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女

摘要：一个初吻 一声表叔 一股暖流 秋女大我两岁，是宽娃哥第三个女儿。
　　 秋女身材高挑，一双好看的丹凤眼，透着纯净的美。
　　 秋女的纯净，像秋天凝在草尖上的露珠，晶莹，透明，在早晨的太阳下，闪着润泽的光。
　　 秋女家住在村东南的沟底。
　　 村子通向沟底的路，连着南坡和里沟的地。但那条路很陡，只能勉强过人。从村里去往沟底，脚后跟感觉使不上劲，总担心会仰倒在地。
　　 尽管沟底出路不好，但宽娃哥决定在那里盖房子。
　　 宽娃哥说，沟底僻静。
　　 宽娃哥在沟底的小河边，盖了三间瓦房。
　　 新房上大梁那天，宽娃哥站在高高的房顶上，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中，向人群抛撒花生、红枣和糖块。
　　 秋女站在人群中，沉浸在她家新房即将落成的喜悦里，甜甜地笑着。
　　 秋女那甜甜的笑，几十年来，一直刻在我的脑海，让我记忆至今。
　　 秋女家的新房，没有垒院墙。
　　 宽娃哥在房前，种上了叶子很大的核桃树和柔软纤嫩的葡萄藤，使原本荒凉的沟底，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宽娃哥请来石匠，将通往村子的路，拓宽，加固，沟边砌上石头。
　　 秋女看着新修的路，兴奋异常，她跑上山坡，割回一捆细长的迎春藤，插在石头缝里。
　　 春季，那一根根几乎干枯了的枝条，逐渐开始返青。
　　 长长的藤条，长满了密密的花蕾。
　　 风一吹，便开出一串串鲜艳灿烂的小黄花。
　　 那些黄花，一朵紧挨一朵，点缀着小村，就像秋女的笑，温暖着我的心。
　　 阳光从沟底浓密的枝叶上行走，洒下斑驳的影子。
　　 溪水潺潺，从秋女家门前缓缓流过。
　　 鸟儿叫着，在枝叶间欢快地穿梭翻飞。
　　 清澈明亮的溪流，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
　　 村子里的女人，经常在夏天的午后，结伴来到沟底，捶洗衣服。
　　 洗衣服的女人，开心地坐在清凉的溪水边，咚咚地捶着衣服，嘻嘻哈哈地笑着，偶尔还压低嗓音，悄悄说着女人隐私的话题。
　　 女人们将洗干净的衣服，晾在太阳下的树丛上，或者圪针上。
　　 洗完了衣服，女人们如释重负。她们喘着粗气，聚在秋女家的门口，拧着刚在河水里洗过的头发。
　　 太阳从头顶的树梢掠过去，天空逐渐暗淡下来。
　　 秋女娘开始生火做饭。
　　 一阵阵的炊烟，袅袅地升腾起来。
　　 这个时候，秋女从地里干活回来，帮着那些女人，小心翼翼地收叠衣服，装进竹篮，打发她们回家。
　　 按辈份，秋女应该叫我表叔。
　　 秋女从来没有那样叫过我。可能因为她觉得比我大，不好叫出口，或者，她可能感觉我根本不配做她长辈。
　　 那时候，我经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经常光着屁股，在太阳下，和狗赛跑。
　　 经常拿棍子撵着打猪。
　　 经常用手掌，拍牛背上的苍蝇。有时一巴掌下去，能拍死十几只苍蝇。我的手上，粘着许多苍蝇肮脏的尸体。
　　 我还经常站在没人的高坡上，公鸡一样声嘶力竭地大叫。
　　 我觉得这类出格的事情，能给我带来快感，能暂时缓解父母吵闹带给我的压抑和恐惧。
　　 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这些怪异的行为，却几乎都会被秋女碰见。
　　 秋女每次见到，都会快步离开。然后小声嘟囔着说：“魔症”。
　　 甚至就连我在大热天偷偷跑去池塘游泳被母亲罚跪在太阳下暴晒的这种最丢脸的事情，也会被前来我们家借锄头的她碰见，气得我连夜叫上石磙去她家偷了一次吃起来酸得倒牙的葡萄惹得她二哥雷娃因为在黑夜里撵我们而栽倒在沟里才算稍微解了解我的心头之恨。
　　 我五岁那年，就在村边浑浊的泥塘里，学会了游泳。
