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往事

秋日往事
　　
　　 我在想。那个秋天，无论多么悲凉和恐惧，它总是已经离我而远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活在自己记忆里的。你在旅路上走着，总感到不时地有谁在扯你的后襟，充满诱惑与烦恼。你扭转身，是那位叫做“往事”的旧相识。往事。是的，往事。
　　 常使我想起的那个秋天的往事，恐怕要缠绕我整个的一生，以至使肉体腐烂之后的那个被称为灵魂的东西不得安宁。这里面究竟藏着一个什么秘密?我不得而知。
　　 据我很玄妙的经验以为，凡是夜里做了什么恶梦。第二天白天就试图验证有什么不幸在等待我。也许纯属巧合，好几桩不幸都有恶梦作先导，抑或被惊醒来，茫然于黎明前的暗夜。
　　 恐惧便如同一只蝎虎爬上心头。
　　 我胡乱翻阅过《周公解梦》，一些梦例说得极是。也读《梦的解释》，讲得也不无道理。人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话，有时也能自圆其说。小时候，老人们教导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梦是反的，梦见棺材是好事，梦见轿子要倒霉，还说什么“驴是鬼，马是信”的顺口溜，我是那么虔诚地谛听这些互不搭调的人生体验。以至现在，我所接触列的一切关于梦的学说，简直杂乱得令人无所适从。
　　 我没有那种固定的梦学信仰。但我害怕恶梦。
　　 当那个秋天的注事发生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回忆起事前所做的是—个什么梦，愈是模糊不堪了。
　　 信不信命运，全凭你自己。
　　 这无疑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电话！你的长途。”
　　 我从稿件堆里拾起头，有点如梦初醒地一怔。谁给我打长途呢?我猜别是老家来的电话吧，却觉得心脏猛地撞击了一下胸口。几年前祖父病危，我接长途后赶夜里的火车回到老家，父亲在车站等我，赶到医院，祖父握着我的手只流泪，已经不能言语了。两天后，祖父死在铺有黑羊毛毡的土坑上，撇下祖母和众多的儿孙，独自上路了。
　　 祖父死于胃出血，粗糙的包容过五谷杂粮和糠菜树叶的胃却拒绝吸收别人躯体内的血，坦然归去，没留下一个字的遗言。
　　 也许是遗传关系，父亲也患有胃病。祖父死后。父亲便忌了酒，病情有所好转，会不会是发生了病变，像祖父那样突然暴发了呢?
　　 果然是老家的电话，听声音，竟是父亲!
　　 我知道，父亲—辈子几乎没用电话说过话。他是从镇上医院让人接通了再直接同儿子说话的。父亲有病，怎么能亲自在电话里说话呢?也许别人以为只有他的话儿子才会当事儿。
　　 只听父亲说，病情如何，要来省城住院，妹妹如何，母亲如何，镇上医院如何，我全听得稀里胡涂。我只是知道父亲病了，要来省城看病，也许是祖父最后生命的重演。
　　 我的心脏在急切地碰撞胸口，汗水便如洗面，气儿也上不来了。
　　 大伙儿见我虚汗淋漓，脸色煞白，都围拢过来。我只说了一句：“父亲病了。”便回到桌案前，随手点燃一支烟抽。
　　 面南的窗户正照进午间的秋阳，黄亮亮的令人晕眩。我曾琢磨过的窗外的梧桐树正飘落一片片薄薄的黄叶，与阳光一起，涂抹着秋天特有的颜色。
　　 无尽的寂寥，还有忧伤，倾刻间笼罩了我，溶化了我。
　　 我还在追究，昨晚上，我做什么梦来着?是暴雨如注，天昏地暗的乡路吗?是三叔父的先妻的坟地上，一个女魔鬼披头散发，极漂亮又极诡秘地朝我嘻笑吗?是涝池里那圆圆的苍白可怕的月亮吗?
