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天堂散

父亲从壶城回来,已是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临近黄昏的下午，我家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还没进门，我便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泥土气息和挥之不去的汗味。她怯怯地站在门外，双手提着一袋新鲜的黄瓜。四十岁不到的光景，看上去还很年轻，女人穿一件灰白相间的花格短袖衬衣，皮肤细腻得不像乡下人，脸颊晒得有点黑，黑得有光泽，长得很端庄，轮廓很好看，只是身材略显娇小，牙齿也不是很整齐，眼底下的雀斑星罗棋布，但无论如何，她都是一个淳朴得让人放心的女人。
　　 我们一家三口正在吃饭。去开门的母亲时候首先惊愕地问了一声：“你……找谁？”
　　 我听到那个女人羞怯地回答：“郭宏海。”
　　 父亲惊疑的目光越过我的头顶，和门外女人的目光相遇了。他“哦”了两三下才站起来，走到门前。
　　 “是你呀？怎会是你呀？”父亲的笑来得有些唐突，但恰到好处。
　　 母亲闪开一条路，让父亲迎那女人进屋。女人忐忑地从母亲身边走过，眼睛始终观察着母亲的反应，似乎生怕母亲一声断喝把她轰走。她进了客厅，不知道把自己往哪里安放，显得局促不安。而父亲显然是措手不及，一时慌乱得找不着放碗筷的地方，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倒是母亲淡定地从女人手里接过黄瓜，然后让她坐到沙发上，给她倒了一杯水，一会又倒了一杯。喝了三杯水的女人才镇静下来，接过母亲递过来的湿毛巾擦了擦脸。母亲夸奖她的黄瓜，说那是她见过的最好的黄瓜，鲜嫩，洁净，皮薄，可是吃，可以美容。
　　 “是自家的地里种的，拣最好的捎来了——一种完庄稼，我就到城里来了。”女人说，“我姓唐。”
　　 “她是我在壶城乡下蹲点时认识的老乡，石榴村的……”父亲向我们解释说。
　　 只有唐姓女人点头认同父亲的说法。父亲还想多解释一些，可是找不到更多可以拿得出手的说辞。因此，他依然显得措手不及并处于下风。
　　 母亲和女人交谈的时候，未曾正眼看一眼父亲，透过若无其事的表情我看到了她内心深处熟悉的怒火，那怒火，被巨大的石块压住了，但不知道到底能压多久。
　　 父亲终于取来了一套干净的碗筷。母亲冷静而不失热情地邀请女人坐到饭桌旁边，一起共进晚餐，并在她的碗里盛满了饭。我在火车站吃过了，女人说，怎么好麻烦你们？像乡下人那样礼节性地推辞再三，她才拿起碗筷，小心翼翼地吃起来，小心翼翼地夹菜，小心翼翼地偷看母亲捉摸不定高深莫测的神色。
　　 “大姐。”女人可能意识到什么，向母亲解释说，“我跟宏海没有什么不见得人的关系，清清白白的，我是来听他讲完《天堂散》的——你知道《天堂散》吗？”
　　 母亲吃惊地摇摇头。
　　 “他没跟你讲过《天堂散》？”女人觉得不可思议。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听郭宏海讲过《天堂散》似的。她脸转向我，我也不明真相地摇摇头。母亲依然淡定得像个女首领，只是再次轻轻地摇了一下头。
　　 父亲终于弄明白了女人的来意，如释重负，长吁了一口气：“何必呢？”父亲的意思最明白不过了：为了听一个故事，何必跑那么远还给他带来可能发生的误解？
　　 “大姐，我保证，听完《天堂散》我就回去。”女人极力打消母亲的疑虑，恳求母亲的同意。
　　 母亲不置可否，冷若冰霜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父亲装出笑呵呵的样子，“不必要了，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了，那故事已经结束了，没有了，明天你就可以回去了——今晚没有回壶城的火车了，大概。”
　　 “故事还没有完，他们在天堂里失散了，能找到对方吗？”女人执着地要知道答案。
　　 “没有了。编不下去了。故事编着编着就坏了，废掉了。”父亲断然道，有居高临下之势。
　　 女人执着地要知道故事的结局，但她失望了。
　　 “你为什么不能把一个故事给人家讲完？”母亲终于发飙了，冲着父亲怒吼。
　　 父亲错愕了一下，他早就预料到母亲这一怒吼迟早会来，但想不到当着女人的面。
　　 “真的没有了……”父亲很无奈，“故事不值得继续编下去了。”
　　 在家里，母亲是绝对权威，她的意志几乎决定一切，尤其是父亲丧失编写故事的能力后。
　　 “大姐，宏海他不愿意讲就算了，明早我就回家，我家里有丈夫，三个孩子和一地黄瓜。”女人说。
　　 母亲拉着女人的手，又朝父亲吼了一声：“你必须把故事讲完！”
　　 那时候，我还没成名，根本不能理解父亲对成名的渴望和焦虑。
