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的生命编年

【1964—1977：背黑锅】
　　
　　 一只风筝卡死在门前槭树梢上，在黄昏的风中发出忽高忽低的嘶哑的哭嚎，夕阳冷淡的目光铺了半个没有围墙的小院。
　　 “你家啥成份？”
　　 “贫农”
　　 “你家呢”
　　
　　 “地主，咳！摊上这么个死成份，孩子都跟着背一辈子黑锅。”
　　 母亲无可奈何的声音被正在院里玩耍的我听见了。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奇怪地想：黑锅怎么个背法呢？就是把锅扣在后背上吗？我一次又一次用手去摸自己的后背，哪有什么黑锅呀，不是跟别的孩子一样吗？
　　 一群低年级学生噂了一个圈儿，他们在做丢手绢的游戏，歌声在操场上空飘向远处－－－
　　 丢，丢，丢手绢
　　 轻轻地放在
　　 小朋友的后边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整整一节课过去了，那只柔软的小小手绢被一次次丢开，又一次次拾起。可是，没有谁肯把手绢丢在我的身后，我一次次地希望着又一次次地失望着。因为从教师的花名册上，孩子们知道了我是“地主”，有谁愿意把手绢丢给“地主”呢？我的心里酸酸的，第一次体会到了被遗弃被鄙视的滋味儿，知道了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地主”。
　　 从那时起，“黑锅”就已经悄悄地背上了。
　　 寒假前，班级按学生的居住区划分学习小组，一位娇小的女同学被划分到与我同一个学习小组，那同学得知后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十二分地伤心；因为她跟一个“地主”分到一个组了，望着她那轻轻抽动的双肩，满脸的泪痕，我知道自己有多么讨厌！有多么不爱欢迎！想上前悄悄对她说一句安慰的话，又不知自己错在了哪里，那一份无从自责的茫然啊......不就因为我是“地主”？我感到后背上的“黑锅”存在了，却不知该怎么卸下这“黑锅”，怎么砸碎这“黑锅”，无奈之下只有这样悄悄地背着……
　　 那样的年代，填表格的机会也特别的多，顺序大都是姓名、年龄、家族出身……小学四年级，该是懂得羞耻，懂得自尊的年龄了。每次填表，我都要先跳过“成份”一栏，等表格要交送前的几秒钟，才匆匆地写上“地主”二字，然后等同学们都交差不多了，才趁着上课前出出入入的混乱把自己的表格放进那高高一摞的最底下。有时，上课铃刚刚响过，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而班主任尚未到来，这一刻，总是那么漫长，总有那么几个淘气的男生围着讲桌上那一叠表格翻翻这个，看看那个，然后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交头接耳。每当这时，我在自己的坐位上，怎么也坐不住了，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压力，那压力是一口无形生铁大锅的压力，黑黑的，重重的。
　　 平时，无论谁要是提到“地主”两个字，心里就泛起一种说不出的疼，就像两根针，刺进我的内脏，看不见的血，无声地流！有一次班上集体劳动，班长不知什么原因就顺嘴骂了我一句“大地主”，我怒火中烧，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儿，我第一次狠狠地扇了别人的耳光。班主任一向都是严厉的，这一次却破例没有批评我，也许他也是“地主”的原故吧！（这是后来多年以后才知道的）我背着黑锅，背着一个少年不解的疑惑和学生的屈辱度过了漫长的小学、中学时代。
　　 当知青的年月，我第一次把自己写的新闻稿子送往县广播站，那位秃顶的编辑看完稿子，又看看紧张得直搓双手的我，突然地冒出一句：“什么成份啊？”一句话问得我无处藏身，赶紧如实招来：“地主。”说完脸上一阵发热。想转身离开跑到外面大哭一场，最终还是克制住了，因为这些年经历的多了，心已不像先前那么脆弱了。我不知道投稿也要问成份，否则，我宁可一辈子不投稿，也不愿让别人突然袭击地问我什么成份。好在那位编辑后来的几句话还能让人感到一缕暖意：“地主不要紧，不影响发稿，就怕你是地主还要说成贫农，前几天我们就碰到一个。你这样诚实，我们决定编播你这篇稿子。”
