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那个吹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喇叭里悠扬地播放着久违的歌曲。路过集市的时候，听着歌声，透过车窗观望路边花花绿绿的杂货摊子，这才闻到了年的味儿。
　　 就在相当于杨白老躲债回家的时候，单位组成的慰问团前往“新农村建设”包点村，专程看望驻村干部，走访贫困农户。
　　 一行人刚进村委会小院，天空就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
　　 村长攥着话筒，扯着嗓子通知贫困户开会，声音在寒风中传得老远老远地，苍凉里有点儿夸张，雪下得更大了。
　　 慰问团成员和县“新农指办”油主任、镇党委郅副书记及镇民政助理老料等人挤在村委会议室，还未听完村长汇报，村会计便抻头通报：困难户聚齐了。
　　 这个村共有186户人家，其中贫困户16家，占8.6%；这个比例好记，和09年度中国经济增速大体相当。
　　 会议室太小，一下子站不下这么多人，我们都涌到院子里，然后把等在雪地里的老乡请进屋里站定，村支书先向他们说明意思，再请村长讲话。
　　 村长讲累了，我也没闹明白这小子到底想表白什么，贫下中农们顺墙无精打采地或蹲或靠，沉默不语地期待着。这时村支书手往门外一指，热情洋溢地宣布：“下面请市里慰问团领导给咱们作指示……”
　　 在稀稀拉拉地掌声中，村长不失时机地喊道：“乡亲们，领导给咱们雪中送炭来了……”蹲在门边一位着一身儿屎色儿棉军服的老头儿，起身打量卸在院子当中的年货，嘀咕道：“炭？没炭呀……那物件多沉啊……”
　　 听村长这么喊，我不由地骂道：净他妈瞎扯……谁知团长比俺还性急，他冲我一笑，烟头儿往地上一撂，叫道：“大伙儿动手，分东西了！”每份年货是一小袋白面、一小袋大米、一桶食用油、十斤生猪肉，另发二百元现钞。
　　 大伙儿七手八脚把东西分成了堆儿，照单点名送到了户主手上，最后还剩下两份没人领。经查：一份是村西头马寡妇家的，她人没来；一份是穿军服老头儿的，他没听着。
　　 村长自告奋勇，说随后他亲自把这两家的东西送到门上。
　　 瞅瞅村长旧棉袄里质地良好的羊毛衫和鲜艳的衬衣领子，我顺口说道：“不劳您大驾，还是我们亲自吧！来，把年货装到车上去。”
　　 东西装上车，穿军服老头儿凑过来问我：“这年货不是要拉走吧？”
　　 我连忙向他解释，他手捂着耳朵一个劲儿地往前凑，听得很吃力。
　　 这时村支书一旁介绍：这老头儿叫马忠臣，从小就在队伍上混，1950年他17岁首批入朝，打过上甘岭战役。后来一次战役他中了发炮弹，肠子肚子流了一地，造人的家伙也废了，抢救过来才又发现他耳朵也聋了。1953年转业的时候，组织上本来把他安排在县上，可他犟着非要回乡务农，从此就一直在村里种地，一辈子光棍一条。
　　 我拉着老马头的手，俯在他耳边放开嗓门，向他说明来意，表示问候。
　　 老马头终于听明白了，他挺直腰板儿，整整帽檐儿，颤巍巍地迎着风雪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放下手臂，他说：“感谢毛主席，俺向他老人家问好……”
　　 得，谁敢给他老人家过话儿啊？我瞅着村支书笑道：“麻烦您辛苦一趟……”村支书立马瞪大眼珠子，惊骇地瞧着我。
　　 我拍拍他的肩膀，扯着老战士的脖领儿赞叹道：“这也忒艰苦奋斗了吧？请您陪老爷子到镇上澡堂子洗个过年澡，一会儿随我们的车过去，咋样儿？我出50块钱，您顾人好好给他搓个身儿。呵呵，我估摸国际主义战士身上搓下的灰能砸死您家的狗。”
　　 村支书仰脖摆手，一脸尴尬，不肯接钱，也不应承。
　　 这时镇党委郅副书记发话了：“咋的，市里领导命令你也敢违抗？我看你鳖孙不想混了！”镇民政助理老料也帮腔质问：“怎么回事，是不是想让我料助理亲自料理这事啊？”