　　 父亲是省文联的专职创作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专业作家，据说全国的专业作家只剩下不到两百名了，文坛对这些只拿俸银不坐班的计划经济时代的遗老颇有微词，这给名列其中的父亲很大的压力——尽管这种压力是自找的。父亲的狂妄之处在于，他试图为专业作家正名。但一看便知道，父亲是一个老土的过气作家，作品虽然出版过一些，然而，视野、题材、技巧、语言都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属于一辈子没有成名却自以为名家的那一类，到了五十多岁还没有写出轰动一时的或可以问心无愧的代表作，他心有不甘，整天苦思苦想，处于莫名其妙的煎熬之中。可怜的父亲已经江郎才尽黔驴技穷，像一个穷途末路的将军作最后的挣扎，可是手下已无可驱使的一兵一卒。那一年，灵感犹如上帝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一个自认为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雏形把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决定重新回到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农村，回到广大群众中去。壶城是他知青时代的故乡，那里是他的根，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以此地为背景。他依然抱着过去文人所信奉的创作原则：只有感动了广大群众的故事才是好故事。他一辈子缺的就是一个好故事。
　　 那一年，他终于收获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就叫《天堂散》。
　　 父亲显然是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不敢贸然下笔，生怕误入歧途，把好端端的一个故事写坏了写废了。于是，他把故事先讲给别人听，如果把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他才下决心写，写出来的故事肯定感人。对于父亲这种层次的作家来说，小说感人就算成功了。然而，现在的作家越来越自信，这种老土的方法早已经随着赵树理他们埋入黄土，但父亲依然坚信这是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他在壶城石榴村的一年，就一边构思一边向那些乡亲讲述他煞费苦心虚构的故事，把简单的脉络式的故事小树变成参天的枝繁叶茂的小说大树。每天晚上，他就坐在女人的家门口的石板凳上，向那些喜欢听故事的乡亲讲述一个并不存在的爱情故事。“我给你们讲的是故事，写下来就是小说了。”父亲说。村子里没有通电，夜晚漆黑一团，寂静得仿佛处于世界之外，他们需要故事的抚慰才能入眠。父亲虚构了一场与他年龄不符的爱情。那故事里，主角依然是知青，一个知青和一个农村姑娘轰轰烈烈、死去活来的爱情，他们在石榴树下相爱，因为世俗的重重阻力，使得他们的爱情被乱刀砍死，令他们伤心欲绝。像所有的庸俗故事那样，父亲安排他们双双沉河，殉情前约定在天堂相见，从此长相厮守，生男育女，缠绵终生。故事本来应该已经结束，但父亲突发奇想，让他们在熙熙攘攘的天堂里走散了，多少次擦肩而过却失之交臂……而在天堂里相互寻找对方才是他故事的重头戏，也是他自鸣得意的灵感，他断定这是区别其他庸作的神来之笔。然而令父亲沮丧的是，石榴村没有几个人对他的故事感兴趣，听众一夜比一夜少，那对恋人投河后，他们就一哄而散。开始父亲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故事没有完全想好，经常破绽百出，而且他讲故事的方法如他的写作技艺那样并不高明。后来他才发现，乡下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远跟不上自己的浪漫思绪，与其说他们不相信那些伤感的细节，倒不如说他们压根就不相信爱情。因此，故事跌跌撞撞地蜿蜒前行，最终一头摔倒了。但令父亲稍感欣慰的是，坐在月光照不到的角落里的那个姓唐的女人始终听得入神，直到只剩下她一个。她竟然被这个故事感动了，那对恋人沉河的时候她痛哭流涕，呼天抢地，引起村人的讥笑和她丈夫的恶骂。
　　 父亲记得，她是赵朴实的老婆，在石榴村是一个另类，干农活的时候喜欢幻想，经常突然停下来向忙得热火朝天的丈夫请教：
　　 “什么才是爱情？”
　　 “究竟有没有天堂？”
　　 赵朴实有时候顺便掴她一巴掌，因为她干的农活总没有别的女人多。
