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败坏母亲声誉的人

一
　　 我不认识那个人，从没见过。他是母亲的第二个丈夫。关于他的情况，开始我并不太了解，甚至不愿了解，只知道他是陶县中学的地理课教师，脾气古怪，退休前在陶县教育系统的口碑很差，经常被当作反面典型，是被取笑的对象，如果不是他的一个同学在省教育厅里任职，也许他挨不到退休那天就被开除了。父亲死后，母亲就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连我的哀求也听不进去，执意嫁给了这样的一个人。一嫁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母亲终于无法忍受与这样的一个人生活，说到底是因为他，她已经身败名裂，晚年老无所依，凄风苦雨，便毅然决然地逃离陶县，茫然四顾却走投无路，千里迢迢地来到上海，跟着我讨生活。母亲也许觉得欠我的太多，甚至也许觉得我完全没有义务收留她，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似乎害怕我或我通过妻子把她驱逐出去，从此流落街头死无葬地。因此，两年快过去了，母亲从不在我面前提到那一个人，只有一次，就是她刚来到上海没几天，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给谁打电话，我听到她压制着声音气恼地说：
　　 “前世不修，嫁了一条疯狗！”
　　 她是骂那个人，但更像是在怨恨自己。
　　 “他败坏了我的声誉，在陶县，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嫁给了一条狗，疯狗！”她说。说这话的时候她打开了厕所的门有意无意地让我听到了，好像这是她对自己二十年前出走的一个交待。因此，我知道，那个人在母亲的眼里就是一条疯狗。母亲终于承认自己嫁给了一条疯狗。她终于认错了。多年来，我们母子其实都在小心翼翼地避谈那个人。而母亲在我面前骂了一次后再也没有说起过他。倒是后来我通过其它渠道陆续了解了一些那个人的情况，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但也足以证明母亲所言不虚，他确实是一个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怪人，并且臭名昭著，只是母亲用“疯狗”来称呼他还是让我有些吃惊。在我家乡那里，“疯狗”相当于癫狂、下贱和厚颜无耻。
　　 现在，那条“疯狗”正在来上海的路上。
　　 母亲是两天前突然接到的电话。已经快两年没有跟他有过任何联系了吧，母亲肯定已经忘记了他，因为我从来没看得出母亲对他有过牵挂，倒是对父亲她还偶尔提起。妻子告诉我，母亲接电话的时候惊惶失措，像一个成功躲藏了多年的逃犯突然被人发现了蛛丝马迹，一下子乱了阵脚，不断严厉质问对方怎样得到她的电话号码，为什么打电话给她？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没有算清楚？你还想把我害成什么样？那个人只是在电话里告诉母亲，他坐班车到了柳州，马上要上火车，要到太原看望儿子，因为要转车，准备在上海停靠一晚。在上海确实没有其他亲朋好友，连认识的人也没有，又没有足够多的盘缠，所以只好到你们家，洗个澡，蹲一宿，只一宿，保证第二天一早就走。母亲先是口不择言地胡乱骂了一通，然后在电话里支支吾吾，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她说要征求儿子的意见。其实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但已经征得我妻子的同意，她才迟疑着答应他：
　　 “要来便来，可别弄出什么差错，把我在上海的脸也丢了。”