　　 母亲怕我淹死，坚决不让我近水，因为她中年得子，而且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每天中午，母亲只要发现我不在家，就会跑到池塘边去找我，害得我游个屁泳都得像贼一样地东躲西藏。
　　 那次被母亲罚跪，是因为我偷着去游泳还拒不承认。
　　 母亲经验丰富，她用长长的黑指甲轻轻在我胳膊和腿上抓了抓，我干燥的皮肤就立刻呈现出白花花的印痕。
　　 母亲根据这点，就轻而易举又让我信服地判断出我又去游泳而且撒谎。
　　 她气愤地拧住我的耳朵，让我跪在毒辣的太阳下作为惩罚。
　　 母亲警告我：下次再敢去，将你身上的皮扒下来。
　　 我不知道身上的皮，被扒下来会成什么样子。人的身上如果没有了皮，可能就像被挂在铁钩上剥去毛皮的兔子一样血淋淋的吧。
　　 尽管我当时大汗淋漓地跪在太阳下这样害怕地想着，但我并没有真正被母亲的话吓住。因为在此之后，我仍然趁母亲忙着的时候，偷偷跑去游泳，只不过我不敢再去本村的池塘，而是跑到邻村，并且在回家的时候，聪明地用唾沫将全身抹一遍，母亲就再也没有检查出来过。
　　 从我当年无师自通学会游泳，到后来对母亲的瞒天过海，这些令母亲当初绝对不能容忍的错误，却促使我的游泳技能在日后老练娴熟，以至于十几年后，我在军校游泳课上教练问我会不会游泳我理直气壮并一头扎进水中仅用五分钟的时间轻松从游泳池这头潜至那头吓得教练以为我溺水准备营救的时候，我已轻松上岸而博得教练和战友的声声喝彩。
　　 但在当时，我在秋女面前，却可怜得几乎没有尊严。
　　 我十二岁生日那天，村里很多人去给我过生。
　　 我头上扎着一根细长的小辫，脖子系着一根红绳，光着屁股，满院子乱跑。
　　 我的样子一定很滑稽，所以秋女才会站在我们家的那棵石榴树下，看看我，就扑哧笑出了声。
　　 秋女笑着，对我四姐说，他都那么大了，你们也不让他穿衣服。
　　 我当时恨不得钻进地缝。
　　 我不知道别的男孩子青春期是如何度过的，只知道情窦初开的我，承受着心理和身体上的严重失衡。我懵懂的心，曾经那样强烈地渴望着与异性沟通和接触。而家里的复杂背景，使村里的很多女孩子不敢接近我。
　　 秋天的一个午后，我的心烦躁不安。我像一个受欲望驱使的幽灵，孤独地守侯在秋女来村的必经之路，期待着她的突然出现。
　　 秋女笑着，从沟底轻盈地走上来。
　　 我看见她，友好地冲着她笑，我的内心荡漾着一种莫名的冲动。
　　 四野很静。因为是中午，村里很少人走动。
　　 我用手示意，让秋女靠近我。
　　 她走到我的面前，迟疑地望着我。
　　 我说，我想告诉她一件事情。
　　 她将耳朵贴向我，等待我告诉她。
　　 她离我很近，我能听到她砰砰的心跳，能闻到她身上那少女特有的温润气息。
　　 我突然抱住她，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由于害怕，我亲过她之后，迅速掉转身体，飞奔而去。
　　 秋女毫无准备，根本没有想到我会亲她，所以她一瞬间竟然楞在那里。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跑出很远。
　　 我边跑边回头张望。
　　 她显然很生气，吃了大亏般地低声骂着，然后迅速从地上抓起一个土坷拉，使劲朝我砸过来。
　　 我跑到家门口。
　　 我的内心砰砰直跳，害怕秋女从后面追过来，所以不敢回家。我知道，如果秋女向父母告状，这顿毒打是躲不过去的。
　　 秋女没有追过来，但我做贼心虚，在家门口停了好长时间，才敢回家。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去沟底。
　　 我怕秋女将那件事情告诉她两个哥哥，那样我就惨了，我非被打个鼻青脸肿不可。
　　 所幸的是，事情过去了好几天，并没有见秋女的哥哥向我兴师问罪，而且她二哥雷娃还仍然象以前那样，见到我亲热地叫我表叔。
　　 我的心这才渐渐安定下来。
　　 那年我十四岁，我在外婆家上初三。
　　 为了不见秋女，我两个月没有回家。
　　 尽管秋女没有把那件事情告诉别人，尽管我在心里非常感谢秋女为我保守了这个秘密，但我仍然很怕见她。
　　 后来，我回家时，在村口碰见了她。