　　 “不敢、不敢，不是这意思。这不年关了吗，里里外外的事多缠手，洗澡这事儿它不是……”村支书连忙解释。
　　 郅副书记抖抖大衣上的雪，手划着命令道：“就这么着，一会儿让老马头上我的车，到镇上澡堂子门口下，料助理负责监督到底，看他一个村支书给群众洗个澡的事能不能办好！”
　　 这场面我也很尴尬，一时不知如何化解才好，只好打着哈哈把钱硬塞到村支书手里，然后扶老马头上车，让村会计指路去送年货。
　　 这几年总这样，好象每逢佳节才想起缺吃少喝的贫下中农或下岗职工，然后筹些年货和钞票送给穷人，以博取和谐的气氛。每逢派上这活儿，我都得玩一头贼汗，说实话这比登台演戏还要紧张，且局促不安。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虽然咱国眼下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这点物资不足以涵盖对穷人的眷顾，但我们仍应谨记先辈刘备“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遗诏，身体力行，小善积多了，也能成为利天下的大善啊！
　　 汽车在雪道儿上东打西磨，先来到村西街马寡妇家门口。车未停稳，她就急忙奔过来帮着开门。
　　 一行人把年货送进屋里，很快都又站出来。见大伙儿不肯进屋，马大嫂不好意思，嘴里说着：“俺屋埋汰，一家子就指望我这个老婆子了。”
　　 马寡妇家是临街的三间门面房，紧挨着一家机械修理行，以前她家应该是过得不错的人家。看我打量房子，她拉过窗下一端着大碗吃饭的中年汉子，说：“这是我大儿，唉，一个憨子（注：地方话，傻子、痴呆的意思），四十好几了，光会吃没劳力。瞧，那小的，我孙子，五岁，二儿撇下的，我二儿有本事，可偏偏死了，媳妇也跑了，这罪谁受得起……”
　　 我走进屋里，一股刺鼻的味儿扑面而来，昏暗里靠墙一溜儿三张床，其他的东西都堆在地上，毫无立足之地。我把手伸进裤兜，悄悄捏捏红包，觉得单薄了点儿，于是我把司机小杨叫到跟前，临时向他借了三百元，添进红包。
　　 当我把钱递到马大嫂手上，她哭了，毫无掩饰地痛哭。她直爽的眼泪，把我到了嘴边的好话淹没了……这时跟过来的电视台记者来了情绪，指挥我和马大嫂站在一起，让她一手拿红包，一手抹鼻涕，而且还要把刚才送进屋里的年货再倒腾出来，摆在她脚下当道具。
　　 看他们瞎摆活儿俺来了气，这唱得是哪出戏？贫下中农得点儿救济这么不容易，还要从头到脚地再被展演一气？我对单位的人吼道：“都给我滚一边去，咱哪有空在这儿拍电视剧？去，抓紧给马老爷子送年货去……”
　　 电视台的人见俺不配合，就调转炮口对准老马头，打算跟车过去，抓拍雪中送炭的情景……其实穷并不是好事，它给人民带来痛苦，给社会造成困难，所以贫穷不是用来宣传的，它是让我们努力解决的。贫穷无罪，但不当的渲染和展示，给贫穷者造成二次伤害或意外打击，那就是罪过了。
　　 这年头不少名人或政要喜欢出镜，大多对着上半身儿。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的时候，如果镜头朝下走，或许就能瞧见他们手里的钞票或者提留的礼包；不过这种失误绝无仅有，往往是穷人容易出镜，上演裸戏。
　　 我带的这路人马送完年货，团长领的那路人马也慰问完了计划生育先进户，两路人马会合，立即杀往县城。
　　 路过镇子上的时候，在郅副书记锐利的目光下，村支书和料助理老老实实地搀着马老爷子进了澡堂子，并且郅副书记和油主任俩人还兑了一百块钱，委托料助理就地给老爷子弄身儿新内衣穿，以确保他不再受光肚子困扰。
　　 车一进城，我们下属单位的头儿便来了电话：今儿有好几家市直机关单位派团下来慰问，为了方便县委、政府领导拜会各路神仙，全部集中到县委第一招待所碰头吃饭。