　　 黑锅摸不着也看不见，但依旧在背上沉沉地背着！高考制度恢复时，我的“成份”栏里可以不写地主而写成“革干”了，但那时谁都知道“革干”是怎么一回事。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从此以后就不再是“地主”了。于是，我到处打听，我这个“地主”能不能参加高考，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同许多“贫下中农”一同走进了考场，和那些从来就不是“地主”的人坐在一起答题。高考结果：我被一所大学录取了！当我捧到入学通知书，简直疯了，跳着蹦着，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地主”也能上大学了！
　　 有好几次，在深夜里突然醒来，都要竭力地睁开眼睛看看周围，当自己终于确认是躺在东北师大中文系第二寝室时，才抑住怦怦乱跳的心重新入睡。
　　 这一回，我背上背了20几年的黑锅，终于不翼而飞了。然而，就像伤口好了疤痕还在，黑锅没了，锅印还在，并已深深嵌进了生命之中。
　　
　　 【1973年冬：当了一夜囚徒】
　　
　　 70年代初，正值我国文艺事业的冰霜期，当时所能见到的刊物也不外《红旗》、《文史哲》等几本不能再左的刊物。作为一名与文学刚刚开始初恋的我，心灵简直渴得冒了烟儿，但凡能找到的书刊我都找来读，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一天下午，我意外地发现班上一位同学捧着一叠旧杂志在看，凑上前去得知是文革前的文学月刊《鸭绿江》合订本。我羡慕得不得了，就向他借；他说也是从邻家一位教师那借来的，并且说好了明天就要还。他招驾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最后总算是答应借给我，但条件是明天上午必须还。
　　 这么厚的合订本，看来只有别睡觉了，家里没有读书的地方，我便想起了镇上邮局“昼夜营业”的小屋，吃完了晚饭，便抱着杂志和本子向邮局走去。
　　 那是一间临街的小屋，地处小城的中心。屋里除了一套简易的桌椅外，不用说暖气，连个炉火也没有。我开始坐下来一篇一篇地翻，遇到喜欢的诗就工工整整的抄在小本子上。
　　 深夜了，冷风从开开合合的门缝挤进来，手脚就有了一种猫咬的感觉，我的小本子上又多了姜士彬的名诗《斗》阿红的《冬月下弦月》李荔的《八月凌河岸》等一批我喜爱的诗。
　　 我不时地站起来舒舒四肢，呵呵僵硬的手指，跺一跺发疼的双脚，看着外面墨蓝的夜空，星星眨着冰屑一般的冷眼，心却沉浸在一种诗意的喜悦和充实之中。我睡意全无，便决定再抄几首。
　　 突然，门外闪进来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二话不说，就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竭力向他们说明情况，不知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还是因为诗在心里太神圣，竟情不自禁地向他们高声朗诵起来：淡淡的云丝绣着太阳/八月的金风把谷穗吹黄/小凌河像一条发亮的的玻璃/静静地绕过我们的村旁/辣椒红了/挑一园灯笼/南瓜熟了/挂满坡月亮……
　　 可这美妙的诗句不但没有打动他们，其中的一位反倒一把夺下我的本子，厉声喝斥：“什么花花草草的，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走!快跟我们走!”走就走，反正我是读书的，走到哪儿我也不怕，我一边收拾桌上凌乱的书本，一边在心里这样想着。
　　 走了几步，我开始与他们据理力争，我说出了我的学校，班级以及校长的名字；可他们并不以为然，待走到“群众专政指挥部”门前时，我有些紧张了，因为白天我每次从这里经过，差不多都能看到因偷窃或其他违法行为的人被挂牌批斗的情形，那些人站在凳子上被你一拳他一脚地“群专”，现在，我也走到这儿来了，我这不也要成了专政的对像了吗？
　　 进了院，我被带进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随即，门被“咔”地一声锁上了。透过浓重的烟雾我看见那些面色困倦，衣着不整的人们，或蹲或坐地挤了满地，那些脸面不约而同地迎向我，我一眼就认出来邻家的董四儿。平时遇见他，我都是躲得老远，我本不想跟他搭话，这会儿他却主动跟我搭话：“今天夜里全城大突击，刚才街西一家杂货铺被盗了。”接着他告诉我，他们几个人是因赌博而被“拎”进来的。我一听这些，心里就更觉委屈，想到自己是个团员，又是校学生干部，平时都是大伙心目中的“榜样”，这会儿竟成了囚徒，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竟暗自流下了泪水。
　　 董四儿安慰我，现在那些人也回去睡觉了，哭也没用，等到明晨，才能一个一个地审问，就这样，我在这些身份不明的嫌疑犯中混了一夜。