　　 那时父亲和唐姓女人几乎没有说过话。父亲不善于和年轻的女人说话。女人也只是把自己作为一名听众，她只管从黑暗中发出笑声或哭声，父亲宣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她就悄然离去。白天在路上与她邂逅相遇，她也不和父亲打招呼，低着头侧着身就走过去了。在她眼里，父亲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讲完故事就回城里去，像贩卖廉价小商品的温州佬，卖完最后一件东西便溜之乎也。
　　 故事还没有讲完——实际上还没有想好，惘然若失的父亲带着一丝慰藉离开了他熟悉的石榴村。他认为，只感动了一个人的故事是不足以感动全世界的，因此，他决定放弃原来的构想，重起炉灶，写一场在天堂里发生的故事。
　　 父亲离开石榴村那天，唐姓女人追到村口，在众人的哄笑中问父亲：
　　 “他们后来在天堂里相遇了是吧？”
　　 父亲回答说：“是的，但他们最后在天堂失散了。”
　　 “他们能重新找到对方吗？”女人寻根问底。这却是父亲正在思考的问题。
　　 父亲想了想说：“天堂很大，人很多，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远远不能满足女人的好奇心，她满脸失望。
　　 从壶城回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父亲都萎靡不振，深陷在那个日夜折磨着他的故事里，让他欲罢不能，像一个建筑师面对一座设计失误的烂尾楼一筹莫展。
　　 “既然写了那么多的失败之作，多写一部又如何？”父亲挣扎着拿起了笔，作最后的努力，企图扶起一堵已经倒塌之墙。
　　 这部小说便是《天堂散》。这是父亲的最后之役。已经写了厚厚的一堆稿纸了，就堆放在书桌上，风把它们吹得很散乱，还有部分被塞到垃圾桶里。这种情况，通常是写不下去了，却又于心不甘，明知写出来的又将是一堆垃圾，却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自己较劲。父亲随时都有可能一头栽倒在他的那堆乱稿纸里永远站不起来，和他的文字一起灰飞烟灭。这种担心我已经跟母亲说过，但母亲对父亲的志大才疏和争强好胜早已经厌烦，对他的焦头烂额和孤独绝望已经熟视无睹。“如果你父亲愿意为我们母子着想，就不应该再写狗屁小说，争取多活几年，像他的国家一级作家职称，退休金已经大幅度提高了。”母亲总是向我喋喋不休地抱怨。终于有一天，父亲踩着那堆书稿对母亲说，从此以后，他主攻书法了。这是很多江郎才尽作家体面的归宿。
　　 父亲没有力气和理由再去写一部没有前途的小说。他解脱了。他的书房里变得整洁明亮，翰墨飘香。他开始热爱颜真卿和黄庭坚，开始托关系在本城晚报的角落发表书法作品，开始关心全国书展和兰亭奖，有时候还悄悄光顾过去不屑一顾的政府大院夕阳红剧社，跟几个老大妈学唱越剧《十八相送》……父亲突然过早而又急剧地往晚年滑去。
　　 这时候，唐姓女人来了。
　　 父亲无所用心地重拾《天堂散》，跟女人讲述故事结局的几种可能性，每天就讲一种，计划分五天讲完。五天后，唐姓女人就可以回家了，他又可以全神贯注地练习书法和《十八相送》。“你心目中就没有一个最理想的结局吗？”女人问。父亲说，没有。他看似拿不准，实际上是敷衍塞责。
　　 母亲还远没到退休的年龄，但所在的单位人浮于事，纪律涣散，母亲因此得经常早退回家催促父亲给唐姓女人讲述故事。说是催促，实际上是监视。往往是，母亲突然回到家里，父亲躺在客厅的躺椅上，手摇羽扇，有气无力地像讲述着一桩遥远的无头公案，而女人则远远地端坐在客厅的另一头，双目微闭，像仔细倾听来自天堂之外的稀薄之音。母亲的回来破坏了这种宁静与和谐，她找不到得体的话跟女人客套，便指责父亲对女人的傲慢：“你就不能一本正经地坐起来讲呀？像在石榴村那样。”父亲却依然悠然自得地躺在躺椅上，像一个正大光明的国王。
　　 唐姓女人看到母亲回来，总是怯懦地迎上去拿过母亲手中的菜或大包小包，然后放到该放的地方，没有母亲的吩咐，她不敢贸然动一下我家里的物品，当然垃圾除外。唐姓女人介入我家的家务是从倒垃圾开始的。她总是在母亲弯腰去处理垃圾之前主动把垃圾袋系好，然后飞快地跑下四楼把垃圾扔掉。母亲觉得她的手脚还算麻利，便招呼她帮忙洗菜、擦拭厨具，拖洗地板，整理陈年杂物……女人总是乐此不疲，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她呆在我家里不是一个累赘，更不是白吃白住。第二天，不待母亲使唤，她便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连父亲脏乱的书房也变得整洁舒坦生机盎然。很快有邻居问母亲，你家雇了一个保姆？母亲想了想回答说，是乡下的一个亲戚，到城里来住几天。慢慢地，母亲开始主动和唐姓女人谈论一些世事，比如，乡下的生活，乡下的夜晚，乡下的春天和夏天。后来，她们谈论到了乡下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