　　 宴会大厅人头攒动，餐桌上摆好了各团的牌子，茶水、水果停当，就等书记、县长登台致辞。书记、县长们在人堆里钻来转去，好不容易才到了我们桌前，一阵寒暄过后，团长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借口，推说还有任务在身，请假免去会餐。县长一听马上翻脸，说：你们敢走，我先滚蛋！书记也在一旁发难：是我们四大班子得罪了你们，还是我们县财政穷得供不起你们一顿家常便饭？县委办主任立马掏出手机，威胁道：有吗紧急任务，我给你们老一打个电话，一问就清楚了！说吧，打算让谁给你们请假……
　　 本来我们已安排好在下属单位食堂就餐，然后还能抓紧再到基层转转看看，这么一来计划就泡汤了。话说到这份儿上，宁可留下吃饭，也不可闹得翻脸；系统虽然条条管理，但有时还要依赖于块块的支援。
　　 这些年餐桌上最让人惊心动魄的就是敬酒，最后能让人喝得或者肠胃稀巴烂，或者脑袋稀巴烂，残废或丧生都有可能，从而派生出各级招待费的虚假决算，也让不少首长为难。反过来说，扶贫帮困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把吃喝玩乐的钱打进民政扶（救）助预算，借以提高帮扶资金在各级预算支出中的比重。
　　 县委书记、县长虽然热情洋溢，但发言都比较简练，作正面答谢发言的是县扶贫办的主管。此公好口才，政治理论功底深厚，举例搭配也恰如其分，不亚于省上的专家教授。有一点我很愤懑：当讲到访贫问苦、体察民情的时候，这家伙总是兴高采烈地说这给党委、政府增了光，民间的疾苦被官方慰问之后,就化成了一种激情和愉悦，人民的困难和痛苦，好象专门是用来为官方增光添彩的，全然没有那种沉重感、责任感和负疚感！这趟路跑的实在是冤枉。
　　 政治，本来是比艺术还细发的活儿，特别是政治倡导者要比导演设计的还要到位，所以政治就具有了严谨性和时效性，目的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有好多俗人也偏好说政治（注：没写错，不是讲政治；讲，在这里是一及物动词），结果说政治变成了玩样子，他们把政治弄得像万金油，又像恶霸地主手里的拐杖，抡起来谁丫不服揍谁。最终，要不闹成了群殴或内斗，要不就演成了闹剧或小品，把政治弄得挺可惜的，遭践了。
　　 所以说欣赏真正的政治家讲政治，是一种濒死的感受，就是那种灵魂出窍的解脱感；而听玩儿家说政治，是一种失眠的感觉，就是那种辗转反侧的烦躁感。因而，假如我们还未达到一定的思想境界和存在高度，最好是实话实说办些实事，干净利落地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不但能够促进政治清明，也能衬托出我们个人的质朴，防止迷惑了他人又作践了自己。如其不然的话，就不再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了，很可能让广大眼睛雪亮的人“看在心里，疼在蛋上”，如此很麻烦，也很严重。
　　 未等酒局打响，我便迅速脱离战场，和司机小杨一起躲进车里静养。
　　 野外雪花飞扬，暖气模糊了车窗。突然间我想起了小时候军分区大院的马叔叔马司令，他高高大大、黑黑壮壮的形象老在我眼前晃。我记得他也去过朝鲜，而且也负过重伤，“文革”当中他几上几下，刚刚改革开放，他就进了干休所，一下子活了九十整。用马司令自己个儿的话说：这辈子活得划算啦，比主席还多活了几年，向老人家报到时不后悔，说不定还派俺上战场带部队。
　　 人就这么一辈子，说得容易，听着简单，想起来却很深沉。
　　 掰指头数数，马司令已故去多年，据说依他的遗愿葬在了老家，又据说他老家就在我们包点这一带……眼前，马司令的脸庞逐渐与老兵老马头重合，两人竟然如此相仿，我不禁为之心头一震，便拿起手机给料助理拨了过去。
　　 料助理说他们刚刚出浴，这就准备更衣。
　　 我说过去接他们进城吃饭，料助理说他另外安排有车，不用我们再冒雪跑趟，说好地点，一会儿碰面。
　　 料助理、村支书和老马头走进单位食堂的时候，已是午后两点，外面漫天风雪一片白。食堂管理员早备好了饭菜，还特意烫了一壶热酒款待。