　　 第二天天一亮，他们才打开门，也许是他们看出了我确实不是什么坏人，也许是昨晚的虔诚就打动了他们，便第一个把我释放了。
　　 走在小镇结满霜花的街道上，我的心如重获自由的鸟儿，捧着厚厚的杂志，长长地舒出一口恶气。早饭后来到学校，我按时把杂志还给了那位同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为了读这本杂志，我竟不明不白地做了一夜囚徒。
　　
　　 【1977年：圆了大学梦】
　　
　　 A.大考之后
　　
　　 轰轰烈烈的大高考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的心像四月泥土里的种子被地气猛地催动了一下之后，便再也无法沉静了。
　　 当知青的，泡在城里不想回去了，干零工的，也扔了手中的活计，每天我们像上班一样准时地聚在于耀江的家里，把个本来就不大的小屋弄得挤挤擦擦，烟雾缭绕。也亏了耀江母亲的好性情，每天就那么陪着我们，坐在一旁听我们口吐狂言，看我们异常的举动，总是笑呵呵的样子。
　　 我们的心每天都在兴奋着，期盼着，焦虑着，有的后悔自己的志愿报低了；有的担心自己的志愿报高了不知道第2志愿会不会发生作用。有的突然歇斯底里地为了高考中的某道题答得不十分完满而一惊一乍直拍大腿；有的猛地为自己作文的某一段落写得自信得意而大呼小叫；有人说万一考上了大学现在的字可是拿不出手儿；有的说黄若舟的《钢笔行书字帖之二》最为值得效仿，于是乎人人就都有了一册字帖，横着写竖着写怎么写都觉得中国字写好了真是不太容易写。
　　 想起中学时代的生活话头就多。有人说课堂上的每一次举手每一次发言都是多么令人回味，有人说作文课上老师对着全班同学读自己的作文是多么令人自豪，甚至有的说下课后几百人拥拥挤挤一起去上厕所都是一种幸福……说完了就开始自己给自己打分。有的说除了算术没考好，其他都不错，平均咋也在60分以上，有的说作文好，算术好样样都在80分以上只多不少。算过来算过去按平均60分录取每个人都能考上确信无疑，于是就有人半是玩笑半是真言嚷着明天就开始拆被子打行李……
　　 说完了就开始议论校徽发下来后应戴在左边还是右边，是戴在兜盖上边还是下边儿。然后就有人设想第一个暑假回到小城一定要穿着印有某某大学字样的背心在街上慢慢地走一圈儿，这时正巧对面走来中学时代一直暗中崇拜的女同学某某某，便故意把戴着大学校徽的胸脯挺得老高，并且要先伸出右手主动上前与之握手，一边握手还要一边介绍大学里的见闻……
　　 大伙说完听完又是一阵大笑。笑完之后又觉心头陡添几分空落，谁都担心自己考取不上但谁也不愿意考不上的就是自己。闹闹嚷嚷一整天过去才想起回家；一出门正遇到隔壁三岁男孩在门口儿玩耍，便有好事者上前非常神秘地问那男孩自己能不能考上，那男孩刚会学话发音不准把“能”说成了“赢”！引起大伙一阵大笑，明知道是玩笑还非要每人都能轮流再问一次，结果是每人都得到一个“赢”才满意离开。
　　 走出好远，还听见有人说：入学那天一定买一挂最长的喜鞭挂在小城最高的建筑物水塔上边燃放，否则就不能表达考上大学的欢欣……
　　
　　 B.等通知
　　
　　 等待是幸福的焦灼，等待是难耐的折磨，等待是黎明前一秒一秒堆积起来的长夜，等待是高峡之上的一汪汪死寂的湖泊，只要突然吹来一股风或注入一股激流，便会跌下欢乐或痛苦的万丈深渊。高考之后的等待，一天延长一万年，好累人好累人啊！
　　 每天要去几遍的邮局不去了，每天约定俗成的相聚减少了，即使相聚，话头也不那么多了，我们等通知等累了，等乏了，似乎再也等不动了。
　　 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的中断了10年之后重新恢复的首届全国大高考就要揭晓了，然而依然是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突然，有一天，消息在小城风传：杨亚杰的录取通知上午已经下到县招办了，消息有鼻子有眼，千真万确，这对一群每天都被等待煎熬得再也无法坚持下去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巨大的震动和刺激，那样一种在心理上引起的微妙情绪，非当事者是难以理解的。
　　 消息来得突然，我们便迅速去亚杰家询问究竟。进了门，但见亚杰正吃午饭，还没等我们开口，只听见门外一声熟悉的呼喊：亚杰，通知下来了。但见王志祥手举一封信边喊边走进院子，这时只听“叭”的一声，亚杰放下饭碗即往外跑，情急中摔出去，爬起后即向志祥扑去。我们也赶紧围上前，望着亚杰手中刚抢过来的颤抖的信封，右下角上吉林四平师院中文系9个红色铅印大字赫然在目，我们为亚杰高兴的同时，自己也像猛地跌进了深渊，一股本能的妒意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