　　 但两天来母亲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她还恳求妻子也先不要跟我说起。这个事情呀，真难堪，让她自己来说吧。她是怕我生气，怕我拒绝。但妻子没有信守承诺，当天晚上就把事情告诉了我。在母亲面前，我装着一无所知、若无其事的样子，母亲却一反常态地坐立不安，不断用躲闪的眼神揣摩我的心情，好几次，她几乎要张嘴对我说话，但到了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妻子对我说，她从没有见过母亲如此左右为难，真替她可怜。直到今天，母亲还不肯跟我说那个人要来的事情，从早晨一直到下午，她都拿着抹布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把沙发和柜台擦拭了一遍又一遍，擦拭的时候那心并不在擦拭的对象上，不断地抬头看墙上的钟。正好是星期天，我就呆在家里，等母亲把事情说出来。下午六点，那个人的火车就要到达上海，现在已经是快五点，我看母亲已经焦急得脸都快要变形了。我故意提醒说，妈，对对快放学了，你去接吧。对对是我女儿，在一所机关附属幼儿园兴趣班学弹琴，平时都是母亲接送，从来不让我们夫妇操劳。母亲骤然变得更加紧张，看看我，又看看妻子，不知所措，急得她马上就要哭出来了。看她白发满头皱纹纵横的沧桑样子，我实在不愿意再跟她倔下去了。
　　 此时，妻子及时地笑了笑，妈，对对让我来接吧，你们也该出发了。
　　 母亲惊讶地啊呀了几声：出……什么……发？
　　 妻子从母亲手里“抢”过抹布：妈，我已经把事情告诉了阙民。
　　 母亲对着我目瞪口呆，脸上变成了始料不及的惶恐。
　　 我不置可否，手里晃动着车钥匙。
　　 “我，我……”母亲是想解释些什么，但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慌乱得像被人撞见的小偷。
　　 妻子催促我说，还磨蹭什么，K150火车快到上海南了，跟妈一起出发去接他吧。
　　 我缓缓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妻子为我们打开了房门。
　　 母亲不知所措，急速地搓着双手，揣摩着我的意图。
　　 “我们，去接他吧。”我淡淡地说。
　　 母亲脸上露出了短暂的内疚，却转瞬间换成了恰到好处的喜悦，环视一下，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吞吞吐吐的对我说，我想借用你的一套西装，旧一点的也成，他一离开上海我就还给你。
　　 我愣了一下。母亲说，他一向龌龊邋遢，总成不了体面的人。
　　 母亲又一次用了“体面”这个词。我刚才还平常的心情突然变得不快，也许母亲看到了我脸上的不快，瞬间便后悔，紧张地收回了刚才所提的请求：“那就算了，该怎样就怎样吧，你就当暂时收容了一条疯狗。”
　　 我当然不会拒绝借母亲一套西装。但我反感于“体面”一词，那个人，还有父亲，都被这个词伤害不浅。我拣了一套还崭新的黑色西装，那是我身材还瘦的时候穿的，闲放在衣柜里两三年了。母亲双手抱着的西装，一出门便用西装遮掩了大半脸，还低着头，像一个怕羞的孩子小心谨慎地跟在我的身后。
　　 二
　　 母亲坐在我的小车后排，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以为母亲会主动跟我说起那个人的，但她没有说，只有我一个劲地发泄着对堵车的不满。母亲以为我借题发挥，把西装抱得更紧了。我看看表，说，可能要迟到了。母亲没有回答，眼睛一直看着窗外。窗外是无边无际的车流。我回头仔细看了一眼母亲，原来她哭了，那眼泪就滴落在西装上。
　　 我从没见过母亲流泪，是的，多少年来，她没有在我面前掉过一滴眼泪，现在她竟然流泪了。那浑浊的泪水沿着脸皮上的褶皱快速奔泻，深深地震撼了我。刹那间母亲完全复活了，激活了我的记忆，把我一下子拉回到混乱的童年。
　　 本来，母亲在我九岁那年已经死了。从那时起，我心里再也没有母亲。
　　 母亲逼死了父亲。至少那时候我是这样认为。