　　 酒过三巡，村支书喷着酒气大呼痛快，气氛缓和下来，老马头也不再拘谨，面色红润，露出笑容。
　　 趁敬酒的间隙，我在老马头耳边问道：“给您打听个人，马忠良认得吗？”
　　 “你说的是不是军分区的马司令？”顷刻间老人耳聪目明。
　　 “正是、正是！”我内心一阵惊喜。
　　 “马忠良马司令是我堂兄……”老马头拽着我的袖口，激动地喋喋不休。
　　 原来马司令就葬在村西头小山坡上，边上伴着三个抗美援朝烈士的坟茔，每年老马头都要上山去扫几回墓，并在周围种满了苍松翠柳。前几年有人要盘下那块荒地办砖厂，要不是老马头三番五次要跟他们过命，差点儿惊扰烈士英灵。如今坟茔虽然安然无恙，但破败程度却相当严重，老马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发愁百年之后能不能归队上山。
　　 吃饱喝足，天已擦黑，整个县城笼罩在茫茫雪雾之中。
　　 晚上，县上安排了文艺节目。开演之前，我领着老马头和料助理见了主管民政口的副县长。他当场批了个条子，让料助理捎给镇财政所，让他们先垫千把块钱，把烈士墓初步修缮修缮，然后打算在节后至清明前有个彻底改变，并让县民政下文明确：那块墓地属于受保护烈士陵园。
　　 演出结束已近零点，吃了夜宵，我们住进了宾馆。
　　 老马头和我住一个房间，这一夜他抱着被子坐在床边，兴奋地给我讲着过去的故事。我心里明白：老爷子的心事儿有了着落，这是一种归宿感的表现。
　　 当我迷迷糊糊睁不开眼的时候，就听他说：“今儿个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吃得好，穿得暖，还洗了个澡，就是明儿去见战友，我也知足了。”
　　 天气骤变，县上办事周全，一大早挨房统计，发下棉衣给我们御寒。
　　 我给老马头报了一套军棉装，我领的带毛领军大衣也给他打了包。
　　 九点一到，阳光普照，三个人都闹着要回去了。
　　 在宾馆门前给汽车装好了防滑链，我把食堂炸的一箱熟食和一包馒头搬到车上，然后叮嘱料助理和村支书，一定要连人带物送到老马头屋里。
　　 这时老马头招手要求下车。扶他下车站定，他挪到车后，去拿那个扔在雪地上的包裹，里面是他原先那身儿行头。我一把夺过骗他说：您现在有了新衣服，还有比您更困难的，这个我替您捐了。听言，老马头松了手，嘴里说着：好、好、好……他朝身后的人挥挥手，让他们回避，然后从怀里摸索出几张钞票，迅速塞进我的提包：“老侄子，你也有一家老小，如今正经八百当差也赚不了多少，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当咱爷儿俩互拜了……老侄子，新年好！”
　　 我悄悄塞在他新衣里的钱还是被他发觉了，岂料老兵如此警省。
　　 料助理和村支书在车里听得清晰，俩人终于动容地说：真他妈让人感动，过去咱守着地儿太忽视，对不起老兵了，今后一定改进！老兄，您真是一好官善吏。
　　 “屁话，谁家的官吏？二位今儿不也做了件好人好事，希望今后继续努力。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当汽车象瓢虫一样蠕动着消失在一片白皑皑地光芒之中，我关上客房窗子自个儿笑了：公务员甭动不动就自称官吏，把自己个儿看得相当了不起，有吗呀？不就一职业嘛。比如所谓美女，大都是化妆品的奴隶；那么所谓官吏，大体把自身当成了权力的仆役。异曲同工，都是轻薄自己。
　　 岁月蹉跎，富人过腻了鱼肉肥肠的好时光，穷人过烦了粗茶淡饭的苦日子，心情本质上一样，谁家不想一年里有那么几天改改样儿？让大家翻翻个儿，换换位儿，掺和掺和，也让穷人鱼肉几天，让富人清清胃肠，或许这样的年过得就平和些，就有了热乎劲儿。
　　 和谐不在嘴上，不在吃上，也不在脸上，真正地她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