　　 那个恶梦，在我寻找它的时候便悄然逃遁了。
　　 而不幸却朝我逼来。
　　 我向来最看重的不是幸运，而是不幸。不管想怎么成名成家，想怎么发财致富，想怎么有舒心的日子过，想罗曼谛克地拥有多么缠绵而醇醪的爱情生活，当一旦有不幸拦住去路，便撇开一切，先对付它好了。有时候，与不幸周旋，恰好是一种精神解脱，也是一种充实而庄严的生活。当你专注于一件事情时，你便在这个难堪的世界获得了一个相应的位置。
　　 稍坐片刻，我推开了案头的稿件。又操起倒霉的电话，给卫生小报的一个熟人，要地帮我忙。凑巧，他在，就像父亲给我打电话凑巧我在—样。不顺心的事里有便当的事。要是他不在呢?就像要是我不在一样，那是正常事，我们都是极难找见的人。那么，另当别论。
　　 我同他约定，半小时后在附属二院门口见面，不见不散。我骑车赶到，不到半小时，就等呀等呀，时间慢得燎人。
　　 记得祖父去世那年，父亲在省城看病，我领他在这家医院做检查。那屋子很黑，父亲吞了很白的半茶缸石膏汁，医生说是没事儿，开几瓶胃得乐了事。谢天谢地，没那种可怕的病变。我和父亲都轻松了，吃不进饭的父亲一顿就吃了三个半馍的羊肉泡。其实，祖父是否患胃癌而死，始终未有确切诊断。吐了半脸盆血，人躺倒了，输了血又吐，吊针他自个儿给拔了。父亲和我制止他拔针头，硬是掰不过他青筋暴鼓的手腕。我至今不知道，一个一生善良温和的人，临终时体质已非常虚弱，怎么会那么倔强?父亲也一样，病了还有气力打电话来。
　　 等了一个小时的样子，通这门子的卫生小报的熟人来了。他诉说自己很忙，来迟了，很有把握地说，可以找住院部主任预约一个病床。这就和我一起在有医院特殊气味的走道里穿来穿去。
　　 迎面碰上他的一位熟人，穿白大褂，戴黑边眼镜，举止很庄重。看在记者的份上，还算是客气的。病床可以约，但并无床位，排队做手术的人很多，答应病人到了可以加铺。
　　 还要怎么呢?这已经不错了。说好父亲一到，我就去他家里找他，也许今晚就到。但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接父亲，甚至完全没有听清他什么时间到，坐什么车子来，在哪儿碰面。
　　 当我骑车子赶回单位时，老远就看见了蹲在大门口的父亲。他神色黯淡，惊异地望着我，使我很心酸。
　　 “刚来?”我问父亲。
　　 他并未答我话，只是说：“怕你不在。”
　　 父亲是庆幸我没有出差，遇到要碰面的事，这么快就见到。
　　 “我弟和你来的?”我问。
　　 “你妈，还有珍儿都来了，在楼上等着。“父亲和我—起走到大门口，边走边说，“珍儿在学校让人偷了钱，气得连哭带闹，都三天了，怕是神经上吃了亏。”
　　 我的心里又是一阵抽搐。是小妹出事了，怪我没听清电话吗?
　　 珍妹正斜坐在我的编辑宝座上，愠怒着脸，淌着汗水在同坐在床头的母亲驳舌。母亲手里捧着一大碗白开水劝她喝，她却唠叨个不停。
　　 一见我面，珍妹惊喜却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指着我说：“你死到哪儿去啦?日你妈的，你咋不在城里给我找个复习的学校哩?”
　　 我迷懵了。这分明已不是我记忆里的质朴的珍妹了。她变得粗野、骄横、不讲道理。她怎么会这样呢?是谁把一个纯净的村姑变成这般刁野的模样儿?