　　 事情的起因跟一个唱戏的男人有关。年轻时候，具体的说法是从十九岁开始，母亲便跟着牛戏班唱戏，经常扮演皇后和贵夫人什么的，还小有名气，高州一带几乎无人不晓她。与她名气相符的，是她跟戏班班主的关系，在米庄也是公开的秘密。班主姓王，原来也是中学教师，因超生被开除后拉几条人马拼凑了一个戏班。母亲是后来才加入他的戏班的。她和班主的暧昧使得戏班到了哪里都被人津津乐道或指指摘摘。但班主毕竟是四十多岁有三个孩子的有妇之夫，母亲纠缠了好些年月，绝望后才嫁给父亲的。一个戏子能嫁给一个人民教师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归宿，特别是像母亲这样名声并不太好又显得大龄的戏员。父亲的决定遭到了祖父的激烈反对，但父亲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并不在乎别人看法，哪怕是祖父。当然，父亲也是有条件的，就是母亲不能再唱戏。那时候的戏班门前冷落已经没有当年的红火，衰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且势不可当。嫁给父亲后，母亲没有食言，果然放弃了唱戏，并且因为她的离开戏班也很快作鸟兽散。年轻的戏员大部分去了离香港很近的地方，班主除了唱戏身无所长，呆在高州乡下跟一个木匠专心致志做家具，家具越做越好，只是与母亲再也没有来往。母亲似乎已经迅速忘掉了过去，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恢复、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声誉上。
　　 母亲并不认为自己的名声没有什么不好，她说她没跟那个姓王的班主睡过觉，光明正大得很。确实也没有什么证据甚至连谣言都没有涉及到母亲是否跟班主睡过觉，米庄见过班主的人都说，班主是一个老实正派的人。正因为如此，父亲才相信了母亲，米庄的妇人也慢慢相信了母亲，谁也不再重提她过去与班主的那些事儿，并对她产生了敬畏。所有的闲言碎语都销声匿迹后，母亲却趾高气扬起来。母亲觉得与米庄的女人们是不一样的，多年以来她总是高人一等地俯视着米庄的一切。母亲的懒惰和傲慢很快出了名，甚至超过了她唱戏积累下来的名气。她很少干农活，忙时都是花钱请人干活，父亲一直不愿接母亲去藤县，母亲满腹怨气，干活就更少了，她是米庄唯一一个穿着丝袜和凉鞋在田埂上走动的人，走起路有一种城里人的咄咄气势，仿佛是当年扮演的皇后一样。不仅如此，母亲越来越敏感而多疑。她绝对不允许别人损害她的声誉，有一次李桂花无意中提起了当年跑数十里山路赶到高州看戏的旧事，母亲以为她含沙射影，大发雷霆，整整骂了李桂花一个下午。那是米庄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骂人，把李桂花骂得胆战心惊，差点要给自己的肚子里灌农药。米庄的人也终于见识了一个唱过戏的女人的蛮横和凶悍，那是一个马蜂窝，谁捅谁倒霉。从此，米庄再也没有人敢大声唱戏，那些当年录下来的录音带也被封存起来。妇人们甚至不敢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生怕母亲怀疑她们议论她，败坏她的声誉。米庄所有的人好像都对她充满了敬畏，母亲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米庄的皇后，凛然不可侵犯。
　　 转折出现在我七岁那年。
　　 有一天，一封寄自高州的信突然来到了米庄。这封信在村公所信件存取处的时候便被人翻动得破破烂烂，在那些捎信的小学生手上封口差点洞开，最后落在一年级的小学生阿权手里，阿权不敢把这封看上去被人拆封的信送给我母亲，他的母亲李桂花看到此信惊惶莫名，犹豫了很久，才连夜把信悄悄地交到母亲的手里。
　　 李桂花惴惴不安又神秘兮兮地对母亲说，王班主给你写信了。
　　 母亲迅速抑制住内心的欣喜，黑着脸，狐疑地看着李桂花。黑夜无边，孤灯如豆，李桂花顿悟，拍着硕大的胸脯向母亲发誓，她没有看过信……尽管轻易就可以把信从残损的信封里抽出来又原封不动地放回去，但谁也没有偷拆过信。母亲向李桂花表示了无限的感激和有限的信任，从高高的厨柜上取下两扎柳州白面，塞给李桂花，算是奖赏。第二天，母亲对我说，她得去一趟外婆家，外婆病了。外婆在谷镇柳村，母亲清早出发黄昏便匆匆赶回，回来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嗡嗡痛哭，哭完了出来，别人问她为什么伤心，她逢人便说外婆身体大不如前，腰椎间盘突出更厉害，连上厕所都要爬着去，可能快要死了，多可怜，我只有一个母亲啊。