　　 我想向她道歉，而她表情漠然，就像没有看到我一样。
　　 她冰冷而漠然的态度，击溃了我内心的歉意和温情。我开始心安理得起来。
　　 高中之后，我对秋女的记忆逐渐模糊。因为她没有上学，而且我在学校，相继对好几个女同学产生过好感。
　　 我上的高中，远在十里外的镇上，经常成月不回村，对于秋女家的事情，知道得很少。
　　 只记得她二哥雷娃，娶过一个外地媳妇。那女孩子很漂亮，很招眼，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嘴角有一对可爱的小虎牙。那女孩子答应和秋女二哥结婚，并在她家住了下来。最后，骗了秋女家几千块钱，消失了踪影。
　　 时光荏苒，转瞬之间，三十年已经过去。
　　 这三十年间，村子里死了很多人。
　　 村子里的很多年轻人，我都不认识。
　　 宽娃哥一家，早已从沟底搬了出来。
　　 宽娃哥当年在沟底盖的房子，早已不复存在。
　　 宽娃哥的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四个女儿都已经做了母亲。年轻俊朗的宽娃哥，已经变成了一个行动迟缓浑身是病的老人。
　　 而秋女，在我当兵之后，就没有了任何的音信。
　　 我不知道秋女什么时候嫁的人，嫁到了哪里，过得如何。
　　 然而，当年秋女在村子的那条小路旁，亲手种下的迎春藤，还依然灿烂地开着花。
　　 今年五月，村里的队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秋女患了脑瘤，在郑州治病。
　　 村里的队长，是秋女的大姐夫，队长在老家对我父母非常照顾。
　　 队长说，秋女和丈夫在郑州人生地不熟，拜托我有空去看看。
　　 我向队长要了秋女丈夫的电话，当天就赶到秋女住的河南某省级医院。
　　 在医院门口，我见到了秋女和她丈夫付德。
　　 秋女脸色苍白，瘦削而憔悴。
　　 沧桑的岁月，艰辛的生活，使她明显变老了许多，额头和眼角挂着深深的皱纹。
　　 见到我，她和我招呼，脸上依然挂着那甜甜的笑。
　　 秋女向我介绍她丈夫付德。
　　 付德看上去很憨厚，给我的感觉老实可靠。
　　 我和秋女、付德一起朝病房走去。
　　 天空阴得很重，风很大。街口的树木，空中的电线，楼顶的广告牌，都被风刮得摇摇晃晃。印象中，郑州这个城市，已经好多年没有刮过这么大的风了。
　　 因为即将下雨，路上的行人走得都很急。
　　 我们还没有走到病房，铜钱般的雨点就砸到了地上。
　　 在和秋女丈夫付德的简单交谈中，我知道了秋女后来的生活。
　　 秋女在我当兵后的第二年，嫁给了付德。
　　 秋女的三叔在义马煤矿。秋女结婚后，煤矿招工，三叔将付德和秋女的弟弟招进煤矿，当了矿工。煤矿给付德分了房子，付德将秋女和孩子都接到了矿上。
　　 秋女患了脑瘤，左耳听不见，而且疼痛难忍，必须手术治疗。他们经人介绍，来到这家医院，半个多月过去了，医院却没有确定手术时间。
　　 我想，我必须先弄明白两点：一是秋女脑颅肿瘤的性质，二是手术能不能彻底切除干净。
　　 问了付德和秋女，他们都说不清。因此，我想见见主治医生。
　　 由于是礼拜六，负责秋女的医生不在。
　　 我找值班医生办公室，门却锁着。
　　 我来到护士站，两名年轻的女护士，正在眉飞色舞地聊天。
　　 看到我，个子低矮的女护士，抬起脸，冷冷地对我说，医生不在。
　　 看看时间，才九点半，我突然有点生气。
　　 我说值班医生不在岗，来了病人怎么办。
　　 看我不太好惹，矮个子护士帮我联系秋女的主治医生。
　　 半个小时过后，医生来到病房。
　　 那医生很年轻，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底气不足，闪烁其辞，明显是个刚毕业的学生。
　　 医生说秋女脑颅中长了肿瘤，压迫听神经，造成左耳失聪。
　　 我问他是良性恶性，他说不好说，得等到手术结束，病理切片化验之后才能知道。而且我还没问，他就主动说，估计肿瘤切不干净。
　　 听了他的话，我的第一反映就是让秋女离开这家医院。
　　 我建议秋女去河南省肿瘤医院治疗。