　　 母亲按她坐下，把水递到了她嘴边，温和无奈而极有耐性地说：“你不要这样对你哥说话，看嘴唇干的，快喝口水。”
　　 “哼，我就没有这号当哥的！”珍妹一把打翻了水碗，叫着我的名字，骂我没良心，老不回家看看。
　　 我忍受着，眼睛湿湿的，拧了热手巾给她擦脸。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珍妹，是病魔缠身，抑或是鬼魂附体。我心里难过。
　　 不知怎么，珍妹叫我一声“哥哥”，竟跪倒在地上，抱住我的双腿，号陶大哭起来。
　　 我也哭了。母亲在一边抹泪。只有父亲不吭声，默默地收拾桌上床上的东西。
　　 我把珍妹扶起来，用手抹着她脸上的泪水，却怎么也抹不干。我扶她到床上，靠着被子休息。她闭上眼睛，不时抽搐出声来，但总算有了片刻的安静。
　　 “都三天三夜了，不吃不喝，也没合过眼。这可怎么办呀?”母亲很忧虑地说。
　　 “是精神上受了刺激，会治好的。”我说。其实，我也很不安。
　　 “都怪你大(父亲)，考不上学，给寻个过活，嫁出去就了了，硬是要娃们上天呀入地呀，要么咋能遭这份罪?”母亲抱怨说。
　　 “珍儿要去复习的，又不是谁逼的。再说，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父亲显得无可奈何。
　　 我问：“到底咋回事?”
　　 父亲说：“没考上大学，就说算了，呆在家里，珍儿也让学上烦了。后来，她又说邻村她的同学丽丽到镇上复习去了，想搭伴去，再考不上，就死心了。走时带了十五块钱，装在书包里，说是等吃完背的馍，就搭灶吃点热饭菜。没一个礼拜，钱就丢了。”“咋丢的?”
　　 “书包放在宿舍里，钱放的地方只有丽丽知道。她猜想，是另—个外号‘三只手’的同学给偷了。珍儿去报告老师，老师就来追查，那个‘三只手’，却把钱趁机放回原来的地方。一查找，钱在书包里，老师埋怨了几句珍儿，‘三只手’却咬住不放，说是珍儿诬陷她。珍儿和丽丽找过多少遍，钱确真是丢了，那‘三只手’鬼得很。珍儿一气之下，就又哭又闹，止不住了。”
　　 我说：“十五块钱，丢了算啦!”
　　 “钱到底没丢，可珍儿要强，气不过!”父亲说，“家里再不行，十五块钱总挡不住手。”
　　 母亲示意说：“声小些，看她听见了。”
　　 “你们当我听不见?我全听见了！”珍儿忽地从床上翻起身来，又是大吵大闹，“你钱多！你咋不接我到城里上学哩?你没良心，你只图自己好过，你给过我多少钱?那‘三只手’狗日的，我非杀了她不可!羞先人哩! 日他妈那屁！狗日的！”
　　 珍妹的嘴唇干裂得渗着血，满面虚汗滂沱。我看见那双曾经单纯而可爱的眼睛发出悲哀的凶光。
　　 我乃长兄，记忆中的弟妹们对我是很爱戴，或者说是很尊重的。在小时候那些苦日子里，我是他们的庇护者。十五六岁时，我已干起大人们最脏最重的农活，挣和父亲一样多的工分，好分到糊口的粮，分红时多得几块钱，使我们那个多孩子的家庭光景有所改善。十七岁，我当上了矿山工，每月四十五块钱，只留十块多钱伙食费，其余都全部交到父亲手里。除过日常家用，过年时弟妹们可以添置一件新衣裳。大多的钱积攒起来，为我没过门的小媳妇准备一年两料的衣物钱，偿还七百二十元钱的彩礼，也够连累父母和弟妹们了。尔后我独自一人闯入省城，上学，工作，自立自强，总算混到这个份上。尽管给家里少许补贴，但父母弟妹的亲情是无法用钱作为代价的。我有小家，顾不上老家，常使我感到愧疚不安。珍妹的诉说，是病态的，却那么强烈地触疼了我的心。我欠他们的太多了。
