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爱情

一
　　
　　 1979年7月，我刚满17岁，就参加了高考。成绩下来，还挺不错的，上大学应该没问题。还记得那个夏天特别的炎热，满城的泡桐叶子都耷下来，如同树上挂满了大象的耳朵。我在树下徘徊了好几天，第一次为自己的前途操心了：我在做一个诗人还是考古学家之间犹豫着。在高中语文老师（一位慈祥的老先生）的影响下，我写下过大半本伤感的旧诗词。但让我最后下了决心的，则是反复看过的一部长沙马王堆发掘的纪录片：死人华丽的服饰，陪葬的黑黝黝漆器，绘在绢帛上的扶桑十日图，都让我确信，地下的世界要远比地上更精彩。1979年的中国，到处都是铅色的灰蒙蒙，灰色的慢吞吞。有一个细节是听来的：马王堆的一只玉碗里，还盛着一片2173年前的藕，粉嫩如新，但当摄影机转动起来时，有人稍稍挪了一下碗，藕就在瞬息之间化成了一汪水。这个极可能是真实的故事，让我老气横秋地唏嘘着，历史的延续和消失，是多么神秘和怅然。
　　 我选择了本城的一所大学，成了历史系的学生。校门正对一条大河，古时候叫锦江。杜甫、陆游客居本城时，行吟江畔，是常见妇人们光了白生生的腿肚子，趟在水中浣纱、濯锦的。他们的名句，譬如“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说的就是这条河水，这座城池。1979年夏天，这儿还是很有古都气象的，街道两边，到处是清朝留下的青砖瓦屋，骑楼廊檐，檐下晾着青菜、萝卜、小娃娃的尿片子。从我住家的市委家属院去学校，要穿过半个老城区，最后那段路，有水、陆两条：陆路走弯如弓背的九眼桥，下桥左拐，经过旧码头，小客栈，沿江走一点五华里，就到了正校门。如果再过去两箭地，就是偌大的竹园了。竹园与学校一墙之隔，是清朝的园林，祭祀一个香艳的唐代女诗人。还有一座塔式的望江楼，一眼加了盖、长着青苔的井。我发现，北方来的同学对这位女诗人都是知之甚少的，我就告诉他们，她是被元稹抛弃的情人，至少是共过一夜枕席的吧。他们就憨憨地笑了，有一点儿害羞。70年代是含蓄、委婉的，爱和性都捂在最贴身的内衣里。如果连元稹他们也糊涂，我就说唐诗的高峰是“李杜”，次高峰是“元白”，白是白居易，元就是元稹了。这样一说，大家都很明白了，连河里浣纱、濯锦的妇人都读过《卖炭翁》，何况还是大学生。女诗人的艳帜，就这样跟竹子似的，一节节拔了起来了。我是走水路去上的学：望江楼下有一只带篷的小渡船，往来两岸间，船票是两分钱。我就是提着口帆布箱子，坐这条渡船去上大学。这个举动是有点刻意的，我那时单纯、幼稚，比现在要傻得可爱些，我以为一条旧式的木头船，就能够把我摆到历史的深处去。
　　 校门口有个愁眉苦脸的老太婆守着台秤在呆坐。我就再花两分钱，测了自己的体重和身高： 177厘米，50公斤重。当晚，我伏在上铺给在塔什库尔干当兵的老同学写信：“我要多吃些，长重些。还要多锻炼，结结实实的。如你所知，考古队员是要走四方。”
　　 然而，第二天我的考古梦就破击碎了。新生座谈会上，我才晓得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系分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历史学年年招生，而考古学逢双年才有一次。我是79级的，自然属于命奇了。打个比喻来说，历史学和考古专业同居一楼，却各住各的房间，互不相扰。我晓得完了，也不叫苦、也不找人诉苦，只觉得自己像病了一场，无精打采。课程很快开始了，老师都是学界的宿儒，但我因为失望和抵触，几乎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门阀世族、土地关系、阶级结构、赋税、徭役、农民起义……我昏昏欲睡。在老师讲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时，我就悄悄开溜了。那时候的大学，学生多是三十岁上下的老三届，学习空气很粘稠，都有要把青春夺回来的劲，逃课的人很稀奇。走在空旷、安静的校园里，桂花开着，淡雅迷人，我嗅在鼻子里，却有做贼的心虚。