　　 近些年，我和肿瘤医院打过几次交道，对这家专业的肿瘤医院，印象颇好。
　　 首先，这家医院技术不错。几年前，四姐夫和他母亲先后得食道癌，均在此治愈。去年，岳母患恶性纤维组织肿瘤，就治于这家医院，效果也很理想。其次，这家医院有我几个熟人。我一个嫂子是手术室麻醉师，一个老乡是放疗科主任。第三，我们单位和肿瘤医院毗邻，照顾病人方便。
　　 我给嫂子电话,让她在医院找找人。嫂子让我去找脑神经科的赵主任。
　　 我开车带着秋女和付德，赶到肿瘤医院。
　　 赵主任看了CT片子，确诊秋女是良性听神经瘤，有完全把握将瘤子切干净，但肿瘤包裹着面部神经线，恐怕秋女以后会成面瘫。
　　 付德和秋女商量了一会，决定转院来肿瘤医院治疗。当天就办了住院手续。
　　 医院床很紧张，连走廊里，都住满了病人。
　　 我给放疗科主任打电话，让他帮忙协调病床。
　　 老乡听说是老家的病人，也很热情，一会就打过来电话，让我们去找护士长，解决了床的问题。
　　 由于我的周旋，秋女的手术日期排在两天以后的礼拜二上午，而且嫂子把她排在第一个手术。
　　 秋女家里来了很多的人，都挤在病房，惹得护士一直抱怨。
　　 我和付德商量之后，只留下秋女大儿子和付德在医院，让其他人全回了老家。
　　 那几天，秋女一直皱着眉头，不说话。
　　 我每次去的时候，她朝我笑，但很勉强。
　　 秋女说,还是第一次跑这么远，很想家。
　　 付德告诉我，她夜里哭过好多次。
　　 我能体会到秋女的心情。毕竟是开颅大手术，放在谁身上都有心理压力。
　　 那天，我对秋女说了很多话，让她放宽心。秋女静静地看着我，不停地点头。
　　 尽管付德一再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告诉我说，已经很麻烦我了，只要脑子里的肿瘤切除干净，其他都是小问题。可我一想起秋女当初那甜甜的笑，设想手术之后她麻痹的面容，我的心就感到难过，想尽量保住秋女的面部神经线。于是，我安排付德，给主刀的赵主任送去两千块钱红包。赵主任说，我执医多年，深知患者痛苦，岂能再收红包，你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付德回病房后，一副不会办事的歉疚模样。而当他给我学了赵主任的话后，我很感动。
　　 秋女沉静了许多，不再烦躁不安，而且开始和房间里的其他病人沟通。
　　 我不知道秋女还记不记得当初我对她的那次非礼。
　　 或许磨难的生活，已经使她忘记了生命中那些细碎的陈年旧事，但我却依然能够那样清晰地记起那个秋日的午后，依然为我当初的莽撞行为而耿耿于怀，心怀歉疚和不安。
　　 秋女手术那天，我和她的家人一起，将她送到手术室门口。
　　 秋女平静地躺在手术架上，电动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她突然侧过身，认真地看着我，叫了我一声表叔。
　　 一股温流，瞬间传遍我的全身。
　　 这是秋女平生第一次这样叫我。
　　 这声表叔，是秋女发自肺腑对我的一种尊重，是她在生命的危难之际，对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最温暖的谅解。
　　 秋女的手术，做得十分成功，还意外地保住面部神经。
　　 麻药过去后，伤口开始疼痛，但秋女尽量忍着。
　　 为了减轻秋女的痛苦，我为她找来海绵，垫在她头部下面。
　　 我开车到菜市场，买了一只乌鸡，安排单位食堂，给她熬了一锅鸡汤,端进病房。
　　 秋女恢复得很快，二十天后，就出院了。
　　 秋女出院的时候，我没有去送她。
　　 那天，付德打电话的时候，我在筹建工地，付德说，想去我家坐坐。
　　 我知道他们要感谢我.
　　 我没有告诉他们地址。
　　 我觉得我对秋女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付德却将买好的礼品，放在了我单位的传达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