　　 珍妹，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很聪明，初中数学竞赛你得到乡上第二名，我过年回家看见墙上的奖状，曾为你自豪。上高中后，你有些迟钝了，一半在于智力的生理变化，更重要的是你生活在咱们那个多孩子的农家。家贫，可以造就出色的人，也可以夭折—个出色的人。我们家这几年过得可以了，但不如人意的事总是有的。责任在我这个当哥的身上吗?我有妻小，有我的事情要做，我想全部揽下弟妹们的升学问题，却又是多么为难的事!我太自私了。
　　 是的，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珍妹因为生病，才将心灵深处的幽怨推向极致，强调周围条件环境对她的冷漠，不理解以至扼杀，毫无保留地渲泄出来。
　　 父母和我，还有周围的世界，都在接受一个少女心灵的无情审判。
　　 晚饭时，我到灶上打来饭菜，是大米饭肉菜鸡蛋汤。还好，珍妹很香地吃完一份。这是珍妹三天来头一回进食，使我感到安慰。而我却觉得饭菜无味，肚里堵得慌，一个劲地抽烟。
　　 珍妹是见到我以后才稍稍安宁了一些的。尽管有敌意，但不是完全的。在珍妹眼里，这世界全都和她过不去。饭吃得很香，与情绪有关，再说大米饭在家乡是吃不到的。我曾经馋过大米饭，后来吃多了，伤了胃口，再也对这种南方的食物提不起兴趣来。家里每年养几头肥猪，养猪的恰好在平时吃不上猪肉。母亲养不少鸡，繁殖了不少鸡。鸡蛋却舍不得吃，换了钱。我承认，我在吃的穿的用的方面已超出了家人，有时也就忘记了父母弟妹。另一方面，我又那么重乡土，常想起母亲做的饭很香，哪怕是野菜闷饭或酸菜包子。
　　 天黑了。我找来一张钢丝床让父亲躺着，母亲和珍妹挤在木板床上。我靠在我的座椅上，不时帮母亲伺侯珍妹。父亲要我同他挨着睡，可我能睡得着吗?珍妹的精神异常亢奋，重复地诉说她内心的痛苦，哭一阵又笑了。笑比哭更使人悲凉。只是能少许闭一会眼睛，梦里的哭诉调子不那么高了。精神的狂躁，倒致体力的虚弱，她几乎上不去床，蹲不下身子大小便。尿频，又便秘，还发着低烧。我这才感到，珍妹的灵与肉都在备受折磨，以至坠入一个混沌的世界。
　　 母亲不停地像端小孩撤尿似地端着珍妹大小便，我看母亲实在支撑不住，只好替换母亲。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我抱着也累。我觉得，珍妹的这种病，已使一个十分爱面子的姑娘失去了一种羞耻的能力，这是谁的罪过呢?疾病在这个时候，把一个成熟的人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理的孩子。
　　 可是，我们能有丝毫的怪罪珍妹的理由吗?她是孩子，一个病得可怜的孩子。
　　 珍妹小我十多岁，母亲生她时的情景我还记得。按说我已上了镇上的完小，但我记得那天是呆在家里的。上午，母亲还在沟里挖地，回来时胳肢窝下夹一捆柴草。她为父亲还有老祖父和我们几个孩子弄完饭吃，就说肚子疼，上炕躺下了。那时，老祖父和我们一起过日子，他老人家心急，就隔着门叫我母亲：“吴家娃，叫不叫他婆去?”母亲姓吴，老祖父总这样叫她而不叫她的名字。母亲说不用，躺一会儿就好了。过一会儿，就从土窑里传出孩子的啼哭声，那是珍妹向人世报到的声音。母亲已独自用做针线活儿的剪刀剪去了脐带，将一个独立的生命交给人间了。