　　 我去的地方是图书馆。这是一幢砖石垒起来的老建筑，几分像欧式的旧城堡，有着巨大、笨重的体积感。里边有许多门，走廊，分岔的楼梯，通向阴沉沉的上面和下面，这似乎暗示着，它和它收藏的图书，都是可以不朽的。上课时间，二楼阅览室空空荡荡，长年被袖子抹亮的桌面闪闪发光；圆弧形的乌木借阅台后边，站着个把大辫子搭在胸前的管理员，年轻、瘦削、俊俏，漠然地看着偶尔进出的人们。阅读慢慢消解了我逃学的不安，我把书和报刊山一样堆到面前，埋头刨着、啃着，时而傻乎乎地一笑，然后就把它们忘掉了。那些年流行伤痕文学，但我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唠叨，所以很少看。我读了不少唐传奇、宋话本、明清的笔记，也是随读随扔吧。不过读的时候感觉挺舒服，觉得自己是活在古时候。十月间，中国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一是黑龙江的女贪污犯王守信被枪毙，一是北京的魏京生因破坏安定团结等罪名，被判徒刑十五年。但这些事情，于我也没什么大的关系。我读到的新闻中，只有一条让我激动了一小会儿：考古学家在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汉简。激动之后，我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桌子对面也传来一声叹气声，好像是在回应我。我抬眼看看，一个老三届的女同学正在打量我，她抿着嘴，带着点打量傻瓜的笑。她这个样子，很像我中学里一个自以为是的英语女老师。说实话，我一直都讨厌自以为是的女人，直到现在也这样，只是懒得说出来。不过，见到这个女同学我还是有些欢喜的，因为图书馆有两百多万册图书，可就我们孤零零两个人。两个人，好歹可以说说话。
　　 她的样子是那种典型的返城女知青，白衬衣套军便服，挽着袖子，利索、有气力，肩膀也挺宽，素面、没姿色，还染了些风霜，有三十岁，或者出头一点吧。表情是自信的，但还算温和。她面前放着一杆大头英雄笔、一本发黄的书，一本摊开的浅灰色大号笔记本。我说，“你叹气做什么呢？没见过老三届的也逃课。”
　　 她不接话，轻声念出两句诗：
　　 主啊
　　 是时候了
　　 她念诗的声音，跟叹息差不多。我说，“你写的？”她把书抹到我面前。书上密密麻麻都是字，可我一个也不认得，全是外文，而且并不是英文。
　　
　　 二
　　
　　 这位女生叫毛铁，一个很没女人味道的名字，让人联想到放在衣橱深处的一把冰冷的榔头。不过，她过去的名字更有力，也更难听，“毛铁流”，她是解放军入城时出生的，取“铁流滚滚”的意思。上初中的时候，她和父亲拍着桌子，又哭又闹，他才算同意把“流”字去掉了。她的理由是，她的名字里不能有一个流氓的“流”。当然，“毛铁”也还是挺坚硬，但她对我解嘲道，哪天到了国外，别人都会叫她Tie Mao的，她说，“铁锚、铁锚”，听起来就很有些诗意了。她是外国文学系德语专业的学生，之所以逃课，她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是因为老师所讲的，她早已经懂得了。我被她的轻描淡写镇住了。老三届给我的印象，一天到晚都夹着书本、饭盒，慌慌张张在赶往教室的路上。我很敬重他们，但从没佩服过，因为他们把我也搞得莫名紧张了，连逃课都有负罪感。而毛铁太不一样了，这儿的一切似乎都和她没关系，她只是个偶然到此歇脚的人。她问我又为什么逃课呢，我老老实实说，因为老师讲的我都听不懂。“是吗，”她一点不吃惊，她问我那为啥还要报考历史系？我就从头说起，完了深深叹口气。她抿嘴一笑，咕哝了一句德语。我问她什么意思啊？她说，就是“主啊，是时候了。”
　　 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大概就是那本德文书上的一句话吧。她说她的德文是自小跟外公学来的。她外公从前是华西协和大学社会系教授，姓刘（名字她刚一说出来，我就忘记了），曾经留德七年，在海德堡大学随B教授学哲学，跟清华的季老先生是先后的同门。刘教授我闻所未闻，季老先生倒是听说过，因为我们系主任曾是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是王国维和粱启超；王、粱有个同事叫陈寅恪，而陈寅恪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就是季老先生。一根线这么绕来绕去的，刘教授似乎真和我有了点关系了，甚至觉得他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一个老熟人。我把这个想法跟毛铁说了，她大约看见我脸上挂了点窃笑，就说，“你笑什么呢，其实考古、考据……所谓的学问，都是这么牵强附会弄出来的，没意思透顶了。”我说，你是德专的，可你早就不需要再学德语了。那你觉得什么才有意思呢？
