕竟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剩下“工作需要”一条理由了。送我出门时，他似乎很不在意说出的一句话，也许是代表事物本质的。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去吧，换个环境对你未必是坏事。你这人啊，太超凡脱俗了也不行，曲高和寡嘛……
　　 我不傻，岂不明白他何所指吗？不要说官场的某些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我不染指，就是一些大家以为合乎情理的事我也自有底线。
　　 啊，宾馆秃头经理常跃进过来对我鞠躬了，哦，我忘了，他现在已经是主管办公厅主任了，他生就一副笑面，月牙形的眼睛，即使生气时也像带三分笑。他像在仔细研究我，审视般多看了我几眼，我仿佛从他那下意识翕动的嘴唇听到他说，你是个好人，可太不识时务了！你洁身自好，却把别人置于不仁不义地步，你可能直到躺下也没明白，你为什么人缘不好，你犯众怒，得罪人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给你划票？
　　 这就是他对一个死人的提醒吗？他曾是对我很怵头的一位。常跃进为人随和，人缘好，哪个领导、同事家中有大事小情，他总是第一个到，连有人被“双规”，他也敢上门去看看。逢年过节，他总是不忘节令，端午粽子、仲秋月饼，到元旦、春节副食半成品、无污染的绿色蔬菜，小到作料，都想得极周到，打点成大小不一的礼盒，分送到领导家中，足够过节享用，如果首长想设家宴，他会派后厨领班带上大厨、二厨和一应餐料去现场烹制。
　　 我看不惯。我每次都不客气地叫人退了回去，他劝我“入乡随俗”，别太清高，说这是“惯例”，并不违纪，你不要，别人怎么要？我的回答更直白，谁也不应有这个特权，他又诡辩说，过去党风正吧？连三年自然灾害时还有特供呢，不然哪有“肉蛋干部”、“糖豆干部”一说？他一本正经地宣称，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绝对平均主义，长官骑马，那是工作需要！这可不是他杜撰。他反倒是常有理。
　　 我现在没有任何尘世间的纷扰了，我可以冷静地、超脱地检讨我这四十八岁的人生，有时，识时务就是同流合污的近义词，我活着时坚守的，死了又何必后悔？
　　 生活中常有戏剧性的故事发生。谁会想到，我“交流”出去五年，却应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俗语，我在邻省干得风生水起，和在这里一样的干法，一样的“死性”，却意外地没在考核中翻车，我调回本省前，已提拔为纪检委书记了，用李安重的话来说，重回本市是“衣锦荣归”，是他出面“要回来”的。他还事后诸葛亮似的说，怎么样？树挪死，人挪活吧？这是必要的“迂回”。
　　 李安重没有食言，他在我死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作出向我学习的决定，并向省乃至中央申报我的先进材料，以期获得荣誉称号。这声势、来头都是前所未有的，那天，在送我移灵殡仪馆时，我从他脸上看到了这决心。
　　 他当然是真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何况已死！他在媒体见面通风会上亲口讲我的许多好处，包括我的“抗上”，“不随大流”，包括“死性”，都成了美德。他还承诺，他要亲自担任我的事迹宣讲团的团长。他坦言，树立我，就是树立正气，也是树立这座城市，这比任何GDP的增长都更有力度！是啊，造就过全国典型的一方大员，不唯脸上有光，还更是知人善任。
　　 我知道，这一举动没有任何阻力，不但通过我感受到法制与正气力量的普通人奔走相告，就连讨厌我不随俗，恨我威胁其升官、敛财的人，也都纷纷出来讲我好话，大家都成了我的至友，而此前连老爹都讥笑我“上炕只认得老婆，下地认识一双鞋”。我笃定，如果这个时候上级再来考核我，我相信一定会好评如潮，不会再翻船了，前提是我必须是死人，那是因为我不再妨碍别人得利，不再威胁别人爬升了。活着又当别论。
　　 别看我没有了心跳、呼吸，我并没有脑死亡，我分外清醒，从我离开人世那一刻起，我的灵魂并没真正超脱，反而更痛苦了。我后悔生前没来得及把想说的话说给上级。做了几十年纪检工作，得罪了不少人，却也体察了民情，对匡正党风，我不敢说最有发言权，却敢拍胸脯，我知道党心民意哪怕是极微小的细部。
　　 这场车祸来得太突然了，我一直以为我有的是时间。我的猝然离世，让一些已进入我视野的人重新有逍遥的可能，让一些在我面前已无法伪善的人重新戴上面具。
　　 李安重的悼词让我感动，也有点言过其实，这我能理解，通常都是这样，人一死去，大家都以忘记斯人短处为美德，争相追忆、夸大他的优长之处，反正夸死人是无须偿命的。我活着的时候，并不在意自己有多少缺点，时有愤世嫉俗之慨，大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喟。我认为，凡是对我有微词的人，都缘自于对纪检干部的偏见。记得机关民主生活会上，有人说我狭隘，古板，自命不凡，缺乏人情味，有人说我脱离群众，用挑剔的眼光看社会，把一切人都看成审查对象……对这些批评，我表面认账，其实心里很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