但两天后，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外婆突然来到了米庄，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嘻嘻哈哈地走家串户的。母亲有些尴尬，说了一些自圆其说的话，大家似乎也不跟她深究，而且外婆确实是已经年迈，精神焕发只是表面现象，或许那是回光返照。没有人知道母亲是收到一封信后才去外婆家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去没有去外婆家。也许李桂花知道，但李桂花不说。李桂花对信闭口不谈，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世间曾有此信的样子。母亲放心了，又趾高气扬起来。但不久，李桂花上门借钱了。这个一向胆小如鼠在别人面前连咳嗽都不敢打对母亲从不敢正视的女人胆子突然大了起来，不仅在母亲面前理直气壮地说话，还敢向母亲借钱了。她说阿权拖欠了两个学期的学费，校长像黄世仁一样天天逼。“逼他老妈的上吊呀，臭卵！”李桂花竟然敢骂人，而且骂的是校长。母亲先是惊诧了一下，然后慷慨地说，有困难你说话，一定得让孩子上好学。李桂花拿过钱，并不说一声谢便走了。过了半个月，李桂花又推开了我家的门，说阿权的外婆要过生日，十几年了送不起一件像样的东西，都让娘家的人瞧不起了，这次说什么也得送套灯心绒棉被，结实一点的……母亲送给了她一张崭新的灯心绒棉被，那是她结婚时外婆送的嫁妆，她一直没舍得用。又过了半个月，李桂花再次登门了。母亲以为她是来还钱的，但李桂花说地里的水稻都快瘦死了，孩子们很久没吃肉了个个像饿死鬼似的……李桂花来借钱的密度越来越大，数额越来越大，母亲穷于应付。令母亲更难堪的是，除了李桂花外，米庄的其他女人们也纷至沓来，跟母亲借钱。母亲越来越相信，李桂花肯定看过那封信，而且她还把内容告诉了其他女人，否则，那些女人不会底气十足心安理得地向她借钱。母亲不敢得罪她们，像向她们偿还陈年旧债一样，装出热心肠的样子把钱送到她们的手里。那时候，父亲每月都寄回来一些工资，看起来钱不少了，但事实上根本不够我家的日常生活开支，经常捉襟见肘的，现在日子更加难过，吃肉的次数越来越少，祖父以为父亲不寄钱了，用筷子敲打着饭桌上发泄对父亲的不满。实际上，是母亲把父亲寄回来的钱都“送”光了。但别人不知道母亲的口袋里已经没有钱了，还登门拜访，向母亲诉着不知真假的苦。母亲依然装着很慷慨的样子说，好吧，你明天一早再过来。第二天，借钱的人比晨鸣的鸡还早，啪啪地敲响了我家的门，从母亲手中拿过钱扬长而去。借钱的人刚走，母亲便关起门就骂人，不像骂一个乡亲，而是像在骂仇人，骂得很难听。母亲的钱是连夜从汉阳叔那里借来的。汉阳叔那里的钱也不多，但又不敢拒绝我的母亲。不过，日久了，汉阳叔便产生了怀疑，对我说，你爸不寄钱回来了吗？我说，寄，不过又让她们借走了。母亲不愿意让她们说出那封该死的信，便通过不断地给她们借钱讨好她们。但欲壑难填，母亲需要的钱越来越多，不断给父亲写信，叫他多寄些钱。然而，父亲每月寄回来的钱一分也没有增加，母亲捉襟见肘，眼看就无法应付那些把她当成提款机的人，心急如焚，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到镇上卖了，但也是杯水车薪。有一天，汉阳叔在镇上没有回来，母亲失信于说好第二天上门拿钱的李桂花，令她很难堪。李桂花喋喋不休地埋怨着，突然收起脸上的不快，悄悄地跟母亲说，阙校长在藤县可能有了女人……你就说他有了另一个女人，他以为你知道了他的秘密，他肯定紧张，一紧张，就会寄更多的钱回来。后来，越来越多借不到钱的女人都跟着李桂花替母亲断定父亲在藤县另结新欢。母亲暴跳如雷，恶骂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父亲，第二天，家里的鸡全死了，我相信是给母亲骂死的。母亲就是这样干脆把屎盆子强扣到了父亲的头上，让父亲蒙上天大的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