　　 她用坚定的表情看了我几秒钟，淡然说，“我在写小说。”
　　 我吃了一惊，第一反应就是她说谎，但她大大方方的样子，实在不像个说谎的女人。那么，第二反应就是她太厉害了。70年代的作家是有点偶像效应的，比今天的演艺大腕名气还要大、而数目更加少，自然了不起。上周就有个西北农民作家来学校开讲座，阶梯教室爆满，过道、窗台都堆满了学生，他脑壳奇大，嘴不离旱烟袋，说话结结巴巴的，却气派得像是丘吉尔。而坐在我对面的毛铁，正是要做一位小说家。
　　 我瞟了一眼她摊开的大号笔记本，小心翼翼问她写什么小说呢？她说，“我的故事，妈妈的故事，外婆的故事，外公的故事……哦，还有我父亲。”我说，照你这么写出来，那是小说还是历史呢？她回答了我三个字，这三个字平淡无奇，我却铭记在心，始终不忘。她说，“是故事。”
　　 毛铁不是个容易接近的人。这倒不是说她有多高傲，而是她常陷在自己的沉思中，咬咬笔杆，望一望窗外，在笔记本上写几个字……然后又沮丧地把它们划掉了，嘴里叹息一句德语，大概就是“主啊”吧。不过，虽然写得艰难，我猜测她的故事还是在推进，因为到了这年秋深的时候，她的大号笔记本从浅灰色换成了宫墙红。当然，她手边总扔着本发黄的德文书可以随便翻一翻，有时候是诗，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并不有趣的漫画。有天上午在下毛毛春雨，我进图书馆的时候，正好迎着柜台后那个年轻、漂亮的女管理员，对视了一小会儿她直直的目光，我忽然就自作多情地脸红了。为了掩饰自己，我跟淋湿的狗一样使劲甩脑袋，有一些水珠子飞到了她脸上。她用愠怒的但还算温和的声音呵斥我：
　　 “同学，注意文明礼貌嘛！”
　　 毛铁朝我笑道，“你也是时候要到了。”我说什么时候？她说，“摸摸你自己的脸。”我摸了摸，脸上除了湿润的雨水，还有些青春小疙瘩，像是一块绒布上长了扎手的刺。为了把话岔开去，我问她故事写得如何了？这是我头一回主动问到她写作上的事，我不想她把我看成一个爱打扰别人的家伙。她说，“哦，我还在慢慢地写着。”我说那要写到什么时候呢？她说，“总不会写一辈子吧……不过，要写人的一辈子，一辈子的时间也写不完。”她的话我听起来像绕口令，我说，能不能简单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呢？三言两语也可以。她摇摇头，说，“讲不得，一讲，就把密封的酒瓶打开了。”
　　 但她还是有节制地给我讲了些。之所以她同意讲，我猜一是她觉得我脑子挺白的，听了也白听，正合适当个讲诉的对象；一是她反正讲得也很节制，无所谓。她说她外婆祖上是做过一任翰林的，后来告老还乡，卜居城南，过得安静、舒适。外婆在本城的深宅大院里长大，有专门的小姐楼，伺候的丫鬟不下三五个，嫁给刘家的时候，红漆箱子盛的嫁妆装满两条彩船，在锦江上兜了半天风。她妈妈受新式教育，是华西协和大学家政系最后一届的学生，学会了英语、钢琴、裁剪、煮咖啡、各种礼仪，所有相夫教子的本领……可惜，后来都没能用上。我问毛铁那是为什么呢？毛铁不说话，从宫墙红的笔记本里抽出一张发黄的照片来，照片上五个人：一个被她的拇指盖住了，另外四个，一个是清瘦、安祥的老太太，浓密的白发像抹了菜籽油，光光生生梳到脑后去；一个是有一部银须的秃头老翁，如翩翩神仙；一个是穿列宁装的少妇，美丽而苍白，双眼有一些迷茫；还有一个是戴红领巾的小女孩，嘴唇紧抿着，稚气而严肃。我说，是你的外婆、外公、妈妈和你吧？她点头说，“还有我父亲。”父亲自然就是拇指下边那个男人了。但我还是问，他在哪儿呢？她说，“在我的故事里。”毛铁的拇指不像她这个人，是比较精巧的，指甲精心地修剪过，指甲盖上有润泽的光。在她的拇指下，露出她父亲穿的衣服，是五十年代那种土黄的解放军军装。至于毛铁本人，她说1966年5月文革开始时，她是一所重点中学高66届毕业生，后来是造反、逍遥、下乡，去雅安专区宝兴县插队。宝兴县属青藏高原的东麓了，山高、林子深，有一座破败的大教堂，大熊猫就是在宝兴第一次被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发现并且命名的，那是远在1869年的事情了。我问她见没见过大熊猫，她哼了哼，“见过啊。上山砍柴，见过不下一百次吧，它就狗一样跟在脚边走，有心有肺的。”我又问，当知青好耍不好耍？她又拿打量傻瓜的眼光看看我，抿嘴笑道，“如果不饿肚皮，有肉吃，有酒喝，还有书读，还是好耍的。”我觉得自己的确是说了傻话了，就闭了嘴，埋头读《虬髯客》。读了几行，听到毛铁在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